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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于东京。苏轼、苏辙兄弟护丧，回了故乡眉山。等他们返回汴京时，已是三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回到京师的苏氏兄弟很快就发现，改变可不仅仅是年号，还有整个北宋政坛：治平四年，英宗驾崩，神宗继位。熙宁二年二月——就是苏氏兄弟抵京前后脚——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 （简称“三司条例”），熙丰变法的大幕徐徐拉开。 对于苏氏兄弟来说，同自己父子有过旧怨的王安石执政，此种朝局无疑是让他们难受，但也并不是无解。无论是对王安石还是对二苏兄弟来说，嘉祐年间的种种笔战恩怨，不过是学术观点不和，尚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况且苏轼为人子，替父亲发话乃天经地义，就算是王安石也并不能说什么。更为关键的是，二苏兄弟的 《进策》中都有强烈呼吁改革现有体制的部分，当年甚至还激怒了庆历老臣韩琦：王安石封还词头，韩琦看了还开玩笑说，人家可是连我们这些宰相都看不上，想要古代娄师德、郝处俊那种名臣，你还说他只有可能是谷永？（“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可见，在主张变法改革方面，二苏也足以让韩琦暴跳如雷，同王安石并无二致，况且新党中坚如章惇等人同苏轼交情深厚，托他们转圜，苏、王合作，也未始不可能。  事实上，二苏兄弟回京的工作安排隐隐有此趋势。苏辙因为在 《论时事三状》中提出“三冗”问题，被神宗看中钦定选入变法核心部门“三司条例司”，曾经封还任命他词头的王安石，无疑也是看中他在 《进策》中表达出的政见，对此任命也加以认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轼，神宗本想用他修中书条例，但王安石力阻称：“轼非违众以济此事者也”，于是任苏轼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实际闲置。 变法之初，神宗和王安石遇到了巨大阻力，亟须援引志同道合的青年官员推行、实施新法。在此大前提下，昔日二苏兄弟与他过家家般的斗嘴骂战，自不会放在王安石心上。王安石看重二苏支持变法的本质，认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因而尽弃前嫌，让昔日看不惯的苏辙加入变法核心部门，便是他此心态的明证。值得推敲的是王安石对苏轼的处置，为何苏辙能入“三司条例”，苏轼却偏要闲搁起来？这显然不能完全用苏轼当年专门批驳过他来解释，从他阻止神宗重用苏轼的理由：“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来看，此时王安石已经对苏轼形成了一定成见，觉得此人聪明有余，但过于轻浮，讲人情而无原则。过于聪明，就有可能“故为异论”，光讲人情，在面临变法阻力时多半不能“违众以济此事”，因此还是闲散一段时间再观察为好。 人们不得不佩服王安石看人之准。至少在熙宁年间，他对苏轼看法是没有大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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