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对书画折扇的艺术贡献

说到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发展，人们自然会想到诸多因素：一是社会环境——书画市场化逐步形成和鉴藏活动之兴盛；二是审美对象——书画艺术审美趣味的阶层下移；三是创作队伍——书画艺术的传承教育的普及化；四是兼顾实用——书画艺术趋于市场化、生活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书画艺术趋于市场化、生活化，在明代中叶兴起的“吴门画派”时期，尤为显得突出。其中在扇面上进行绘画书法创作，是当时推动书画艺术趋于市场化、生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是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高手，也是中国书画折扇（扇面）发展兴盛的重要推手。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他在书画折扇的创作上堪称一绝。至今，我们从文徵明各种扇面作品和出版图录资料等信息中获知，其书画折扇（扇面）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传播之盛，似列“吴门四家”之首。对于文徵明书画历代研究颇丰，大都对其纯艺术性的书画作品研究较多，而对其在生活实用性的书画折扇（扇面）创作上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及后世影响，相对研究薄弱，有待深入。本文试就这一方面的问题，作些探究，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方家斧正。

一、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兴起的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扇子既是人们引风纳凉的器具，在其扇面上写字作画，这是社会大众精神文化消费趋于生活化所致，也是书画艺术审美趣味、审美需求向下转移的社会反映。书画入扇既丰富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往来应酬互赠扇子及在扇面上合作书画等，又开创了中国古代书画的创作新模式——特定空间范围中精思巧构的画面及技法的展示。扇与书画结缘具体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但从扇与书画两者关系变化上来说，在宋之前，以“书画之于扇面”的工艺性、日用性的装饰扇为主，此时扇子是主体，书画艺术是作为装饰艺术为其所用。入宋以后，“扇面之于书画”，此时书画是主体，扇面是作为书画展示载体为其所用。

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写道：“彼（高丽国）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折扇作为日本、朝鲜舶来品始在北宋流传中国上层社会，因稀罕且昂贵，并未在百姓中流传，且书画入扇仍在团扇上。到了南宋，折扇的生产与使用已相当普及，临安城（今浙江杭州）还出现了专门制作折扇的店铺。但囿于传统观念的排斥，折扇最初被认为是下贱之物，“仆隶所执，以避尊贵之目”。当时的工艺也不够考究，折扇扇骨少，扇面用纸也比较粗糙，不适宜题字作画，故多为一般市民日常使用，未能登大雅之堂。元代是书画扇面创作的低谷期，团扇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寂然萧索的景象，书画折扇（扇面）则偶有人为之，不见书画大家所为。

进入明代，书画扇面再度兴起，但与前朝不同的是，以纸为面的折扇逐渐取代以绢为面的团扇。明代中期以后书画折扇（扇面）创作大兴，几乎看不到书画团扇。明代折扇的兴起主要原因：一是与当朝皇帝的喜好有关。清代康熙年间的刘廷机《在园杂志》卷四载：“其扇本名折迭，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折叠，展则撒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人贡，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明成祖朱棣的推广，为折扇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是与当时书画界的积极响应有关。折扇的扇面为弧形状，在其上面创作书画，技法难度增大，其功能、审美等也随之变化。明中后期以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的崛起，在其画派的代表人物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祝枝山等都是书画技法全面、功力扎实的书画大家，他们对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积极响应并倾力为之，成为折扇书画创作的高手，有大量精致的书画折扇（扇面）作品流传后世，在今日收藏拍卖市场上成为抢手的“佼佼者”。

三是与中国书画市场化进入到兴发期有关。元代文人画的发展，使书画艺术重心从宫廷院体逐渐向民间地方画派转移，在元人的基础上，明代“吴门画派”对文人画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充实和完善，由此“吴门画派”作为地方画派的影响力得到了迅猛扩大，从宫廷到民间书画界逐步被“吴门画派”的影响所征服，并取代了宫廷院体和“浙派”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从“吴门画派”崛起的根源看，最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宫廷和朝野书画市场的认可和消费者的追捧。苏州书画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作为兼有生活和实用性的书画折扇（扇面），备受人们喜爱，买卖行情甚好，在书画市场化进程中充当人们追逐的热点之一。折扇小巧玲珑，可挟持在怀袖之间，易于携带，而在扇面上面题诗作画，更是风雅十足，于是书画折扇成为明代文人雅士的掌中之物，称之为“怀袖雅物”，并迅速风靡全国。

