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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东瀛诗选》为缘起[3] 因为“同文”的便利，中日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交往最晚可追溯到初唐，此后一直未断绝。深受汉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也每每有以汉字为书写载体的创作[4]，汉诗、经注，为其中一大宗。正因为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此类著作也不断“回流”，为中日间的交往铺就一条特殊的“书籍之路”。 早在清同治五年（1866），曲园老人已经得读日本人物茂卿的《论语征》，评之为“议论通达，多可采者”，并摘录其中十七条于《春在堂随笔》卷一中。此一时期，他正在撰作《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阅读的重点自然集中在这类书籍上。稍后他还读过盐谷世弘的《宕阴存稿》，关注此书中《六艺论》的部分（《春在堂随笔》卷五）；大槻磐溪的《爱古堂漫稿》，留意于其人“入狱”的身世遭遇（《春在堂随笔》卷七）；安井息轩的《管子纂诂》[5]（《春在堂尺牍》卷一）、《论语集说》（《春在堂尺牍》卷五），原善的《先哲丛谈》（《茶香室丛钞》卷四），东龟年的《蓝田文集》（《茶香室丛钞》卷九）等书，通过书籍实现与日本汉学界的“神交”。 同治六年二月初一日，俞樾在上海见过“日本国人仓敦，敦字松窗，与之语，以笔墨代喉舌焉”[6]，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其与日本人直接交道的最早记录。光绪三年（1877），旅华日本人竹添光鸿特意到杭州（未得见）、苏州拜访曲园老人，以自己所作诗文与日记请序，并与老人笔谈；是时俞樾之名已随着其著述在日本的传播渐著[7]。而俞氏的日本交往真正热络起来，则缘起于光绪八年（即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秋天，岸田吟香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编辑一部日本国的诗集——也就是后来成书的《东瀛诗选》。此时的俞樾虽然正在病痛之中，考虑到“东瀛文物，企仰素深，果能探其渊海，撷其精华，何幸如之”[8]，他还是答应了岸田的邀请。而且很快就于光绪九年正月上旬，将这部日本汉诗集成之作的正编四十卷编选完成[9]，又有补遗四卷，不久也脱稿了[10]。 俞樾《东瀛诗选序》曰：“余衰且病，未足以任此。然假此与海外诸君结文字之缘，未始非衰年之一乐也……此集也，在彼国实为总集之大者，必且家置一编，以备诵习，而余得列名于其简端，安知五百年后墨水之滨，不仿西湖故事，为我更筑俞楼乎？”[11]据之仔细揣摩俞樾接受邀请编选《东瀛诗选》的原因，似乎不乏欲借文字结交天下、传播声名的考虑。俞樾曾在《五十初度偶成》（其四）诗中写道：“颓唐无分到公卿，聊复安排身后名。海外流传两平议，余所箸《群经平议》《诸子平议》，日本国行贾请印三十部去。人间游戏一宾萌。”[12]可知《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传入日本的时间不晚于同治九年（明治三年，1870）；而曲园老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流布于日本一事，也是颇为自得的。同治七年夏，俞樾写与应宝时的信称：“日本国人有至沪上者否？去岁托以拙著《经议》转赠彼中人，未知有可赠否？”[13]可知俞氏对于其著作之流传日本，本就不无张罗。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大河内辉声在与黄遵宪的笔谈中提到曾请人“圈《俞樾全集》句读，乃寄诗文集一本”[14]，则《俞樾全集》（疑即《春在堂全书》）至晚光绪五年（1879）也已传入日本。不过从俞樾诗文中涉及与日本人往来之作品的时间分布来看，编辑《东瀛诗选》一书在日本流传的影响，显然更为明显[15]。
裁量日本汉诗的“事业”，对于早年就已立志要以著述名世与传世的曲园老人而言[16]，毋宁是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可以深入异邦的机会。事实亦如其所愿，《东瀛诗选》出版之后，俞樾之名在日本传播更广，他与日本人之间以“诗文为媒”的往来也明显多起来。 仅据《春在堂诗编》统计，俞樾与日本人之间的诗歌投赠之作有四十余题近五十首[17]，涉及二十余人，多数都发生在《东瀛诗选》成书之后。现据《诗编》分年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各诗诗题，多已说明了曲园老人与这些日本学者交往之大体[19]，故这里不再一一罗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俞樾古稀之年，曾在其门下求学的日本人井上陈政为向曲园老人祝寿而遍征诗文，得到日本人士的积极响应。