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茗闲谈录·六 吴营洲 唐朝是个很特别的朝代，文学很发达，尤其是诗，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却没有哲学。
常听人说，假如能够穿越，您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回答多是宋朝。这种回答肯定是对的，是有道理的。（说的人太多了，不想重复。）最不想去的朝代，当然是非秦朝莫属了。（恕不详谈。）
他若没有一定的韬略或谋略，或不会在他的部落中脱颖而出，成为首领，更不会率领千万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然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金宣宗兴定六年（1221），道教全真道掌教丘处机西往雪山见成吉思汗时，首先劝他：“若要统一天下，必先乎不嗜杀人。”时年丘处机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了，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
根据内蒙古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提示，成吉思汗当是死在六盘山的。从当时民族战争的总体形势来分析，成吉思汗是带着部队走到宁夏境内的六盘山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蒙古族的历史，和藏族的历史一样，从前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口头历史，属于口传心授性质。成吉思汗的许多生活故事，很值得记录。许多细节很感人，只是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苏联有个符拉基米尔佐夫，曾经写过一本《成吉思汗传》，里面的许多“史实”，其实都是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符不符合历史事实，要用“常识”去辨别。譬如说，蒙古人的军队，不能离开水。他们的行军路线及历次战争，都和水有关系。到没水的地方去找满古人的历史，那就是缘木求鱼。埋葬成吉思汗的地方，也一定有水。那么多人，如果没有水，都没法生存，还挖什么墓下什么葬啊！这只是一些小常识。还有一些别的。当时蒙古人打仗，离不开马，而马更需要有水有草。蒙古人的有些战争，本来进展很顺利，但突然就不打了，停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没有水没有草了，没法再打了。当年日本人追杀一支游击队，追到了腾格里沙漠，那些游击队员大都是当地人，了解地形地物，可日本人不清楚，在大沙漠里迷路了，又和外面联系不上，当时的通讯能力差，结果，日本的一个大队，两三千人，全都困死在了那里。多少年后，人们才找到了这些人的遗骸，还有各种轻重武器等。
康熙晚年，由于身体欠佳、年纪渐大等原因，吏治渐趋松弛，贪腐成风，国库空虚，官员大多办事缓慢，得过且过。雍正上台后，开始整治朝纲。雍正精明严苛 ，秋毫必查，于是，康雍政风突然转向，由宽到严，由松到紧，使得许多官员，包括曹（曹雪芹）家，都不能“瞒天过海”了。雍正抄了许多官员的家，因此他有了一个“抄家皇帝”的雅号。有人称雍正是借“抄家”而“敛财”，恐是皮相之论。雍正所崇信的李卫等人，就是忙于纠正吏治混乱之风，才产生了许多故事。曹家与康熙，原是“铁哥儿们”，这种关系掩盖或淡化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彼此间，好办事，能互谅。而雍正上台之后，与曹家恢复了严格的君臣或主奴关系，这就使曹家失去了倚仗。当然，雍正也并没有故意为难曹家，只是不另眼相看了，不法外施恩了。
康熙两度废立太子，对立嗣之事，忧恐难忘，始终举棋不定，至死也没有表明旨意，所以造成了一个“竞争上岗”的形势。因此，人们既找不到传位与谁的证据，也找不到“夺权”的任何证据。众多事实表明了，雍正是争皇权，而不是“夺”皇权。“夺”是从别人手里夺过来，“争”则是人人有份，谁争到是谁的。康熙在立储问题上，几度反复，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甚至不敢再“轻举妄动”。暂不立储还能维持稳定的局面，一旦选不出令众人心服口服并是诸皇子中出类拔萃的，将会引起新一轮的皇储争夺战。由此，显示出在皇储问题上康熙已是“黔驴技穷”。但立储一事，在康熙看来是足以“动摇清朝”的大问题。他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呢？一是在立储问题上所形成的朋党纷争，确实可能引起宫廷内部的大乱子；二是一些觊觎地位的满族贵族、汉族高官，都有可能趁机夺权。康熙在逝世前，还在围场打猎，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他以为一切后事还有时日，但突然病倒，并很快“大惭”。一切都来不及了。康熙死的太突然，使他根本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现存的许多可解或不可解的事实证明，康熙是没有来得及。于是，出现了“权力真空”。康熙临终前后，雍正的智囊班子看准了“争位”的形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而其他得诸王子，还在傻等传位遗诏呢，于是均痛失良机。可惜我们无从知道雍正以及智囊们的幕后活动。在传位问题上，康熙并不看好雍正。屡屡告诫他要“戒急用忍”，以至雍正三十来岁时，康熙还说他“喜怒不定”。