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说自己是“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经历堪比谍战小说，95岁因《让子弹飞》走红，近日推出甲骨文研究笔记。 |作者：许晓迪 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上映，改编自《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首映式上，姜文笑言：“马老是我的保护神。古人有言：'信马由缰（姜）’嘛。” 这一年，马识途95岁，坐着姜文的“子弹”再度飞入大众视野，尘封多年的《夜谭十记》也被发掘出来，成千累万册地赶印。一些年轻人找他签名，亲热地自称“粉丝”。
· 《夜谭十记》。 11年后，2021年1月22日，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蔡林君随社长黄立新拜访马识途后，抱回了三大卷甲骨文研究笔记。 刚过完107岁生日的马识途，那天兴致勃勃地说了好多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事儿，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学生，充满学习的激情。”蔡林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当年，意欲在文字学中深耕的马识途，因革命需要离开昆明，所有笔记文稿付之一炬。此后，他冒险犯难，九死一生，战斗到1949年，又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如此70余年，与甲骨文绝缘。 大师们的谆谆教诲，马识途念念不忘。2017年，写完《夜谭续记》后，他开始投入古文字研究，历时3年多，即使中途生病住院，也记挂着书稿，一出院又立马进入工作状态，废寝忘食。
· 《夜谭续记》。 编辑书稿的过程中，蔡林君震惊于马识途的高效。3月23日，她把排好的大字版校样带给马识途，5天后收到微信，让她取回。“马老看着那一摞纸，很得意、很自豪的样子，像是说，'我都看完了啊。’”他的女儿马万梅告诉她，马识途这些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拿着放大镜一页页地核查书稿，几乎一动不动。 书中的甲骨文，蔡林君请了书法家重新撰写，为此要借马识途的原稿一看。“听我说要借走原稿复印，马老手按在稿子上，恋恋不舍的，直到我说出'明天一早就还给您’，才松了手。” 这是一份弃学70余年的学生迟交的作业。如果回到1941年的昆明，让那个26岁的青年再做选择，他会何去何从？是走向象牙塔，还是置身十字街头？ 107岁的马识途说，不会做第二个选择：“我入党就宣誓：终身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 马老的新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笳吹弦诵在山城 80年前的秋天，马识途来到春城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 这一年，他26岁，作为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和少男少女们一起参加食堂的“抢饭战斗”，泡在茶馆里读闲杂书、论天下事。教室是土坯房，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叮咚咚地淹没了讲课的声音；先生们穿着寒碜、面有菜色，却是八仙过海、百家争鸣。马识途见过南北两个大教室的对垒，南边的教授听到北边的教授批评自己，跑过去当面对峙，两人吵得面红耳赤，然后互相握手，一同有说有笑地回家去。 “教授天团”众星璀璨，有的课程火爆，窗口挤满旁听的人；有的则出名的冷门，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专修的只有五六人，马识途是其中之一。在新书中，他凭记忆复现了当年的课堂。
· 唐兰。 第一堂课，唐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又画上两个奇特的字符。这副对联讥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唐先生指着黑板上“东”“西”两个古文字：“骂得就是他们——不是东西。” 最后一堂课上，唐兰的“送行谈话”更是真切动人：“古文字学知识浩如烟海，涉足其间的人不多。有的人在海边才湿了鞋，眼看波涛汹涌，就知难而退了；有的人下海游了去，也有半途而废的，还有被水给淹没的。只有很少的人有坚强的意志，会锲而不舍、乘风破浪，向隐约渺茫的彼岸奋勇前进，虽不免载沉载浮，吃不少苦水，终会到达彼岸……相信学术的道路虽然崎岖，但总有中国人不断探索，哪怕不过识破一字，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山河沦陷、硝烟炮火中，唐兰、罗常培、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家，笳吹弦诵在山城，致力于中国文明密码的破译与传承。而对马识途来说，闯入文字学的大门，却是一场“别有用心”的计划。
· 1940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北郊大普吉镇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当年，国民党特务四处追捕我，南方局领导令我走避昆明，长期埋伏。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我化名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学生。”马识途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革命工作，正为此，我必须学好学术课程，当然吃力，但有兴趣。”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以一本方言记作为毕业论文的“高龄学生”马千禾，是中共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而这样的“改头换面”，马识途已经历过多次。“马千禾”这个名字，就是他再三试验墨色和字体后，在高中毕业证的名字上添了那“天衣无缝”的一撇。而那个本来的名字“马千木”，对他已十分陌生。
