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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熙亭文存之七十七篇： 苏轼传
第三章 致君尧舜 二 苏辙退出条例司 苏轼原为京官，还朝不久，参照原职，授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辙原为齐州军事推官未赴。此时变法初起，神宗皇帝下求言诏，朝野议论，士大夫纷纷上书言事。最初苏轼表示沉默，倒是苏辙于三月作了一道《上皇帝书》。苏辙自进士及第13年来，两次授官皆未到任，他所上书一如应举时作文章，通篇都是大道理。开宗明义写道： 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财者来去，虽求财而益之， 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 可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害财者：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文章依次展开，用了五千余言，逐一陈述“三冗”之害和去“冗”之 法。最后总结道：“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益，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 此臣所以大惑也。”神宗久闻“二苏”大名，卒读其书，不禁感到茫然：“不事其本而举其末”，当然是指理财了，国家不理财，官兵无以为食， 如何得了！乃批付中书阅处，自言自语道：“果然能去三冗，宰相也作得了。”安石阅过，其文引经据典，纵谈横议，颇似西汉文章，但只限从书中求道理，发书生之空论。正当用人之际，取其所长，命苏辙作了“制置三司 条例司检详文字”。当时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盖因神宗皇帝 即位之初，所谓“积贫积弱”已十分严重，大宋“百年之积，唯存空簿”， 甚至穷到连英宗丧事都办不起了，“营造山陵及忧赏土卒，所费不资”。国库匮乏到这种程度，还要向辽国纳岁币银20万两，绢30万匹；向西夏纳岁币银7万两，绢10万匹，茶3万斤。20岁的新皇帝要改变这种困境，遍询诸臣，问以治道。司马光上疏，“论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赵抃（biàn）上疏，“言任道德、委辅弼、别正邪、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争十事”。二人所言皆不切时用，其他大臣均被政潮所苦，神宗只好去问元老重臣。他先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文彦博一言不发。又召富弼 入对，富弼知帝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司令人窥侧。”又问边 事，富弼曰：“愿20年口不言兵。”这时曾公亮、韩维等众多大臣，推荐王安石“文学器业宜应大用，真辅弼之才也”，乃“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多次召安石入对，或在迩英殿讲读罢，独留安石纵论天下事，安石上百年无事札子后，神宗曾对他说：“昨阅卿所奏至数遍，可谓精到，计治道无出此。卿必一一经划，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熙 宁二年（1069）二月，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参大政，神宗问他“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 也。”于是上《乞制置三司条例疏》：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dí）买税敛上供之 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 民财不匮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许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 条例以闻，奏下制置司参议施行。王安石所建议设置的“条例司”，宗旨非常明确，就是要整顿财政积 弊，修订财政法令。此议一出，朝堂即刻大哗：“既有三司，再设条例司， 实添蛇足耳！”“分明是在中书之外又一中书”。北宋“三司”，统管盐 铁、度支、户部，权力相当大：“掌四方贡赋，以总国计，朝廷不预”，三司使俗称“计相”。王安石设“条例司”，不是在“中书之外又一中书”， 而是在三司之上设一个条例司，专门修订财政法令，一体实行。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至少苏辙所言“冗费”没法解决。神宗即位之初，曾用司马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不几天，司马光就说干不了，“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国家“冗费”人人皆见，“裁减用度”，人人皆言，如何裁减，却不是发一通空论所能济事的。必须有一番大的更革，首先要采取组织措施，建立统辖机构。神宗皇帝批准了王安石的建议，郑重其事地颁布《诏 书》： 朕以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后可为也。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于有司，有司能习知其事，则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术也。若夫苛刻之论，朘（juān） 削其下，而敛怨于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闻。神宗诏书的宗旨，也非常明确，设“条例司”经划变法，是为了“富吾 民”，“条例司”不取苛刻之论，不许朘削其下，“唯求洵富吾民之术”。条例司“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王安石是副宰相，陈升之是枢密付副使，二人“领其事”，意在中书、枢 密院各差一人，二人之下未设分司，直对吕惠卿、苏辙等，官称“检详文 字”。神宗应条例司之请，于夏四月“丁巳，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 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可见当时条例司抽调了一班干办，权威不小。十月，陈升之拜相后，曾提出“条例 司”之事当归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神宗不听，改命枢密付使韩绛代陈升之领条例司。至熙宁三年（1070）五月甲辰罢，神宗下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趣成效，其罢归中书。”