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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纪慈恩 ■图｜ 网络 ■编｜ 春明 在周恩来诞辰的那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转发歌颂周总理的文章，他说，“如果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和那时的国家领导人一样，今天的中国该会是多好！” 我在下面留言，“那得今天的人民和那时的人民一样。” 人民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 是人民已足够超脱，而政府远远不足？ 是政府有着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人民已完美？ 还是相辅相成，政府即是人民，亦或者政府只是一个缩影的集体表现形式，其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 我们不否认政府有问题，只是，政府的问题即是人民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即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改变世界，从来不是某一类人或某个职业的责任，什么时候世界会被改变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愿意承担起每一个当下的责任——每一个当下发生的事都与你有关。 为什么滴滴打车没有出现在5年前？很简单，那个时候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足够支撑。 为什么高铁的普遍没有出现在1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需求不足够多。 为什么心理咨询没有在20年前风靡？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顾不上心灵问题。 所有的服务的出现都是因为需求到了，并非全部是因为“失职”。 舒缓治疗是我们都关心的事，而关于舒缓治疗，我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就是抱怨——“国家没有这样的医院”“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而，舒缓治疗真的仅仅是制度的问题吗？ 试问，如果今天每个公立医院都建立了安宁病房，关于舒缓治疗的问题是否就会解决？是否每个人就可以欣然的放弃化学治疗平和的接受舒缓治疗了？ 我们认为是手机、电子游戏、抖音、综艺节目影响了孩子好好写作业，是否这些全部消失，孩子就会好好写作业了？ 当然不是！ 那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你的历史。 在舒缓治疗没有成为主流治疗的今天，其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01 病人没能力为自己做选择 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问到学生一个问题，“当病人生了病，谁来做决定？”几乎所有人——或者说所谓“正确答案”应该是“病人做决定。” 我们先姑且不谈你是否和病人说了实话——他自己做决定的前提是要知道真相，我们今天来谈的是病人是否有能力做决定。 在我的临床工作中，我看到，病人根本不敢做决定。 你回到你现在的生活中，你是否敢为你现在的生活坚定的做出选择？比如，现在这份工作你不喜欢，你是否就敢说，好，那我就辞职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你敢吗？ 你是否要想我辞职了会损失什么？我的伴侣、父母会说什么？如果那个理想的生活不如现在怎么办？ 那当一个病人在面对比辞职大一百倍的死亡的事情上，你认为他有能力承担责任吗？ 做选择＝承担责任，他不是不知道选择是什么，是不敢承担责任。 02 历史遗留下的传统 “你说的都对，我就是做不到。” 这是很多家属在面对舒缓治疗时的困惑。 他们继续痛苦的治疗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舒缓治疗，是“做不到”。 传统的枷锁太重了，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一件事是“对的”，就“我行我素”。 你问病人，你怎么想的？ 就好像你的老板看到你好像情绪不佳，问你，怎么啦？今天心情不好？ 你是否会说，是的，我心情不好。 当我们承认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可能在家里，可能在很好的朋友面前，可能在我们需要谈论这件事才有必要承认这一点。 而当你这样问病人的时候，你是否给了他足够安全的空间？ 我们的社会环境并没有教会我们说实话，在今天的普通的生活里你都没有说实话的能力，怎么确保在“死亡”这个对中国人极为敏感和回避的话题上，病人有能力说实话？ 当我们表达意愿的时候，这个意愿里包含着很多意愿。 你问病人，你怎么打算的？ 他会想：如果我不治了邻居会怎么想，亲戚会怎么说我的孩子，孩子们是怎么想的，我这样说他们会不会难过…… 这一系列思绪过去以后，那个意愿还是“我”的意愿吗？ 这是我们的传统给我们带来的枷锁，我们很难立刻摆脱。 就像应试教育一样，我们一直在抨击应试教育，可是我们也依然在践行它，它不好啊，你为什么不抛弃它？ 也因为历史，它是不好，可是我就是做不到离开它。 就像化学治疗一样，我们知道它痛苦，可是不继续它，我的良心就是不安，我也没有办法。 03 承担责任的问题 谁来承担责任？ 这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任何社会属性之下，它都是一个问题。 当所有和你得一样病的人都在化疗，你是否敢放弃？当我们得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接纳这样医疗得社会得时候，当“舒缓治疗”不是主流治疗，当你还是一个“特例”的时候，你要承担的责任太大了，而大多数家属不敢，也是情理之中的。 舒缓治疗是好的，几乎没有人否认过它，然而，为什么它没有被大多数人选择？ 就是不敢承担责任。 从病人的角度舒缓治疗是好的，可是如果你让家属背负的枷锁太重，她的后半生都因为她做了这个选择而有着沉重的压力，她成为潜在的癌症患者，那意义是什么呢？临终者很重要，难道活着的人就不重要了吗？ 我见过很多病人家属，在放弃了化疗之后，一直在纠结和不确定中，始终背负着“我没有尽到力”的枷锁，郁郁寡欢，有了或重或轻的心理疾病——如此一来，我们就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在制造另外一个问题。 这一切，都与制度无关，与政府无关，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历史创伤没有解决，我们的那个时代还需要时间来沉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需要更多的力量去承接。 政府并没有高人一等，也并不是救世主，它就是我们的呈现，你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我们抨击腐败，谁又没有在单位占过小便宜？ 我们嫌弃社会黑暗，可是谁又不是在可以抗争的时候选择自保？ 我们怪社会不够善良，我们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 我们埋怨很多部门没有人情味，你又有多真心热爱你的职业？ 我们是一样的啊！ 这个社会有的一切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呈现着，只是，让别人承担责任更容易罢了。 在青海旅行的时候，我们包的车爆胎了，在街边拦着求帮忙，几乎所有外地车牌的车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司机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帮助外地车牌的人。 大抵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吧，是我们不再相信善良，我们相信交易，相信回报，相信等价。究竟是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失去，还是因为失去所以才不相信？ 不知道。 但我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要介意是否换得等价的回报，做你觉得对的事，如果做好事是为了得到好报，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伪善。 社会自然有它的问题，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什么时候，它永远有问题，在社会服务发达的澳洲和英国，它仍然还有新的社会问题，解决了这个，还会有下一个等着你，你永远都有新的问题，社会越发达，社会问题的种类越多，不过是问题的内容不同罢了。 我是个懒惰的人，我选择最省力气的方式： 如果我觉得抛弃孩子的父母太残忍，那我就去给那个孩子爱，让他拥有他失去的爱，要比咒骂他的父母更有用； 如果我不满现在的养老服务，那我就去建立我满意的临终关怀服务，要比等待和埋怨政府的作为更快捷； 如果我不喜欢现在的生活，那我就去建立我喜欢的生活，比抱怨社会为何这样混蛋让生活更美好； 如果我对我的国家感到不满，就去改变那些不满，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过，你就在制造那些不满。 当我们对雾霾感到不满的时候， 我们为雾霾做过什么； 当我们对黑暗感到愤怒的时候， 我们为光明做过什么； 当我们对社会感到失望的时候， 我们为改变社会问题做过什么。 如果你的答案是什么都没有， 那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抱怨， 如果你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解决方案只有一个： 去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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