九死一生 1931年，少年马千木走出兵匪猖獗的四川，远赴北平，报考高中。此后7年，他浪迹京沪，随逃难的人群爬上火车车顶，一路拉扯照应；和参与“一二·九”游行的学生踏平铁丝网，勇往直前。因怀揣“工业救国”梦，他考入中央大学化工系，抗战爆发后，一度想去大茅山打游击。
· “民青”部分成员和美国友人在一起。前排右一为马千禾，即马识途，时为“民青”二支部领导人。 1938年，马识途对着两本书中的党旗图案和马克思照片，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决定改名“马识途”，意为找到道路，老马识途。这一年，马识途23岁，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他奔走于湖北农村，有时扮成收山货的商人，混入土匪窝；有时扮成小贩，挑起担子游乡串院；有时则“本色演出”，扮作寒酸的知识分子。路上吃粗劣的苞米加红苕饭，就着辣椒萝卜青菜；晚上住在鸡毛野店，被臭虫、虱子咬出一身疥疮。有一次，他披上国民党军官的“老虎皮”，做了一个军粮督导员，因为记账时太规矩，被老会计指点敲打，只能随着他们假装“贪污腐化”起来。 1939年底，经组织批准，马识途与刘惠馨结婚。他们的家在湖北恩施一处柑橘园中，那里也是鄂西特委的交通站。两个年轻人快乐地做起了诗： 我们结婚了/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我们也找到了证婚人/可不是亲戚或社会名人/而是我们遭遇的艰辛/我们也找到了介绍人/可不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媒人/而是我们矢志不渝的革命/……我们永远不会分离/直到我们该永远分离的时候。 “分离的时候”来得如此快。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鄂西陷入白色恐怖中。因叛徒出卖，特委书记何功伟、妇女部长刘惠馨被捕，1个月大的女儿也随母亲关进监狱。马识途强忍悲痛，疏散组织，转移同志，只身赴重庆，夜上红岩村，按照“长期埋伏，继续力量”的指示，奔赴昆明。 这一年11月17日，刘惠馨、何功伟壮烈牺牲。此前，马识途的三哥马士弘曾到狱中探望这位共产党弟媳。4月的天气，她穿着空心棉袄，内衣撕了做尿布；没有奶，就把馊饭嚼烂，一点点喂给孩子。看到兄长难忍心酸，刘惠馨从容一笑：“三哥，你婆婆妈妈的干吗。” 一年后，马识途为战友和妻子写下《遥祭》：“你用鲜血把人民的红旗，染得更为鲜艳而美丽。我将举起它，永远向前，再不流辛酸痛苦的眼泪。”
· 1947年的马识途，这是他在地下工作时期唯一的一张照片，两撇胡子是为了摆脱特务跟踪、紧急时刮掉。 此后的生活，是虎口脱险、九死一生。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叛变，马识途坚持留在成都，指挥组织疏散。他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改了发型，刮掉八字胡，黑框眼镜换成假金架子眼镜。平常戴的罗宋帽、穿的风雨衣，翻个面就成为另一套行头。他想了一个假名“张司光”，亲手制作假身份证，危急时“司”字左边加一竖，“光”字头上改一笔，就能以“张同先”金蝉脱壳。为去香港汇报工作，他打扮成一个猪鬃出口商，搭着“三青团”包的商车逃出成都；绕道贵阳、柳州，混在商人堆里去妓馆吃“花茶”，混过宪兵的检查；到达广州后，又西装革履打扮一番，大模大样地登上头等车厢，终于平安到达香港。 这一年12月，当马识途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随解放大军进成都时，他想起几个月前那场险象环生的逃亡。此刻的成都，锣鼓鞭炮齐鸣，群众载歌载舞，花束漫天抛撒。第二天，全体地下党召开第一次集体大会，当马识途响亮地说出“同志们”三个字时，全场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他们有的从大雪山区的游击队赶来，脸上还见风霜；有的刚刚走出监狱，脸色苍白，铐痕犹新；有的刚做完策反工作，还穿着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更多的同志，没能走进欢乐的会场，永远地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开夜车写作 为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马识途》，导演梁碧波带领团队，沿着马识途的生命轨迹实地走访了一遍。他们找到当年马识途和刘惠馨生活、战斗过的鄂西特委交通站。“资料上说，那里有一片红色的山岩，当时根本不信。到当地一看，真有一大片山岩，像一面红旗，特别震撼。”梁碧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刘惠馨牺牲19年后，马识途在北京找到了他们的女儿。1960年“五一”节那天，父女二人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热泪横流。“一种负疚的感觉猛袭心头，我是应该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了。”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因为偶然写了一篇小说《老三姐》，被作协书记处的领导发现了“富矿”，于是半推半就地写起小说，不为出名图利、在艺术殿堂占一席之地；只为服务革命、教育青年。一个个短篇，都是他加班开夜车，抓开会时的会前会尾，一点点写成的。 1960年夏天，马识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一连开了180多个夜车，回家面对桌上的稿纸就开始头疼。主人公柳一清、贺国威的原型，即是刘惠馨、何功伟两位烈士，马识途写出了他们的钢铁意志，也不回避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夫妻爱、骨肉情、父子恩。彼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杀气腾腾，小说几经删改，“所有流泪的地方都把眼泪抹去”。