一个“喜怒不定”的人，是不能继承皇位的。至少也要考虑考虑。雍正即位后，诸皇子才意识到：谁“捷足先登”，谁就是皇上。正统思想害了诸皇子。他们一直在傻等“遗诏”，其实哪有！谁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康熙本意传位给十四阿哥”，谁又能拿出证明是“允禵未到，隆科多传位四子”。谁都不能！对“诸皇子”而言，事先谁也没有想到“捷足先登”，雍正除外；事后谁也理解了什么叫“捷足先登”，但又都徒唤奈何。历史从来就是“无风不起浪”的，“接班”大事定有隐情，不然宫内外就不会传出许多说法。舆论绝不是几个野心家所能左右的，至多是“火上浇油”而已。没有任何一件有力的证据，证明康熙是自愿传位给雍正的。雍正取得皇位的特点，是冷静观察形势变化，采取对策，加强对突变事件的应变能力。康熙五十二年，皇八子允禩夺嫡失败与皇太子允礽两败俱伤后，雍正的谋士戴铎给雍正写了一封长信，为雍正出谋划策：“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雍正批道：“凡此等居心言语，切不可动。慎之！慎之！”雍正特别害怕，在康熙活着的时候，把他给否了。就像皇八子允禩等人似的。“竞争上岗”是康雍交接的一大特点，不应说是篡权，实际上是诸王子争权，谁争到便是谁的。一些文化人，无事可做，百无聊赖，造些疑案聊以度日。雍正疑案就是如此炒出来的。雍正即位，并没有留下什么谜，而史书上作出的种种揣测，是史学家的无事可做。真是无聊的历史，好玩的历史学家。雍正上台，并没有使用任何见不得的人勾当，他的英明就在于，当其他的皇子均在傻乎乎地等待遗诏时，他则径直登上了金銮殿，并一屁股坐了下来。此时的椅子是空的（康熙并没有遗诏），谁坐了上去，谁就可以发号施令了，谁也就成了皇帝。等别人明白过来这个理儿时，为时已经晚了。雍正捷足皇位之后，除了巩固他的政权之外，所下得最大功夫，就是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乾隆所立的“功德碑”则是总结，以说服后世，“永勿翻案”。雍正好佛，自号圆明居士。可他即位后，杀戮手足，毫不留情，其佛心又在何处？可见他此前的大畅佛法，只是掩盖自己争储的意图罢了。与世无争，雍正棋高一筹。
康雍乾这祖孙仨挺有意思，真的假的都有个“自我评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对自己有一番评价：“几十年来孜孜求治，小心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基本作到天下安定，家给人足。”雍正对自己的评价，有人曾做过一番总结，现择抄如下：一、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勉之。二、朕从来秉性如此，断不肯固执己是，“大公无我”四字，实可对越神明，卿等当知之。三、不但卿等为大臣者，便朕实心为天下秉公行政，尚不免奸恶小人之怨谤，何况卿等？五、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报复，必获报复。六、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末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乾隆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有人评述说：乾隆的“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也有的用兵是小题大做，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就是这样的。
如何评价一个皇帝，不能只看他本人在位时的功过罪错，而且，即要看他对他的“前任”是如何继承的，又要看他对“继任者”及后世的影响。
现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应该归咎于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当是慈禧。慈禧“垂帘听政”长达五十年，除了玩阴谋，耍手腕，争权夺势，贪图享乐外，几乎没干过任何正经事儿。慈禧虽然权势倾天，但她从未掌握过兵权。清朝的兵权掌握在恭亲王奕、荣禄、李鸿章等人手里。当然，这些人都是慈禧的亲信。慈禧清楚，“变法”是大势所趋，不变不行。她也的确想“变法”，但她有她的“底线”，也就是所谓的“四个不能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有点儿像“四项基本原则”啊！）印象里慈禧说个这样一句话：“你康梁想变法，为什么不找我呢？”如果康梁找了更有权势更有手腕的慈禧，他们的“变法”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其实很陈旧，他们属于很传统的知识分子，脑海里总是有个皇帝。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即把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寄托在皇帝身上。在这点上，康梁不如写《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的陈天华。陈天华的主张是“建立民主共和国”。陈天华曾写过《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文章，体现了他的民主思想。可惜他蹈海自杀了，时年才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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