二、文徵明对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创作的推动

文徵明（1470－1559）出生于世官家庭，自幼习经籍诗文，喜爱书画，文师吴宽，书法学李应祯，绘画宗沈周。54岁进京被授职翰林院待诏。期间因书画出名，求者甚多而遭同僚之妒，对官场心灰意冷，57岁辞归苏州，潜心诗文书画，终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文徵明在书画造诣上极为全面，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其书画技艺和成就，与他的年龄增长成正比，即越老越精道，至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海宇钦慕，缣素山积”，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年近九十岁时，为人书墓志铭未完，“便置笔端坐而逝”。

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在他选择“弃官”到成为一位职业文人画家过程中，除他个人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外，与当时的社会开始出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有很大关系。明中后期，苏州书画市场活跃和人们对书画消费的增长，引发了文人画家进行书画创新和积极入市的欲望，这一积极入市现象也是明代文人画家与元代文人画家有所区别之处。画折扇（扇面）作为当时一种新颖的而又带有生活情趣的艺术形式，虽携带和欣赏方便，但要在上宽下窄、折痕凹凸上挥洒，用笔墨的技术难度增大，而在有限弧面空间进行精思巧构、苦心营造更属不易。

所以书画折扇（扇面）佳作，在市场上润笔费要价高，价格比一般书画册页也要昂贵。文徵明所在的苏州，是当时中国折扇生产中心之一，其生产的泥金、洒金和冷金笺折扇（扇面）颇受文人欢迎，尤以泥金书画折扇（扇面）最为著名。明谢肇淛《五杂俎》中言：“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箑埒矣。明代宫中大内岁时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得益于这种良好的苏州书画折扇（扇面）声誉，在文徵明书画创作中，有很大一类是书画折扇（扇面）作品，且对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品位要求很高。据传当时苏州艺人“方氏”制作折扇很出名，文徵明对其情有独钟，非“方氏”之扇不书。

文徵明是“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既具晋唐书法的风致，又显“温厚儒雅”之个性风貌，有“明朝第一”之誉。他的“以书入扇”作品，行距错落有致，“竖行满字”相间“竖行二字”的书法布局，让人感到通透舒朗，如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韵律，其由书及人的那种“温厚儒雅”之个性风貌，油然而至。如此一把风雅自适的书法折扇（扇面）在手，真让文人雅士羡慕不已。“以画入扇”是文徵明最为拿手的绘画创作之一，他以精湛的技艺，将折扇（扇面）画艺术推向了极致，使其成为将扇面“小品”真正引入艺术殿堂——“大艺”之作的重要推手。

文徵明绘画风格主要有两种，分为细笔画和粗笔画，以细笔画最能代表“吴门画派”之特有风格。在扇画创作上也存在着细粗两种风格。如，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珍藏文徵明85岁时所作《万壑争流图》扇面（图一），是典型的细笔“小品大艺”之作，在小小扇面上，似有千山耸立、万壑争流、层林竞秀之态，画面紧凑，气势宏大，画中山峰林立、壑流纵横、绿树相间等，是一般大幅山水画都较难达到的效果，此扇画真乃咫尺天涯。另一幅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文徵明《青绿山水图》扇面（图二），此画构图较稀疏，画面中右侧高耸山峰和其左侧平低山峦用粗笔勾勒成形，再上色渲染，在弧形扇面右下角绘大树掩映下一高台亭屋和坡石等，对角左上方是诗款：“芳草两堤三月暮，故人千里一书无”，整个扇画似学沈周一路的粗笔写意文人画的风格，显然与上面所述的《万壑争流图》扇面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写意诗的情感表现，以形简寓情取胜。文徵明在扇面上细繁、粗略两种不同绘画风格，满足了不同需求人的喜好，故他的书画扇面生意很好。在其所作的《文徵明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干当。徵明奉白子郎足下。”

