《存在感》前记
李庆西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个人阅读史、在场 / 不在场、四十年樽俎之间。这些混合着记忆与感触的札记,陆续写于最近两年。
前边两部分最初写在微信朋友圈里,不能说只是写着玩儿,是从那些记事中梳理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自有特别的意义。写阅读史时每天在微信圈里发送一二则,发到二十则左右,赵园先生来问,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写成一本书?那时倒没想过这些。几乎与此同时,《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发来微信询问写作计划,我说大概写一百则左右吧,他说他们想用,我颇受鼓舞。在微信圈里发到四十则的时候,韦健玮兄表示喜欢,想要拿到《北方文学》连载。健玮是我大学期间宿舍上下铺的哥们,但既已答允别处,只好跟他说另外再给你写吧。于是,又另辟一题,还是先在微信圈里发给朋友看。健玮不时上来点赞,我这就更来劲了,结果比阅读史那块写的更多(其实阅读的记忆也是这块的主体)。当然,还有许多朋友和未曾谋面的微信联系人给予关注,并建议我将这些文字汇集成书。书中第三部分内容有所不同,是之前给《上海文化》写的回忆文章,胪述八十年代以来自己所亲历的文坛往事。
![图片](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22/07/0613/248077427_5_2022070601220581.jpeg)
现在将三者合为一书,说是敝帚自珍,说是野人献芹,都有那个意思。年届七旬之际,从记忆中翻检出这些谈资,也算是“倚老卖老”。不过,书写的内容能与朋友们的精神生活有相通之处,使我觉得晚年的写作不仅是聊以自慰,大概亦能接会更多的读者。其实,书本和书本以外的世界,都有不少原先未曾意识到东西,那些记忆尽是碎片化的印象,其中并不涉及任何重要事件,零零散散抖落开来,倒也让自己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对阅读本身的进一步理解。说来我这一生比较简单,除了在北大荒下乡九年,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待过一年,其余的年头不是在校学习就是从事图书杂志编辑工作,总之都与书籍相伴。即使在农村和工厂的十年,读书亦是人生要事,阅读的记忆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除此还有一些亲历的文学活动和出版事件。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今生今世亦是一种文学存在。不似“诗与远方”的高蹈和浪漫,实不无“道在屎溺”的感知与体悟。
书名取作“存在感”,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略似网络微信所谓刷存在感。采用这个嘲谑性俗语,不是非要作为自我解嘲。在个体意识很容易被泯灭的时代,往往只能从阅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某种寄托,作为性情、趣味或曰心灵之归宿。因之,记录这些往事与随想,我想藉此尽可能写出自己真切的感怀之言,尽量不作人云亦云的说辞。书中有一则回忆早年听一位前辈谈读书门径,虽说跟治学无关,却使我后来对文本特性产生某种领悟。那时向老人请教,太史公《五帝本纪》记述的事情是否可信?《项羽本纪》鸿门宴那番描述是否虚构?等等。老伯劝我别费这种脑筋,正史上这么说,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他是说,历史是因那种书写而存在,所以你没法证伪。他劝我多读野史笔记,那时我还没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从书架上取了《涌幢小品》《五杂俎》让我拿回去看。现在理解他的意思是,史官的记述很可能是带有某种大意图的建构,而野史笔记多是士夫卸职归田后的遣兴之作,多少能够见其个人心性。这种文本分辨,使我在阅读中注意到叙述主体的存在方式,显然对自己的写作亦有启示。
我一直羡慕古人笔记和读书札记的著述文体,因为行文随意自在,并不羁束于学理之中,亦往往无意识地逸出思想樊篱。踞蹐苦逼之世,文体与叙述之率性,总还让人能够喘一口气。想起《中庸》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宋儒疏曰“性即理也”,本来或是一个富于思辨性的命题,可是将一切归诸于“理”,难免颠覆了日常认知,又何来率性之说。理学倘若真是心性之学、性命之学,自古以来读书人不至于有那么多的压抑。明儒关于心性的讨论多少是一种进步,明季士人重心性,讲性灵,像何心隐、李贽诸辈几乎摸到了新思想的起点,只是苦于未能迈过儒学内卷化的泥淖。有人认为正是当日知识者的分歧与争斗,导致帝国的崩溃,可是那种黑暗之国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又扯远了,看来也不能一味地率性而行,这一不小心就不知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非常幸运地得到师友们鼓励和嘉许,有吴亮兄热心为本书做序,更赖育海兄和胡晓明先生费心操持编辑出版事宜,这里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庆西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