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那些住在酒海街一带的达官贵人（二）陈升之丞相宅 陈升之丞相宅 关于陈升之宅沈括在《梦溪笔谈》写道：丞相陈秀公在润州修建的宅第，极为宏阔壮丽，园池楼馆绵延一二百丈。宅第建成，秀公已病得很严重，只不过让人用轿子抬着登了一回西楼而已。人称这宅子有“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陈升之(1011-1079) 北宋大臣。建州建阳(今福建瓯省建阳县，位建瓯县西北)人。字旸叔，初名旭。进士出身。历知封州、汉阳军，入为监察御史。吕海等劾其阴结宦官，遂出知定州(河北省定县，位保定市西南)、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1065年(英宗治平二年)复拜枢密副使。1068年(神宗熙宁元年)，任知枢密院。二年，拜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相忤，乃称疾不朝。母丧去位后，召为枢密使。未几因病以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今扬州市)。 熙宁二年十月，丞相富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称疾求退，赵顼问他谁可代之，弼荐文彦博，神宗默然无语，良久，赵顼问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无语。在这种情况下，被破格提拔为参知政事不足八个月的王安石，向赵顼荐陈升之为相，经赵顼同意，陈升之走向丞相的宝座。 陈升之做微官时，曾与王安石相遇淮南，两人甚为投机，“安石深器之”。到王安石被荐拔为参知政事后，与时为枢密使的陈升之共创变法的决策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共筹变法大计。陈升之与王安石配合默契，“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奉行之，无复龃龉”，此时的陈升之对变法“极力赞助”，是变法初期变法派的骨干分子，王安石“甚德之”。正待变法大业逐步展开之际，王安石为了避免过早地与反对派激烈的冲突，便荐资历比己更深、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陈升之出任宰相。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为相后的陈升之却突然要与自己的同志划清界限。 变法以前，宋制，宰相、枢密使不得参画财政大计，这样便导致兵、财、民三权脱节，问题丛生。王安石变法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赋与丞相、枢密使更大的职权，使其参与财政筹划。时为枢密使的陈升之积极支持，而丞相陈升之却换了副面孔，他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并与王安石就丞相职权问题在神宗面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王安石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责，陈升之却以故事为由、横加责难，最后王安石不得不做出妥协，建议赵顼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陈升之又请罢条例司，与王安石矛盾公开化，再后，便“称病归卧”，退出政治舞台。 陈升之为什么要坚决地退出并且撤消条例司呢？这里有更深的原因，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变法的决策机构，同时也是旧党众矢之的，旧党剑拔驽张，也在观看新法实施的效果，接着便是围绕青苗法而展开的新、旧两党第一次大较量。陈升之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地位，他不想再冒更大的政治风险，便急于摆脱即将被人攻击的不良局面。陈氏此举使他在变法派中声誉大降，反对派也对其人品深为不齿，称其为“筌相”（取“得鱼忘筌”之义），在这种新、旧双方都敬而远之的情况下，陈升之“称病而卧”，倒不失为明智之举。 王安石对陈升之曾深寄厚望，“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陈升之而已矣。”赵顼对其也深为赞赏，说他“有才智，晓边事”；但他在改革特别需要人才的关键时刻，不顾大局利益，背离而去，使王安石深为痛心，此后王安石出任宰相，所有的重担便都压在了他的肩上。变革就是如此，是沙子终归要淘去，但陈升之毕竟又不同于当时宋廷之中那些昏昏之吏。沈括《梦溪笔谈》一则事例可一睹其“有才智，晓边事”的韬略：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升之）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地图，仿其规模供造。”乃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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