次年，俞樾将井上寄来的这些作品编辑为《东海投桃集》，其中共收录寿文四篇，寿诗四十八首，出自二十八人之手，这些“投桃”者，除“小野愿（号湖山）”[20]一人之外，都不在上表所列有诗投赠者之列，可知此时俞樾之名在日本国内知者更众。 俞樾书法，亦是名满天下，尤擅篆隶，端凝持重。光绪三十二年季冬，曲园老人衰病不起，然神志清明，犹赋“留别诗”多首，其中《临终自喜》之二有云：“藏来墨迹人间满，和到诗章海外同。”[21]就将自己的书名与诗名并称。而从俞氏与日本人的通信来看，鱼雁往还之际，常常也是笔墨债深之时[22]。可知日本国人颇重其书法。于是乎“海外流传青镂管，日本国人来乞书者甚多”[23]，“昔贤画笔重扶余，浪窃诗名笑我虚。却使东瀛传盛事，清溪三绝画诗书。年来，日本人求书者几于无月无之”[24]，“数行经训付禺夷。日本学堂每每乞书讲堂直幅，余辄书经语应之”[25]的记载，每每见诸诗篇。有时法书与赠答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遂有“谨奉酬以七言诗一章，即书素绢上，求两正之”[26]的两美之物流传[27]。
编辑《东瀛诗选》一事，为俞樾与日本汉文化界的直接交往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也就是在这之后，曲园老人的诗笔频频记录下他对日本这个与中华一衣带水的东邻的细致观察。 咏物题材，向来是诗篇一大主题。俞樾专门创作过《咏物二十一首》，状绘书画纸笔、墨香镜榻等寻常旧物，体现老人对于客体世界的悉心观照，读之亦可见其日常闲趣。因之，来自东瀛的一柄绡扇、一具怀炉[28]、一端纸布、一匣瓷器、一尊观音像[29]，统统都能在他笔下谱成诗篇。无论是《余见家人辈所持扇，有京师者，有河南者，有江西者，有广东者，有福建者，有湖南者，有日本者，有高丽者，至江浙间所有，固勿论矣。因赋诗记之》中的“妙翦冰绡出海东”[30]，《咏东瀛二物》其二《齿磨》中的“刮垢摩光用最奇，瓠犀能使白如脂”[31]，还是《日本樱井儿山赠瓷器一匣，茶壶一、茶椀五，赋诗谢之》中的“东瀛瓷器最精良”[32]，“妙”“奇”“精良”诸字，都记录下老人对于日本风物的细致描摹与真诚赞美。更有《日本陈子德以其国所出纸布见赠，为赋纸布诗》长诗一首，记载老人由“其色湼不缁，其质柔可茹。其长可三丈，其重不百黍”“经仍以木棉，纬以纸为主”的日本产纸布“反观于己”，想起宋人苏易简《文房谱》中记载着“纸可为衣”之法，并受“好奇”之心的驱动而“亟命付裁缝”，将纸布制为轻便的装服[33]。这些“新”“奇”“妙”物之入诗，既现诗才，又见多情。甚而至于，俞樾有一首歌咏高句丽古碑的歌行体长诗，也是应日本人之请创作的[34]，不能不说，日本已然是曲园老人看向“外面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最常出现在曲园老人笔端的日本风物，当数樱花：《春在堂诗编》中共有五题（八首）专为樱花而作，又有四首与樱花有关。在编选日本汉诗的过程中，他常见“其国樱花之美，读而慕焉”，并曾向心泉和尚觅之而未得，直到光绪十一年，门下士陈政子德寄来四株，他连赋四首吟咏之曰： 而到光绪二十九年，他再赋樱花诗时，当年的赠花人陈政子德已死于庚子之变：
清晚期的中日关系，早已脱离了隋唐以来日本师学、尊崇中国的基调。虽然近代以来中日之间此消彼长的实力对比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也不时见于俞樾的记载：比如《广东高廉道陆君墓志铭》中有“日本以生番事抅衅于我”[39]，指同治末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人而出兵进犯台湾一事[40]；《前湖南巡抚吴君墓志铭》中说“朝鲜内乱，日本因而抅衅”[41]、《上海应公祠记》中提及“日本定合约于天津”[42]，分别指由朝鲜甲申（即清光绪十年）政变所引发的中日冲突和中日双方为解决相关遗留问题而订立《天津条约》[43]；《兵部尚书徐公墓志铭》中的“日本抅衅”[44]，指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所做的战争准备；以及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据合约开商埠于杭”[45]，这些令清廷屡有挫败感的时事[46]，都曾以赞颂传主事迹时的“背景音”的方式出现过；不过更多时候还是呈现出中日之间友好往来的大格局。特别是其文集中收录有为日本人著作撰写的序跋十一篇[47]，则更集中展现曲园老人眼中的日本形象。 他在《〈日本国史纪事本末〉序》[48]中历数史书“纪事”“编年”之体与日本旧国史史体之缺，同时注意到“日本建国东瀛，溯神武元年，在中国周惠王之十七年，以至于今，一姓相承，垂三千年矣”，也了熟于“自神武之开基，以至天智之中兴，大宝、天明、天正之治，眉轮、田狭承久之变，虾夷、准人之叛服，平氏、源氏之废兴”诸种，更对修史者青山博士一家自曾祖以来四世居史职的学养表示赞叹。