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克劳泽教授与记者托马斯·特拉佩合著撰写的人类史著作《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诞生有几大契机：一个是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绘制，人类基因组的排列顺序确定打开了研究人类进化发展史的大门；二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第三就是2019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仿佛是历史的重演，历史遗传学研究者将人类历史迁徙与历史过往的致命瘟疫结合，总结欧洲历史的考古遗传学知识，比照当今严峻的政治语境，本书在时代框架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全书从2009年冬天克劳泽教授收到来自遥远西伯利亚小女孩指骨开始，书中克劳泽教授第一人称叙述引出用DNA技术构建丹尼索瓦女孩谱系进行原始人研究。历经错误判定在2016年得到修正：丹尼索瓦人携带早期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晚期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似。欧洲人的基因根基在4500年前已经确定下来，而之前的基因迁徙就需要进行考古研究，去探究这些“祖先人群”如何进行“族群迁徙”。 离开非洲，跨越欧亚 2010年研究人员发现欧洲人、亚洲人与澳大利亚人身上分别有着尼安德特人的DNA，因此这为“走出非洲”理论提供了证据。古老的原始人诞生在非洲，然后前往世界各地。在西班牙发现的42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可以估算现代人的祖先可能在22万年前到40万年前来到欧洲，并且和尼安德特人融合。
22万年前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欧洲开始了奥瑞纳文化时期，奥瑞纳人拥有非凡的创造力，末次冰盛期，冰期的威力让新移民格拉维特人这个最成功的欧洲早期居民最终没有战胜冰期而永远消失。在大冰期的末期，一部分奥瑞纳人遇到了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移民进行了融合。巴尔干半岛移民影响了欧洲DNA的形成。基因就如同波浪一般，从巴尔干半岛经由安纳托利亚，最终到达更远的非洲。 气候对整个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冰期不是人类发展的阻力，而是动力。全新世的到来新石器时代出现，人类从原来的狩猎采集部分转为农民和牧民，从流动的人变成了定居的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狩猎采集人群接受了外来事物，并向东向西推进，8000年前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向欧洲各处迁徙，这两大基因塑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两者共存了2000年。这一次移民浪潮让我们在基因上成为今天的我们。4800年前的欧洲移民浪潮中的草原DNA源于东欧大草原的颜那亚文化，这是反方向的移民潮，草原基因向西传播后，和农民基因混合向东扩散。 这几次的移民浪潮形成四大主要板块拼接的欧洲人基因，这中间，有过融合，也出现了瘟疫与暴力杀戮。而不同的文化也跟随移民来到不同的地方，如早期英国居民被携带草原基因的移民赶走，钟杯文化次开始在英国蔓延，最后影响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移民带来了文化，也带来了传染病 智人从直立人进化而来，演变成非洲的罗德西亚人、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与东方的丹尼索瓦人，罗德西亚人演化成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融合。国家博物馆讲解员河森堡在《进击的智人》与同名演讲中就讲到大量和免疫系统、消化排泄系统、皮肤系统有关的遗传性疾病，什么糖尿病、血栓等都来自人类体内的尼安德特基因。 除了基因突变之外，还有一项跟随人类移民开始旅程的就是各种细菌与病毒，比如鼠疫。
如今全世界每年2000-3000人死于鼠疫。曾经在14世纪的“黑死病”夺走了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的欧洲人的生命。经过基因分析技术得知，鼠疫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暴发，为里海北方大草原的移民铺平了西进的道路。令欧洲人刻骨铭心的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造成西罗马帝国长期衰败，这场瘟疫不仅影响地中海，也影响了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 “隔离检疫”就发生在威尼斯鼠疫期间，在不接受治疗的中世纪，一半鼠疫感染者死亡，另外一半获得了终生有效的抗体。 不仅欧洲，鼠疫在19世纪的亚洲，尤其中国，也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腺鼠疫大流行。麻风病是欧洲殖民者带到亚洲美洲，肺结核也是原始初民从非洲游到美洲，而欧洲肺结核又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传播出去导致当地原住民灾难性减少。伤寒、梅毒等疾病给中世纪带来巨大的阴影，虽然抗生素的发明一度让这些病毒销声匿迹，但作者在书中指出：近100年里，在欧洲的细菌性疾病得到控制的基础上，人们仍然没有任何解除警报的理由——我们距离让细菌变得彻底无害还十分遥远。 随着当今社会人类流动性的加强，人类的DNA越来越相似，所谓的民族与“种族”的结构体系已经很难和过去保持一致，单纯靠肤色、语言来分血统、种族是十分偏狭的观点，所谓的文化——语言——民族理论已经不符合民族流动的概念。人类是基因之旅的向导，在数万年智人进化历程中，人类在不断塑造自己。这条行进之路，要时刻警惕应对诸如瘟疫的全球恐慌，也要清醒认知人类发展如何寻求与自然的平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的未来，远虑近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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