· 1962年，马识途全家合影。 1966年，《清江壮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个月后，成为60部“大毒草”作品之一。“文革”中，作家阿来读到了这部“禁书”。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时的革命叙事都是'样板戏’那一套，看似光辉无比，实则假大空。《清江壮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我们这些中学生享受了读'禁书’的快感，也看到了革命更艰难、更曲折、更真实的一面。” “禁书”的作者马识途，此时已斯文扫地、家散人亡。这个“老革命”被“造反派”押上卡车，戴着高帽游街，“当众演猴戏”；还被安排劳改，每天打扫厕所。他把那个臭气熏天、尿水横流的厕所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写了两张告示，让大家遵守公德，“小便向前一步”“屁股对端，大便入坑”，下面署上“本所所长白”。三天两头，他被各大单位“订购”去批斗，渐渐习以为常，索性低头默想几句打油诗：“今天革命叮当响，明天枷锁锁革命。造人反者人恒造，有理无理何能分。满街吹打谁上台，喇叭声里又一年。谁上谁下我何干，拉上窗帘袒腹眠。” 在昭觉寺的“文明监狱”，马识途被“监管”了6年。在这里，他除荒草，整道路，垒洗衣台，修洗澡间，还把西园空地开垦出来，种菜栽花。因为总要写交代材料，墨水稿纸供应充足，利用这个“优势”，马识途重操旧业，将记忆底层的人和事重新翻腾出来，偷偷写下50多万字的作品和文章。 当文艺的春天到来，这些“地下写作”破土而出，马识途迎来了文学生涯的新生。
“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上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杂志每期刊登马老的讽刺小说，我们追着看。它有针砭时弊的一面，又有四川人特有的那种善意、幽默的批评。”阿来说。 1993年，刘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后被分配去编辑《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稿子是马老从成都寄来的，还附上了他画的一串红辣椒，我们拿来做了封面。”后来，马识途来北京看望住院的人文社老总编韦君宜，刘稚第一次见到了80多岁的老作家，“强壮高大，中气十足，精神头很足”。 韦君宜和马识途是老朋友，一同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1982年，正是她向马识途邀约创作，促成了《夜谭十记》的出版，创下20万册的轰动销量。这部被作者自称“乱谭”的书，以旧中国衙门里的10位穷科员为主人公，他们结成“冷板凳会”，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吹野狐禅。10个故事，上至浮华官场的勾心斗角，下到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俨然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这些故事和素材，都来自马识途的“职业革命家”生涯。韦君宜约他写续篇，马识途欣然应允，开始动笔写提纲。后来，韦君宜突然中风，加之马识途公务繁忙，写作计划就此搁下。 20多年后，95岁的马识途因《让子弹飞》一朝“走红”。他的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搁置许久的续篇写完，其间动笔又停笔，战线越拉越长。后来，癌症两度来袭。马识途抱着当年搞地下革命不畏死的态度，奋力写作。初稿完成之际，医生告诉他，肺上的肿瘤阴影不见了，血液指标也完全正常。他戏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2017年，刘稚来到马识途家，看到了摊在桌上的《夜谭续记》手稿。“马老说现在不能给我看，还得再整理、润色一下。”一年后，马识途来北京参加活动，将定稿交给了人文社。那天下午，刘稚听他讲了一个爱情故事：抗战时期，一位少数民族的女族长，爱上一位归国华侨。日本人把滇缅公路炸毁，女族长带领全族修路，盼着爱人开着车子来相见。“他说，我脑中的故事太多了，但是我老了，写不出来了。” 2020年，《夜谭续记》问世，旧时代的“冷板凳会”变为新中国的“龙门阵茶会”，不变的是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的“乱谭”本色。与新书一同到来的，是马识途一封深情的“封笔告白”，后面附上5首旧体诗。“'报到通知’或上路，悠然自适候召书。”他期待着“天能假岁”，见证党的百岁生日，到那时向马克思报到，也能悠然上路，死而后已。 “我看他感叹老之将至，恋恋不舍的，赶紧去探望。我告诉马老，写完书有点惆怅，这是正常的；但要说封笔，我绝对不信。”阿来说，“他说过，100岁之后，要像小孩一样，一岁一岁地活。101岁是1岁，102岁是2岁，107岁就是7岁。”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快推出时，阿来去探望马识途：“怎么样，没封笔吧？”
· 马识途在书房中练习书法。 笔没封，另一个愿望倒是实现了。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马识途端坐于电视机前，看到空中护旗梯队从天安门掠过、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动得一直小声哼唱国歌的调子。 这位107岁的老人，始终关心着中国与世界。“还有哪些故事，是想继续写给、讲给大家听的呢？”“一言难尽，文缘未了，终身遗憾。”他如此回答。 “子弹”还在飞，马识途的“枪”里还藏着许多传奇。 （感谢马万梅老师对本次采访的支持和帮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