也曾盛赞冈松君盈的《常山纪谈》能“于其国之兴衰治乱，随笔诠次，自有条理。大之如织田、丰臣、东照三公之戡残戢暴，功在一时，泽及百世者，固备载无遗；即其他琐屑之事，如元就秋风一歌，光秀孤松一诗，经其笔点染，即有生色”，故将此书比之于吕祖谦之《左氏博议》，而更能“实载事迹”，足“以为模楷”[49]。甚至还曾对日本国人所编《和汉年契》（编《东瀛诗选》时曾参考此书）中记载之世系错乱的情况提出过批评意见[50]。这些都显示出他对日本国史、日本史学著述之熟悉。 在俞樾为日本人著作撰写的序跋中，有两篇是为邀请他编纂《东瀛诗选》的岸田吟香的著作撰写的，即《岸吟香〈痧症要论〉序》[51]与《岸吟香〈疳霉诸症要论〉序》[52]。俞樾曾作《废医论》，其中《证古篇》说：“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以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53]《去疾篇》则说：“人之有疾，不可无说以治之也，乃推疾之所由来，以知疾之所以去。”并从太极阴阳之说出发，推衍致病之由[54]。而从两篇为岸田氏的医书写的序来看，俞樾也都强调了岸田氏找到“受病之源”，故能“辨论详明，施治精审”，颇有引之为同道、为两人的“不谋而合”自喜的意味。甚至主张“废医”的曲园老人还请岸田氏为自己与次子诊过脉、开过药方[55]，足见对这位日本人的信赖。不过，“岸田吟香正像许多成长于明治维新前夕的志士青年，看着日本由传统摸索着如何面对以欧美主导之全球化潮流。面对此新时代的来临，他们多先在汉学中汲取变革的动力与知识，但很快地就转向更直接地学习西学”，“底层上他应该还是一个典型的明治维新人物”，“新式人物”才是“岸田吟香心中真实的自我定位”[56]。则两人在文化认同与发展理路的选择上，显然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别。 披览日本诗集，编选日本汉诗的经历，让更多日本人知闻俞樾之名。嗣后常有日本人士以诗集寄示或请序，俞樾也每每因此提及自己选诗的经历，这件事显然已成为他与日本人交往的第一管道和主要谈资。如光绪十四年，他读到佐藤牧山（楚材）的八十初度诗时，首先想到的是“余往年曾选东国之诗，而未始得见牧山先生之诗”[57]。光绪二十五年，桥口诚轩以《山青花红书屋诗》六卷来请序，曲园老人在序中考察了诗集分体与纪年的不同编例，肯定该集“不纪年而分体”“合乎古例”[58]，同时也忆及自己博选日本诗集的经历，可知这一成就确实让他格外自豪。光绪三十年，岛田翰因其母六十六岁寿辰向俞樾请序，虽然俞氏与岛田氏之母的外祖父盐谷宕阴、中表兄弟盐谷青山均有文字之雅，他仍然选择以“余尝选东瀛之诗，凡五千余篇，厘为四十卷，而闺秀诗得三十四人”[59]一句为寿序开篇，以示自己与日本闺秀诗人之旧缘。至于又有日本人请他为彼国修史，他则以“史各有职，余中朝旧史官，不能越竟而谋也”为由谢绝[60]。选诗则可，修史则不可，这里或能看出一种职事的骄傲[61]。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日本人的汉文著作有请俞樾作序者，就连国人所著与日本有关的著作，也有请俞樾作序的：即《傅懋元〈日本图经〉序》[62]、《顾少逸〈日本新政考〉序》[63]、《程少周观察〈日本变法次第类考〉序》[64]和《江叔海〈东游草〉序》[65]。虽然的确存在这些作者与俞樾本是旧识[66]，便于请托的情况，不过若结合傅云龙“游历日本、美利加、秘鲁、巴西等国……皆著有图经”[67]，俞樾只作了这篇《日本图经》的序文，可知他们也是非常看重曲园老人与日本曾有的著述因缘的。光绪十三年（1887）傅云龙被清廷派为出国游历人员，将之日本等国，行前曾希望俞樾能给所识日人“致书”，俞樾回信称：“东瀛人士知有贱名者固多，而弟则所识甚尟，今亦无可致书。从者到彼，遇彼中学者，如道及贱名，言曾有周旋之雅，虽不足为台端重，或亦声气之引喤乎？日前恽太夫人曾以《落叶》诗索和，率赋四章，颇似为衰朽写照，因索观者众，遂付剞劂，以代胥钞，今寄上廿纸，藉博一粲，彼中人士亦可以此贻之。”[68]也是将自己的诗作作为可与日本人士交接的“投赠”之礼。这里附带言之。 只是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不再是汉学的天下。光绪二十九年，83岁的俞樾在为85岁的大贺旭川之诗集作序时慨叹道：“近者其国变异旧章，更用新法，发愤自强，骏骏乎与泰西诸大邦争雄海上。”只是他仍固执地认为，“法有新旧，道无新旧，无论新旧，道则一也，故万变者法，不变者道……以形而上者言之，则惟吾中国圣人之道为备……以形而下者言之，则惟泰西人为最精矣，泰西之强，强于此也，苟慕其强，亦学其艺而已，若曰道在是，则非吾所知也”[69]，中国的圣人之道，还适用于变法的世界，这恐怕只能说是一种保守的观念了。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目阅与行历，对于获得全面准确的认知同样重要。