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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柳下惠，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坐怀不乱”的故事，一个过去时代的道德模范。而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假如真有其事，那么，孔子或者孟子应该有所听闻，并且有所评价。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对于后来的很多人，距离柳下惠的时代要更近，同时我们还知道，儒家是一个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的学派，所以，如果真有其事，应该早就有所发现、有所宣传，何须等到西汉初年的毛亨在注释《诗经·巷伯》时才首次旁及？但是，柳下惠的个人又道德是毋庸置疑值得欣赏的。这个人道德也不只是指严谨的生活作风或者说高尚的“私德”，还有他为官的讲原则的“官德”。他在鲁国三次任职，担任一个掌管刑罚狱讼之事的小官士师，因为坚持原则，不事逢迎，因而得罪了权贵，竟然接连三次受到黜免；即便是在事情发生100多年后，孔子谈到这件事时还很气愤：“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其大意是：臧文仲是一个窃居官位的人吧！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对柳下惠也有所评价，但是，他的评价相对于孔子却是有弹有赞：柳下惠不以侍奉坏的国君为耻，也不以自己官职小为卑下；入朝做官，不隐瞒自己的才能，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办事。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自己穷困也不忧虑，所以他说 “尔为尔，我为我，你纵然在我身边赤身裸体，怎么能玷污我呢？”因此，无论什么人他都能够高兴地同他一道，并且一点不失常态。牵住他叫他留住，他就留住。这也就是他用不着离开的缘故。最后，孟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伯夷的气量太小，柳下惠不太严肃。气量太小和不太严肃，君子是不这样做的。在这里，孟子拿来与柳下惠对举的伯夷，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著名，是因为他“奔义”与“让国”，更因为他的“不食周粟”——非常强的原则性，坚决不跟非他理想的国君合作，不跟非他理想的人为友。而伯夷的做法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问题的。比如说，他对周武王“叩马而谏”，试图劝阻对方讨伐商纣王，似乎言之成理：父死不埋葬就动起武来，不能算作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不能算作仁；然而，商纣王的荒淫、残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商纣王在位上多待一天，那么，老百姓的苦难也就会多一天，因此，当有机会、有可能尽早结束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却熟视无睹袖手旁观，那就是“仁”吗？所以，伯夷的“毛病”恐怕主要还不是气量太小，而是表错了情——与君臣之义相比，民生、民情应该是第一位考虑的事；或者说，民生与民情应该是伯夷们考虑诸多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非常让人痛心的是，伯夷的选择不只是可能让老百姓更加长久地深陷在水火之中，而且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伤害。他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虽然肯定会获得一些人的喝彩，比如说希望维持现存秩序、君臣之义的人，但是，作为两千多年后与他拉开了一定距离，因此对他这样做的负面影响看得更加清楚的我们，只能是叹息与摇头。相对来说，柳下惠的做法则具有相当的理性：一方面他与统治者进行合作——哪怕是他侍奉的国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未必是理想的国君，一旦他们任用他，那么，他便入朝做官；另一方面，他在官位上，不忘自己做人的原则，哪怕因此而被罢黜。如此这般，是不是比不合作，不出山，让满朝充斥贪腐对老百姓来说要更好一些？而从其个人的角度来说，人总是要吃饭的，家庭的责任也是要承担的，都像伯夷那样逃到首阳山上去，最终饿死山上，是负责任的做法吗？另一方面，柳下惠最终活到了100岁，我相信也一定与他这样潇洒的心态、这样理性的选择存在着相当的关系。所以，他“尔为尔，我为我”的做法不只可以理解，而且充满智慧。与此同时，孟子对伯夷和柳下惠之所以“一票否决”， 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在这两者——气量太小和不太严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者说找到第三条道路。然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理论上存在，事实上未必存在；或者说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不是偏向这个，就是偏向那个，很难找到绝对平衡的那个点。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孟子就本质上来说，与他的先师孔子一样，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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