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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文学传》载；“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审武帝。帝曰：'袁粲是宋家忠臣。’”这段可与同书《褚渊传》合起来看，《褚渊传》载：“然世颇以名节讥之（褚渊），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褚渊字彦回，本书避唐高祖讳，称其字）。’”“彦回从父弟炤常非彦回身事二代（宋、齐）。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指褚渊）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彦回拜司徒，宾客满坐，炤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 连堂兄弟也看不起褚渊的行为。褚渊受宋明帝遗命辅佐太子登基，最后却把政权交到齐高帝萧道成手上，自己也享受荣华富贵，这样的人即使有“期颐之寿”，也是士君子所不齿的。所以同为宋明帝“顾命大臣”的袁粲虽然没有投效萧氏而为刘宋政权尽忠送命，但时人和后人对袁和褚的评论仍是站在“忠”和“节”一边的。 尽管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烟尘之外来看此事，会认为无论褚、袁或者《南史》作者都有时代局限，但仍必须理解身处事件之中的人的选择的意义。《南齐书·褚渊传》有这样的文字：“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臣请论之：夫汤、武之迹，异乎尧、舜，伊、吕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风规，未足为证也。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褚渊当泰始初运，清途已显，数年之间，不患无位，既以民望而见引，亦随民望而去之。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南齐宗室萧子显的这段议论虽是为褚渊辩护，但也未尝不是从理解的角度出发，发的一段较为平允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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