然而俞樾关于日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书本纸面，他天然缺少那种身临其境的观察[70]。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西化是大势所趋。而曲园老人接触到的日本人多属保守之士，服膺儒学，畅言圣道[71]，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目阅所获的片面性。 日本人中，最早与俞樾相交往并有诗歌唱和活动的，是儒官竹添光鸿[72]。从竹添口中，俞樾听说，日本“自封建废而诸侯失国，士亦削禄。列国学宫，多用西学，以谋仕进之捷径。孔孟之道，几乎扫地，一时殆有焚书之议。近时风俗偷薄，庙堂亦颇悔悟，稍知圣道。而西洋诸国，源源而来，交际之道，非通西情则受彼之侮。故圣学、洋学，混为一途，终不能复昔时之盛”[73]，这些说法几乎就要与曲园老人“复古封建”[74]的想法暗合。特别是竹添氏引退之后致力于汉学，有《左传会笺》之作，俞樾称赞是书为“其所采博矣，合众说而折其衷，务去其非，以成其是，体大物博”，更从竹添氏“洋洋千余言”的来信中读出“味君之言，盖欲以经术治世，其所见有在训诂名物之外者”的意味来[75]，于是更加引为同道。 然而竹添氏有着丰富的游历，他“所著《栈云峡雨日记》，则自京师首途，由直隶、河南、陕西而至四川，又由蜀东下，道楚以达于吴，绵历九千余里，山水则究其脉络，风俗则言其得失，政治则考其利弊，物产则察其盈虚。此虽生长于斯者犹难言之，而君航海远来，乃能于饮风衣日之际，纸劳墨瘁之余，历历指陈，如示诸掌，此足以观君之学识矣”。俞樾慨叹：“夫吾人北辕南柁，束囊晨征，车行则鞿马铃骡，舟行则樯乌水狗，此岂细旃广厦可以仰屋梁而著书哉？又况游览所至，未必能如惠子之载书五车自随，某山某水，不过闻邮童而咨津吏，而欲考订古今，穷极原委，抑又难矣。”[76]中国人尚且为难之事，身为日本人却能做到[77]，可见其行历中国山川郡县时的用心。竹添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间谍，他对于中国的细心观察，既是他身为外交人员的职守，也有他对“同文”之中华的特殊情感在[78]。但也正是众多人士这样的用心不断积累起来，让日本看到晚清中国虚弱的真相[79]。 有趣的是，曲园老人在目阅日本汉诗作品时也是颇为用心的。他注意到日本国人尾池世璜的诗集中有用“三”字韵至十七叠者，其时他正与徐琪（字花农）、朱福诜（字桂卿）、蔡世佐诸人填“堪”字韵诗，于是慨叹“中外虽异，而书生结习未始异也”[80]，更赋多首投赠诸人[81]。与其说这是俞樾与徐琪等人在作诗技上的较量[82]，不如说这是他与尾池的“暗自”较量。俞樾所作“堪”字韵诗，后被金咏榴集为《广堪小集》一卷，该书卷端题“叠堪字韵诗十九首”，下署“曲园居士”。似乎在这场“暗自”的较量中，俞樾占了上风。 可是在关乎视界的较量中，以俞樾与竹添氏为代表的中日智识阶层，孰高孰下，其实已判然立现。俞樾当然自知“余于东国贤士大夫略识一二，而风土人情及山川名胜，皆未之详，非特哑也，抑且盲矣”，而他仍以“盲子夏”“尝为《诗序》”为比，欣然为江瀚的《东游草》作序，固然有不负重托的成分；但说“日本自唐以来，与我为同文之国，其文学皆得于我者也。及明治改元，壹意变其旧俗，效法西洋，船坚炮利，几有过之而无不及，遂为东方莫强之国。虽然，窃以为此皆其标也，若其本，则在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故能所向无前，战必胜而攻必克。世之君子，以西学之未易，几及就东人而谋焉，盍亦反其本乎？”[83]则无疑是有“盲目”的内容在其中：名物之异则珍赏之，制度之异则轻忽之。光绪二十三年，俞樾为《皇朝经世文三编》作序，提及自己曾为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认为该书“详赡渊博”，“于学术治术所禆匪浅”。然而“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时至今日，苟有尚恃三家之书以讲求富强者，是何异之燕南辕而之吴北辙也？”尽管如此，他仍然声称“倘吾䣊中有欲骋其才智，力思补捄，挽狂澜于既倒，维中华之全局者”，则可将《三编》视为疗治久病之艾[84]，更可见老人之“固执”。 曲园老人，纵然学术声誉与名望俱高，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他观念意识里的落后内核。当现代性已在全球范围内无可阻挡地漫延，如果不能认识于此，观念上不能“预流”，还活在有关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中[85]，则终将会与那个王朝一起，走向沦亡。此节固不必苛求于古，但仍当警醒于今。 [2] 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4页。 [3] 《东瀛诗选》已有整理本（曹升之、归青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版），该书前言对成书过程、俞樾因此书与日本人岸田国华、北方蒙的交往以及该书对日本汉诗学史的意义等均有很好的阐发，故本文不再铺陈诸事，而只将此事作为俞樾与日本热络交往之缘起。另，俞樾所辑《东瀛诗纪》一书，为《东瀛诗选》的副产品，本文也不多涉及。 [4] 这些著作构成张伯伟先生所言“域外汉籍”中的一大类（《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第2页）。 [5] 据《春在堂日记》（俞樾著，赵一生整理），此书同治六年二月间得自应宝时（《俞樾全集》第2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印本，第6页）。 [6]《春在堂日记》，《俞樾全集》第27册，第5页。而在同年二三月间俞樾写给戴望的信中仅评价此人为“日本士人，仆在沪上亦见其一，然不足谈”（俞樾著，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7] 俞樾著，俞驾征点校：《春在堂随笔》卷七，《俞樾全集》第19册，第121页。 [8] 俞樾致北方蒙札之三，《俞樾函札辑证》，第4页。 [9] 光绪九年正月初十日俞樾致北方蒙札曰：“贵国诗已选定，分为四十卷。”（《俞樾函札辑证》，第8页） [10] 光绪九年某月十七日俞樾致北方蒙札曰：“又从诸家选本中选出五百余首，定为补遗四卷，兹将目录寄上清鉴，并乞转寄吟香翁一阅。”（《俞樾函札辑证》，第9页）从本札所述事件来看，应早于二月初九日的一札（《俞樾函札辑证》，第10页）。 [11]《东瀛诗选》，第1—2页。 [12]《春在堂诗编》卷七，《俞樾诗文集》第1册，第265页。 [13]《俞樾函札辑证》，第564页。 [14]《黄遵宪全集》第五编《笔谈》，中华书局，2005年，第698页。 [15] 王宝平先生搜检明治时期日本报纸、杂志和书籍刊登的有关俞樾的史料，最早的是明治十七年（1884）4月5日《朝野新闻》刊登岸田吟香《吴中纪行》中记载在苏州马医科巷拜会俞樾的情形（《晚清耆儒俞樾在明治日本》，《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32—38页）。本文的观察结果与之暗合。 [16] 《春在堂随笔》卷四曰：“余少时即斐然有著述之志。”（《俞樾全集》第19册，第73页）另可参笔者《俞樾函札辑证·前言》中的梳理（第9—10页）。 [17] 有些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投赠之作，而是由某位日本人引发而作，这里一并计入，不再细分。 [18] 本列著录人名多为本名。感谢高士华先生协助查考。 [19] 以往的研究也多是使用这些资料。详参王卫平：《俞樾与中日文化交流》，《浙江学刊》1992年第3期，第116—118页；[日]阎红生：《但论文字总相亲——俞樾与日本汉学家的交游》，《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3期，第63—68页；罗雄飞、赵剑：《俞樾在日本、韩国的影响及其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9-22页；张欣：《俞樾与近代日本汉学》，《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73—76页等。 [20]小野愿与上表所列光绪二十九年俞樾赋诗祝其九十之寿的小野长愿（湖山小隐）是同一人。小野诗言：“吾七十吟曾赠和，公今七十可无诗？”（《东海投桃集》，叶六）可知光绪九年其人七十岁时，俞樾曾作有和章，惜不存于《春在堂诗编》。光绪九年九月九日俞樾致北方蒙札云：“有祝湖山翁寿诗二首，托锦东上人寄东，未知收到否？”（《俞樾函札辑证》，第13页）亦可佐证俞氏确曾为湖山翁贺七十之寿。小野长愿《赐研楼诗》卷三中收录俞樾《侗翁先生和余〈双齿冢〉诗，并以〈七十自寿〉诗二首见示。次韵奉酬，即以为寿，并希正句》一题，从题目与内容看，当即曲园老人贺小野氏七十寿辰之诗无疑。笔者整理之《俞樾诗文集》（第3625页）已据之辑录。 [21] 《春在堂诗编》卷二三，《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856页。此诗稿本样貌可据《曲园老人遗墨》（依原稿影印，上海图书馆藏025315号）略窥一二。稿本中，《临终自喜》一题为首篇，并有总题“留别诗”。 [22] 仅据笔者整理之《春在堂尺牍》（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统计，该书收录俞樾写与日本人的信札共计18通，其中有9通（即半数）提到“属书之件”云云。 [23] 《朱桂卿福诜、蔡辅臣世佐及花农三庶常，自都下仍用“堪”字韵作诗见寄，因再叠韵二首奉酬》其一，《春在堂诗编》卷十，《俞樾诗文集》第1册，第366页。 [24] 《乾隆间，日本曾以金币聘吾邑沈南屏先生为画师。今余又应其国人之请，选定日本诗四十四卷。