（图一）文征明《《万壑争流图》扇面

（图二）文征明《青绿山水图》扇面

从上述实物和文献的对照看，文徵明对中国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一是从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创作本身而言，文徵明的成就似最为显著。由于折扇的扇面形状特殊，将书法和绘画移植到这种弧形的扇面上，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为此文徵明成功的从技法和构图等方面，在小小扇面上将山水大画的气势和精细两者融于方寸之间，让人感觉出一种大画的气势和精巧的布局，给人一种“以小见大”艺术审美的享受。所以，就“吴门画派”整体而言，与文徵明同时期的唐寅、祝允明等虽对书画折扇（扇面）创作也贡献不小，但与文徵明相比，由于唐寅、祝允明等声色流连、放荡不羁，人品和艺品较文徵明都要欠缺，而文徵明高尚人品与完美艺格，在当时赢得了同仁和世人的认可。

如唐寅致文徵明函曰：“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能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不可动者。寅长徵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于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另就他们的艺术生命而言，文徵明比唐寅、祝允明分别要多从艺36年和32年之久，因而文徵明在书画折扇（扇面）创作数量、质量等方面似更胜文、祝一筹。1973年，江苏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了四百多年前文徵明、申时行的两把书画成扇，其虽在棺材尸水中浸泡，仍不失光泽，出土后开合自如，金光照人。此文徵明书画折扇（扇面）质量如此之好，令人惊叹。

三、文徵明书画折扇（扇面）创作的影响力

从传至现今明代书画折扇的类型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制成带扇骨可实用的成扇，此种数量较少；二是扇面册页，即将书画扇面直接装裱成册页，或为了更好的收藏，把折扇的骨和面分离，将扇面裱成册页，这类数量占了绝大多数。

在文徵明书画创作中，书画折扇（扇面）占了相当数量，现存尤以书画扇面居多，因其所用折扇的材质考究，扇画扇书的技艺精湛，不仅深受时人的推崇和藏爱，而且对后世书画折扇（扇面）艺术创作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其艺术传承影响。据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末民国书画印本书目》上载，有《神州国光社》《中华书局》《民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平故宫博物院》《艺苑真赏社》《博文堂》《天真美术馆》《有正书局》等出版过29种文徵明书画印本，资料显示其出版文徵明书画印本数量居明代书画家之首，而《神州国光社》最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出版文徵明书画印本了，其中部分为书画扇册。

除上述这些正规有名的书局、出版社等之外，一些私人出版商也出版过文徵明的书画印本，如1921年美周出版社印制的《文徵明扇面双绝神品》等。由此可见，文徵明书画折扇（扇面）的精湛艺术受到后世追捧，上述各大传播书局、出版社不遗余力争相出版文徵明的书画印本是最好的例证。二是对鉴藏的影响。前面所讲到1973年出的文徵明书画成扇，墓主人选择文徵明作品随葬，说明墓主生前对文徵明的书画成扇的极为喜欢，死后才会拿它陪葬，同时也说明鉴赏和收藏文徵明书画折叠成扇早在当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如今我们在有关博物馆或拍卖行常见的文徵明书画，亦多为文徵明书画扇面或折扇。

1975年台湾地区邮政部门发行《扇面古画——折扇》邮票一套4枚，其中2.5元面值的邮票选用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徵明山水扇面画。三是对中国书画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折扇本是方便人们携带的纳凉工具，它与书画艺术的结合，使折扇走入了书画艺术作品的行列，且在创作艺术技法上要求更高，故称之为“小品大艺”。因此从属性上讲，书画折扇具有生活实用与艺术鉴赏双重功用，因而它对书画市场的消费者更有吸引力。如文徵明给白子郎函购扇面曰：“……又空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干当……”，这说明当时名人书画折扇（扇面）销路很好。

因此，可以说文徵明及其“吴门四家”等在书画折扇（扇面）的创作艺术成就上，不仅仅是对书画艺术本身的拓展，更重要的是通过一把小小的书画折扇（扇面），把中国书画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大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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