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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拓跋焘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大力推行道教，让道教成为国教。随着道教的复兴，佛教开始没落，并遭遇一场浩劫。公元441年十二月，寇谦之对拓跋焘道：“陛下以真君的名义统治天下，建立静轮天宫大法，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事，应该登台接受符书彰显圣德。”拓跋焘同意了。公元442年正月初七，拓跋焘备好车驾，打着全青色的旗帜来到道教神坛前接受符箓。从此，北魏每位皇帝即位时都要接受符箓。寇谦之又奏请建造静轮宫，并一定要建得高到人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目的是想伸向天上与天神相接。崔浩也力劝拓跋焘兴建，为此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财力物力，几年尚未完工。太子拓跋晃劝谏道：“上天与世人的道不同，谁高谁低已有定分，二者不能相接，乃理所当然之事。现在我们白白地浪费财力物力，百姓也疲惫不堪，做这种无益之事，有什么用呢？如果一定要照寇谦之所说的去做，儿臣请求将静轮宫建在万仞高的东山上，可以事半功倍。”拓跋焘不听，继续施工。这一年，凉州人徐桀告发李顺在评定文武百官的等级时收受贿赂，致使所定等级极不公平。拓跋焘勃然大怒，又想起李顺包庇沮渠氏的事，以欺君误国之罪命令他自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李顺接连在两件大事上受贿，将自己送进了深渊。而随着李顺和刘絜的先后倒台，崔浩在北魏朝廷更加如鱼得水。之后，崔浩经常向拓跋焘进言，认为佛法虚幻荒诞，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部灭掉，拓跋焘逐渐萌生了禁佛的想法。公元444年正月十二，拓跋焘下诏曰：“王公以下至平民，私自在家供养僧侣、巫觋的，一律送到官府。超过二月十五而不交出者，处死僧侣和巫师，私藏者满门抄斩。”二月十四，拓跋焘又下诏曰：“王、公、卿、大夫的儿子都要送到太学读书，而百工、商人之子，都要学习并继承父兄的职业，不能私设学校。违反规定者，老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抄斩。”这两道诏令，前者是关于禁佛的，后者是关于教育的，基本上规定死了北魏臣民的宗教信仰和职业选择，是对意识形态的残酷管制。北魏自从进入中原，虽然经常使用儒家礼仪来祭祀天地、祖庙和各种神灵，却仍在沿循旧俗，祭祀的胡神多如牛毛。六月，司徒崔浩请求只留下符合祭祀典章的五十七所神庙，其余重复的神庙和过小的神祗都取消，拓跋焘同意了他的建议。九月十五，拓跋焘再赴漠南，准备继续讨伐柔然，郁久闾吴提闻讯远远逃走，讨伐行动又被迫停止。不久，郁久闾吴提去世，儿子郁久闾吐贺真继位，号称处罗可汗。公元445年八月，拓跋焘到阴山之北巡视，下令发动每个州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本州警戒，等待命令，然后把五千多户不同民族的百姓迁移到北方边地，让他们放牧牲畜，以引诱柔然。然而，尚未等到柔然南下，北魏先和刘宋打了起来。起因是这一年的北魏到处传播一则谣言，宣称“灭魏者吴”，一些百姓信以为真。是年秋，卢水胡人盖吴借机在杏城聚众反叛，胡人争先恐后响应，部众超过十万人。接着，盖吴派同党赵绾到刘宋，上疏请求归降。十月初三，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率兵征讨盖吴，却战败而死。之后，盖吴的部众越来越多，百姓都渡过渭水逃奔南山。眼看盖吴越闹越大，拓跋焘亲自征调高平敕勒骑兵奔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领并、秦、雍三州的军队屯居渭水之北。十一月，盖吴派别部白广平劫掠新平，安定胡人群起响应。不久，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之后，盖吴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劫掠临晋以东，一路向西劫掠长安，前者被北魏将军章直击败，掉入黄河中淹死达三万多人，后者在渭水之北被叔孙拔击败，又被斩首三万多人，损失惨重。河东蜀人薛永宗也聚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由于闻喜没有驻军，县令惶惧不知所为，本县人裴骏率领乡豪对抗，薛永宗引兵撤退。于是，拓跋焘命薛谨的儿子薛拔纠合宗族乡里百姓，在黄河边上建造营垒，以此切断盖吴与薛永宗相联系的道路。十一月十五，拓跋焘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人率两万骑兵讨伐薛永宗，派殿中尚书乙拔率三万骑兵讨伐盖吴，派西平公寇提统领一万骑兵讨伐白广平。公元446年正月十四，拓跋焘率军抵达雍州，临近薛永宗的城堡，崔浩道：“薛永宗不知道陛下亲来，军心一定很放松。