条例司来去明白，成立一年又三个月，草定新法（计有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等）；整顿财政，“凡一岁用度，皆编著定式，裁省冗费十之四”。以上就是“制置三司 条例司”之始末。最初，苏轼苏辙两兄弟，对“条例司”异议并不大。苏轼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中说：“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悠闲，便于懒拙。却是子由在制置司，颇似重难。主上求治至切，患财利之法弊坏，故创此司。诸事措置，虽在王安石、陈升之二公，然检详官不可不协力讲求也。常晨出暮归，颇羡敝局之清简。”“条例司”设立，变法开始，元老重臣不安。宰相富弼首先向神宗发 出警告，他说：“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新，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唯喜动作生事。”他要神宗能够“守静”，按常法办事，不使小人得逞云云。神宗此时巴不得新法早日颁行，听不进富弼说的这番话，他在忙着去问安石制置条例司如何。安石对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而元老重臣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富弼一动，首先在台谏发生影响，御史中丞吕诲立即上疏劾安石十罪：“一，不修臣节，慢上无礼；二，好名欲进；三，要君取名；四，用情罔公；五，挟情坏法；六，背公私党；七，专威害政；八，凌轹（lì）同列；九，朋奸附下；十，制置三司条例，虽名商榷财利，其实动摇天下，有害无利。且安石唯务改作立异，文言以饰非，罔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神宗皇帝方倚重安石变法，哪容吕诲这般蛮横？六月，罢御史中丞吕诲，使出知邓州。安石新参大政，在朝并无根基，御史中丞吕诲之罢，再一次激起台谏愤懑，刚刚平患的政潮大有再起之势。七月，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钱凯 趁“均输法”出台，上章论新法“奔走商贾之利”，八月癸卯刘琦贬处州酒务，钱凯贬监衢州盐税。知谏院范纯仁不服，再论新法“掊（pǒu）克生 灵”，说吕诲不当罢，刘琦、钱凯不当黜，“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神宗皇帝劝谕无效，罢范纯仁知和州。变法在政潮中逐次展开，朝野谤议纷纭，苏辙感到不安。最初他同安石还合得来，只是觉得安石有点“土气”，不如韩琦、欧阳修有“风度”， 是个“山野之人”，“吕惠卿为之谋主”，因而，“与吕惠卿论事，动皆不合”。苏辙为人寡言敦厚，性情执拗。自谓“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庭”，不屑与吕惠卿斗筲（shāo）之才“并栖”。值青苗法草成，安石拿给苏辙修改：“有不便，以告。”苏辙说：“以钱贷民，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期，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安石以为：“君言诚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看来安石这个人还是能同苏辙商量共事。然而苏辙自以制科出身，公卿见重，而条例司急功近利，有污清名，更不堪与吕惠卿等人为伍，乃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从新法的起草人，一变而为新法的反对派。这一奏状长达四千多字，“从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到兴水利、行募役、均输全盘否定。并同时上了一道辞呈：《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以“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为理由，要求 “除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苏辙论事状和退出“条例司”，不同于台谏论争，他是“条例司”的 人，是变法的参与者，当时给神宗和安石一个很大的刺激，甚至造成某些困难。苏辙在“论事状”中说到“新政始出，官吏疑惑，兵民愤怨，谏争者交章于朝，诽谤者声播于市”，“天下扰扰不安，孰与今日之甚？群臣交口争辩，孰与今日之众？陛下听览疲倦，孰与今日之多？”想象当时局面一定是生动活泼的，也一定很严峻，在苏辙看来不妙，从而感到压力。熙宁二年（1069）八月刚出台一个“均输法”；再有一个月，到九月青苗法出台，谤议才达到高潮，政潮方如洪波涌起。苏辙是提前一个月退出的。当时神宗皇帝阅苏辙的奏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箍捭（bǎi）阖为事。”神宗皇帝又曰：“如此则宜合时事。 何以反为异论？”于是，诏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神宗对苏辙满厚道。不过，“检详文字”是在宰相和皇帝眼前做事，这么一退，苏辙这个人算是被神宗熟悉了，终神宗朝，他一直在州郡作幕职，或作州学教授，没有主过政。但苏辙气量比他兄长就差远了。直到37年以后，68岁上作自传时，还在耿耿于怀：“吕惠卿始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书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 苏辙就是这么个气度，对一个吕惠卿，从31岁到68岁，还在念念不忘，置于贬窜，才算出了一口气。兄弟二人也因此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苏辙退出条例司，在当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到了熙宁十年（1077） 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知徐州想起这段旧事，写道：“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型独守老成余。”那么，当此功利争先之时，苏轼又是如何呢？
郑熙亭：河北沧州人，原沧州行政公署专员，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游寻梦—苏轼传》（东方出版社出版）、《大宋河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熙亭文存》。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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