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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王孙可以说是《汉书》里唯一的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人。他得以进入传记而名垂后世，仅仅因为他主张薄葬且身体力行。他说：“我死则用布袋装尸体，使身体与土壤相亲。”友人劝他不要这样裸葬，他说：“我裸葬是要矫正世间的厚葬风俗。厚葬对死者没有好处，但世人却用这种方式来竞相攀比，竭尽钱财来陪葬，让它们在地下腐朽。有的今天入土明天就被人盗墓了，这和暴尸荒野有什么两样呢？现在耗费钱财来厚葬，装饰棺木尸首，使它不能与自然合一，死者又不知道自己享受的富贵，生者也得不到那些财富，这叫双重困惑。”整个《杨胡朱梅云传》里，杨王孙的传记文字就是他关于薄葬和自己裸葬的阐述，可以说相比于本书其他好些人，他真正是纯粹的“立言”。这样的言论也反映出作者班固的一种主张，即反对当时的厚葬风俗。 在本书的不少地方有关于丧葬从简的记载。《楚元王传》：“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夫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这是刘向上书阻止汉成帝修昌陵的建议，周公、孔子、季札这样的圣贤都节俭的安葬亲人，实际上是为了方便尸体还归自然，以及不妨碍生者的正常事务。这也不损害他们作为圣贤的名声，他们同样是慈父孝子和恭谨友善的兄弟。《杨胡朱梅云传》：“朱云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土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朱云要求就用身上穿的衣服入殓，棺木只须刚好容下尸体，墓室的土刚好包住外棺，平地立起一丈半（约三点四米）高的坟堆就可以了。最值得留意的是汉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不用金银铜锡装饰而用陶瓦制品，靠山造陵，不另起坟堆，这样的俭朴，就难怪造就中国君主政体里第一个太平时代——文景之治了。 在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里记有一则“苏子瞻说故事辞人干请”：“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单就以上苏东坡讲的两个故事都出自《汉书》，可见世传苏洵以《汉书》教子弟是不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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