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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俞传》载：“ 舜俞上疏云：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不过展转计息，以给为纳，使吾民终身以及世世，每岁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展转计息”、“每岁两输息钱”已经说明新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又哪里有“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好处呢？如此，则新法病民就太甚了，无怪乎它要失败了。 《滕元发传》载：“元发在神宗前论事，如家人父子。王安石立新法，天下汹汹。恐元发有言，神宗信之，因事，以翰林学士出知郓州。”这里滕元发还没有说什么，王安石就估摸着他要反对自己，怕神宗信其言，找件事把他挤出朝廷。这种事与前面变法期人物升降相似，也益发显出王安石变法度量不宏。 《李师中传》“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虽然后来历史证明了这种预言，然而用“眼多白”这样的看相来推断他的未来，几近牵强附会和无中生有，倒是和王安石的强盗逻辑如出一辙的，何况王安石并没有像王敦那样有篡位企图。 《陆诜传》载：“青苗法出，诜言：'蜀峡刀耕火种，民常不足。今省税科折已重，其民轻侈不为储积，脱岁俭不能偿逋，适陷之死地，愿罢四路使者。’诏独置成都府一路。”陆诜以为蜀峡农耕水平低，人民无节蓄以应付青苗利息（如前文陈舜俞所疏），如果坚持推行新法，只会置川峡人民于死地。可是新法只停置成都府一路——陆诜建议停置川峡四路青苗使者，可见新法执行得多么不切实际，最富庶的不推行，反推行于贫瘠的夔、梓等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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