现在北风正急，应该趁此机会赶快攻打。”拓跋焘深以为然。正月十六，北魏军突然包围了薛永宗的营垒。薛永宗出来迎战，结果大败，和家人投入汾水自杀。他的族人薛安都在此之前据守弘农，听说薛永宗败亡后，放弃弘农投奔刘宋。薛安都年轻时以骁勇著称，精通骑射，喜欢结交游侠，兄长担心他引来祸事，薛安都便与他们分家，另寻住处，家中财物分毫不取，与他有交情的人都争相馈赠。后来，薛安都帮助北魏秦州刺史北贺汨平定胡人白龙子，被封为雍秦二州都统，总管二州事。投奔刘宋后，薛安都逐渐成长为一代名将。听说盖吴驻扎在长安以北，拓跋焘认为渭水以北没有粮食和青草，就打算渡到渭水南部，沿着渭水向西挺进，为此询问崔浩的意见。崔浩回答道：“打蛇先打头，头被击破，尾巴就无法调动。如今，盖吴的营地与我们相距六十里，派轻骑前去攻打，一天就能到达，也一定能击败。打败盖吴后，我们再南下长安也不过一天，多一天的辛苦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从渭水之南进发，盖吴就会进入北山，我们一时半会儿是平定不了他们的。”这一次，拓跋焘没有听从崔浩的意见，坚持从渭水南岸向长安进发。正月二十六，北魏军到达戏水。盖吴得到消息后，果然全都分散进入北山，北魏军一无所获，拓跋焘后悔不迭。二月初二，拓跋焘抵达长安，进入一座寺院，沙门请拓跋焘的侍从喝酒。侍从来到沙门居处时，无意中发现了许多兵器，遂告知拓跋焘。拓跋焘勃然大怒道：“这不是沙门应该使用的东西，他们一定是盖吴的同党。”命令有关部门将全寺院的沙门都杀了。查封寺院的财产时，有关部门又发现了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们所寄藏在寺院数以万计的东西，以及沙门用来藏匿妇女的地下密室。崔浩趁机劝说拓跋焘将世上的沙门全都斩尽杀绝，并毁掉各种佛经佛像，拓跋焘接受了他的建议，寇谦之极力劝阻，崔浩不听。于是，拓跋焘先杀了长安的沙门，焚毁佛经和佛像，并下诏给留台，让拓跋晃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沙门的办法去做。拓跋焘在诏书中宣称：“从前，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邪伪，扰乱天常，这是自古以来九州未有之事。佛法夸张荒诞，根本不合人的常情常理，还导致政教不行，礼义大坏，普天之下，荡乏穷困，村镇都变成荒丘废墟。朕秉承天意，想要除伪定真，恢复伏羲、神农之治。从今以后，胆敢事奉胡神以及塑造神像、铜像者满门抄斩。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不是朕，又有谁能消除这历经多少代虚假的东西呢？有司要通告在外地征战或驻守的各位将领、刺史，凡佛像和佛经等都必须捣毁焚烧，沙门不管年纪大小全都活埋。”拓跋晃一向喜欢佛法，接到命令后，他有意拖延，使远近寺院的沙门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办法脱身，许多沙门因此幸免于难，有的把佛经佛像藏起来，北魏境内的佛塔、寺庙遭此浩劫，全都不复存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灭佛事件，沉重的打击了佛教的传播。此事的发生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崔浩的力劝，没有他拓跋焘不会如此坚决；二是盖吴的叛逆，让拓跋焘迁怒于沙门。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佛教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严重影响了北魏的经济结构和赋税收入。寺院经济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称之为僧祗（音同知）户。他们每年需向寺院输谷六十斛，而寺院却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埋下了朝廷和寺院间矛盾的伏笔。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双方的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多，又不能有效劝导民众，甚至包庇叛乱，严重影响税收和统治秩序时，双方的矛盾就变得尖锐了。对于北魏来说，每当寺庙多一个僧徒，即意味着朝廷少一个丁男的赋役。寺院有其法律，有其武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等于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佛国越多，对统治基础的威胁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拓跋焘废佛是有理由的。但不管出于什么考量，拓跋焘的灭佛之举都是值得批判的，是一大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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