沈肖岩广文以为皆吾邑盛事，赋诗见赠。率成一绝句酬之》，《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383页。 [25] 《余素不工书，而求书者颇众，殊不可解。疲于笔墨，倦而赋此》，《春在堂诗编》卷二十，《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675页。 [26] 俞樾致北方蒙手札其一，《俞樾函札辑证》，第2页。 [27] 笔者曾推测这里所谓“七言诗一章”应即上文表中所示光绪八年投赠心泉小雨之诗（《俞樾函札辑证》，第3页）。此诗墨迹，今存日本金泽常福寺北方心泉陈列室（此信息蒙延雨博士告知，特此致谢）。可知笔者此前的推测不误。 [28] 《咏东瀛二物》其一，《春在堂诗编》卷十二，《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435页。 [29] 《樱井儿山以鱼篮观音瓷像寄赠，赋谢》，《春在堂诗编》卷二三，《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818页。 [30]《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398页。 [31]《春在堂诗编》卷十二，《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435页。 [32]《春在堂诗编》卷二二，《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789页。 [33] 《春在堂诗编》卷十二，《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408-409页。 [34] 《句丽古碑歌》之序中云：“日本使者中岛时雨（雄）以拓本自京师属花农寄赠，因赋此诗。”（《春在堂诗编》卷十六，《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561页） [35] 《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381-382页。 [36]《春在堂诗编》卷二十，《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673页。 [37] 从目前所见俞樾手札来看，他曾将此诗的公布视为畏途，信中尝说：“兄今秋有《仿张船山宝鸡题壁诗十八首》，以中有忧愤之词，故藏而不出。东坡他事可学，诗案不可学也。”（致丁立诚札第二通，《俞樾函札辑证》，第47页）“愚亦作有《仿张船山宝鸡题壁诗》，然此时未敢即出也。”（致洪尔振第十八通，《春在堂尺牍》，第164页）“又有《仿船山宝鸡题壁十八首》，多感事之言，未敢轻出示人也。”（致徐琪第六十四通，《春在堂尺牍》，第929页） [38] 除上节表中已列入的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各一首之外，光绪三十二年还有《日本樱花歌》一题（《春在堂诗编》卷二三，《俞樾诗文集》第2册，第821页）。 [39] 《春在堂杂文六编》卷四，《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323页。 [40] 详参李则芬著：《中日关系史》第十二章第三节《日本出兵台湾》，台湾“中华书局”，2015年印本，第252-257页。 [41] 《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五，《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397页。 [42] 《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一，《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2020页。 [43] 详参李则芬著：《中日关系史》第十三章第五节《甲申之变与中日天津条约》，第280-284页。 [44] 《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五，《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392页。 [45] 《浙江巡抚廖公墓志铭》，《春在堂杂文六编》卷六，《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417页。 [46] 俞樾还有《沪上以日俄战事摹绘成图，阅之恻然，十叠前韵》（《春在堂诗编》卷二一）、《上海日报言日俄两国将停战议和，喜赋》（《春在堂诗编》卷二二）两题诗作，为日俄战争而作。 [47] 即《日本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序》、《〈日本国史纪事本末〉序》、《日本人冈松君盈〈常山纪谈〉序》、《井上陈子德〈西行日记〉序》、《岸吟香〈痧症要论〉序》、《岸吟香〈疳霉诸症要论〉序》、《日本桥口诚轩诗序》、《日本大贺旭川诗钞序》、《日本竹添井井〈左传会笺〉序》、《日本岛田君〈古文旧书考〉跋》、《书日本人〈日新学报〉后》，此外还有一篇为岛田翰之母撰写的寿文：《日本岛田彦桢母大野夫人六十有六寿序》。 [48] 《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754-1755页。 [49] 《日本人冈松君盈〈常山纪谈〉序》，《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90页。 [50] 《顾少逸〈日本新政考〉序》，《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87页。 [51] 《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92页。 [52] 《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92-1993页。 [53] 俞樾著，赵辉贤点校：《俞楼杂纂》卷四五，《俞樾全集》第10册，第688页。 [54] 《俞楼杂纂》卷四五，《俞樾全集》第10册，第688-689页。 [55] 详参土屋洋：《岸田吟香记念馆藏俞樾と岸田吟香との笔谈录一幅にっぃて—医学をめぐる两者の关わりを中心に—》，“浙江与东亚——新史料与新视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工商大学，2017年10月28—31日），第204—214页。此事岸田吟香记入《吴中纪行》一文中，明治十七年（1884）4月5日发表于《朝野新闻》（详参王宝平：《晚清耆儒俞樾在明治日本》，《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32—33页）。 [56] 赖毓芝：《技术移植与文化选择：岸田吟香与1880年代上海铜版书籍之进口与流通》，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近代中日关系史新论》，稻乡出版社，2017年，第561、598页。 [57] 俞樾：《牧山楼诗钞序》。此序不见于《春在堂杂文》，王宝平编著《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92页）引录，收入笔者整理之《俞樾诗文集》（第3739页）。 [58] 《日本桥口诚轩诗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九，《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531页。 [59] 《日本岛田彦桢母大野夫人六十有六寿序》，《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二，《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658页。 [60] 《傅懋元〈日本图经〉序》，《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86页。 [61] 俞樾每每以“旧史氏”自称。 [62] 《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85-1986页。 [63] 《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87-1988页。 [64] 《春在堂杂文六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491-2492页。 [65] 《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二，《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636-2637页。 [66] 俞樾曾为江叔海《北游草》撰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505-2506页）。 [67] 《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86页。 [68] 《春在堂尺牍》第1册，第133—134页。 [69] 《日本大贺旭川诗钞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九，《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533-2534页。 [70] 从下文所引俞樾为江瀚《东游草》所作序文来看，他很清楚自己存在阅历上的缺陷。 [71] 如小幡俨为俞樾七十寿辰所作文中称：“自夫东西洋通好来，经国修身之学遂一大变……而皆与吾名教相悖……吾道之绝不绝，间不容发。”（俞樾编，陈景超点校：《东海投桃集》，《俞樾全集》第31册，第4页） [72] 俞樾在为竹添氏所著《左传会笺》一书写的序中说：“余获交于东瀛诸君子，盖自竹添君始。”（《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二，《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638页） [73] 《春在堂随笔》卷七，《俞樾全集》第19册，第121页。 [74] 俞樾致孙诒让札，《俞樾函札辑证》，第359页。俞樾致王棻札之二，《俞樾函札辑证》，第392页。 [75] 《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二，《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639页。 [76] 《日本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序》，《春在堂杂文续编》卷三，《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583页。按，此文又见于《栈云峡雨日记》卷首，为据俞樾手写本上版者，可视为该文之“稿本”。两本相较，稿本除在文末多出“光绪丁丑夏四月曲园俞樾”题署外，其它文字差别不大。故本文据《春在堂杂文》本引用，并不再出校异文。 [77] 相似的文字，在俞樾为井上陈子德《西行日记》所作序中（《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俞樾诗文集》第4册，第1991页）也可以看到。井上（本姓楢原）为曲园老人弟子，于是俞樾进而又有“今得子德，殊有吾道东矣之叹”。然而饱受汉文化熏陶的井上，日后则长期身处中日交涉的第一线，比如《马关条约》的中文本由其担任翻译，该条约签订后他还草拟了《台湾岛接收事宜》，准备对台湾进行系统接收（岳忠豪：《〈马关条约〉文本释疑二三例》，《文化学刊》2017年第8期，第42页）。这恐怕是曲园老人写序之时始料不及的。 [78] 比如他看到华北地区的干旱，就在日记中提出抗旱治水方案；看到河南河北广植鸦片，就呼吁应该尽早戒食；了解到私盐盛行、官盐不振，就建议以收税的办法平衡官民之利。足见他对中华大地的特殊感情。详参夏虹：《竹添光鸿与清末中国》，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12月提交），第11-14页。 [79] 光绪五年，竹添光鸿在中日间就琉球地位问题的交涉中担任书记官，为日本吞并琉球做积极的谋划；光绪十年，又担任日本驻朝鲜公使，并与朝鲜开化党人共谋“甲申政变”。可以说，竹添氏在改变清廷与琉球国、朝鲜王朝之间宗主—藩属关系格局的过程中，出力甚多。他能有这些“作为”，当与对清廷实力的准确认知不无关系。李长莉《可畏又可欺的中国——甲午战争前来华日本人看中国社会》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36-1373页），已选取《现今支那事情》《支那总说》《第一游清记》《禹域通纂》四部日人编纂的中国纪行书，作为展现甲午战前来华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样本。可以参看。 [80] 《余选日本国人诗，见有尾池世璜者，字玉民，其集中有用“三”字韵至十七叠者，与余辈“堪”字韵略同，但无“庵”字耳。中外虽异，而书生结习未始异也。因成此，告桂卿诸君子》，《春在堂诗编》卷十，《俞樾诗文集》第1册，第367页。 [81] 《朱桂卿福诜、蔡辅臣世佐及花农三庶常，自都下仍用“堪”字韵作诗见寄，因再叠韵二首奉酬》《花农庶常授职编修，即用“堪”字韵寄和》《花农又用“堪”字韵作四诗寄吴下，老夫技痒，又如数报之》，《春在堂诗编》卷十，《俞樾诗文集》第1册，第366-368页。 [82] 除与徐琪等人叠“堪”字韵之外，俞樾还与恩锡、汪鸣銮都有过叠韵之作，刻入《吴中唱和诗》（《曲园杂纂》卷四一）。 [83] 《春在堂杂文六编补遗》卷二，《俞樾诗文集》第5册，第2637、2636页。 [84] 序文未收入《春在堂杂文》各编。此据清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前引录，收入笔者整理之《俞樾诗文集》（第3762页）。 [85] 光绪十年，即竹添光鸿策划并参与朝鲜“甲申之变”的当年，俞樾致竹添光鸿札中还说：“鄙意则谓，居今之世，只须《孟子》七篇，便是救时良药……诚如是也，在孟子之世，不过朝秦楚而莅中国，若在今日，则海外大九州岛岛，莫不来享，莫不来王矣。”（《俞樾函札辑证》，第689页） 【作者简介】 张燕婴，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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