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汝清《漂亮的红荷却成了杂秧子？》
在我们这个几乎家家藕农、处处荷田的水乡里，藕农们不知经过过几世几代的辛劳才培育出诸如美人红、大紫红等一些优良品种来。人们对于这些宝贝的种植也最精谙、最考究。每当春天插放藕秧时，都要精心挑选，在日后的田间管理中更是百般呵护，那种投入与执着，酷似慈母对她亲生儿女抚育时的那份倾心和细微。 
说来惭愧，尽管生于斯，长于斯,我对荷藕的情愫与理念却不是与天俱来的。首先来自祖父辈们代代薪传的生产实践，也有来源于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留下来的诗文。记得上初中时，忽一日从课本上读到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小小脑袋里似乎出现了豁然开朗的顿悟:是啊，原来在我的体验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荷花到了先贤们的笔下竟变得那么高洁，那么神圣，简直不可思议。从此，我便记下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的名言，且成了我奉行终身的座右铭。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南宋诗人杨万里咏荷的诗。每当伫立田头,面对一望无垠的荷叶、荷花,便会油然吟诵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一些名句来。 
一年初夏，我随祖父撑船下荡去清除藕田四周的杂草。正待挥舞镰刀向杂草砍去，突然发现远处重重叠叠嫩绿的荷叶中间，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像醮了胭脂一样，似醉似羞，临风玉立,柔情万钟。在这漫田皆白蕾的环境里，它显得格外惹眼。红荷，多么难得的红荷!我马上想起杨万里那两首《红白莲》，兴之所至，居然凑成了一首七绝:红白莲花开共塘，两般颜色一般香。汉殿三千皆罗素，唯独卿卿是浓妆。 
我忘记了手中的银镰，脚下的杂草，完全陶醉在眼前的美景和胸中的诗情里了……
“唿喇”一声水响，祖父出现在我的左前方。他双手分开藕秸与荷叶，直奔那朵红荷而去。没等我一个“不”字出口，早已伸手扯下那娇媚动人的花朵,接着弯下身去,把藕秸、荷叶,以及长长的地下茎链统统扒光，一直拔到一丈多远呢!我说不清自己是怜、是惜，是怨、是恨?只是对眼前这位长辈如此粗暴地摧花折叶、抹杀，斯文无法理喻，也无法接受。祖父根本不理会我感情的阴晴圆缺，把红荷还滴着泥水的残骸往田埂上掷,朝我喊了一声“薅草”,便埋头干他的活儿去了。 
收工了。祖父面对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的我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凡事要讲究“适宜”二字。我们家这块田里清一色美人红，长出来的藕都有四五段,最长的七八段呢。藕段子又粗又大,都是圆滚滚的。拔掉的那株红荷，是杂秧子,长出来的藕，都只两段带个细长的梢把,而且在泥里扎得深,很难淘!藕农要的是荷藕产量,赏花看花只能放在公园里。把我们的美人红栽到玄武湖、瘦西湖就不适宜。一色白花有几个人喜爱?那些惹眼迷人的红荷、紫花在我们这里却又成了杂秧子，成了影响收成的祸害,有一株扒一株,决不能手软。一句话,刚才拔掉的那株红荷不适宜生长在这方土地上，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
我没有想到一向忠实厚道的祖父会讲出这么一大番道理来，而且作出那么精辟的概括--适宜，让我茅塞顿开。打那以后，“适宜’二字在我的生活词典中，其意义不下于“出淤泥而不染”那样的至理名言,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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