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本无谜
——清世宗入承大统新考
线天长 吴营洲
雍正继位是否合法，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合法，因为有康熙“遗诏”；又有学者称，“遗诏”纯系伪造，并不合法。究竟孰是孰非，三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互不认可，遂被唤作清初三大谜案之一。而我们在研读了相关史料后，认为雍正继位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不合法的，而是在康熙突然驾崩后，最高层出现了一时的权力真空，皇四子胤禛审时度势，在其他皇子傻傻地等待“遗诏”时，捷足先登，一屁股就坐在了皇帝宝座上，然后便诏令天下。当他人如梦方醒时，大局已定，一个个只能徒唤奈何。
康熙拿不定主意传位给谁
所谓“合法”，就是先皇帝是否指定他为接班人了。指定了，他就“合法”；没指定而又做了皇帝，那他就不合法。这里没有“民主”可言。
康熙最初指定的“接班人”（即太子），是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胤礽。那年康熙二十二岁，胤礽刚抓过周。康熙之所以相中胤礽，一是因他为康熙的正妻（即皇后）赫舍里氏所生；二是胤礽出生时，皇后难产而死，打小就没见过娘（跟康熙似的），康熙念其孤苦，想作补偿。
胤礽在康熙和师傅的调教下，“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康熙语），然而他自小就眼巴巴地等着做皇帝，一天天地等，等得鬓发都白了，依旧无缘问鼎，其郁闷其焦躁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朝鲜《李朝实录·肃宗朝》卷五四）另外，“太子”身份，实为箭靶，有“太子”在，其他人便登基无望。这自然就招了众怨。因此，有称帝意向的，想过皇帝瘾的，对其便极尽诋毁。称其“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身为“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行事难免蛮横专断，这更给他人留下了攻讦的口实。于是康熙以“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为由，将其废黜，时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没了“太子”，诸皇子谁都问鼎有望。此机会百年不遇，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竞争上岗嘛。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排序的有二十四人，成年且受册封的有二十人。这二十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十二人。他们是：皇长子胤禔、皇二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阿其那）、皇九子胤禟（塞思黑）、皇十子胤礻我、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与胤禛同母）。其中最具竞争力者，当属皇八子胤禩，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十四子胤禵诸人。这哥儿几位纷纷加速网罗党羽，培植亲信，扩充实力。彼此间的争斗，自然就更为复杂、激烈。以致太子被废时，皇长子胤禔对康熙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圣祖实录》卷二三四）这令康熙悚然心惊。康熙清楚宫廷斗争的残酷、血腥。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骨肉相残。更不想让觊觎皇位的外人，包括王公贵族以及满汉大臣，坐收渔利。时隔一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不过，诸皇子明白：皇太子第一次能废，便也有第二次废的可能。因此，皇子间的争斗不仅没有消停，反倒愈演愈烈。果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以“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为由，再次将胤礽废掉。
“太子”立了废，废了立，本是皇帝与太子间，太子与诸皇子间，势力较量的结果。由此可以感知到各派间较量的惨烈程度，也可以感知到康熙内心的犹豫、矛盾、无奈和痛苦。为此康熙曾当着诸多臣子和儿孙的面，倒地恸哭。
无奈归无奈，恸哭归恸哭，但如康熙所言：“立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这是康熙五十一年的事。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底，康熙又颁布谕旨，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这说明康熙在立储问题上虽然总是举棋不定，但他心里还是有大谱的。
那么，此时康熙所属意者是谁？这一点，康熙没讲。既然没讲，那么种种猜测，均属妄议。有人认为，康熙属意胤禵。其理由：一是委派胤禵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西征。二是胤禵出征时，康熙亲自送行，规模宏大，场面隆重，并特许他“其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一）这些理由，看起来倒也在理，其实未必确切。当时，征剿准噶尔部，连连失利，康熙年事已高，无力“亲征”，但要做出“亲征”架势。这不论对准格尔部，还是对清朝边将，均有震慑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这和“立太子”并不搭界。起码也不是康熙的初衷。倒是胤禵在西线的出色表现，更是加重了康熙在立太子一事上的犹豫程度。
当时胤禵三十来岁，风华正茂，康熙许会想：为什么不立年轻的为太子，而立胤礽、胤禛、胤禩那些老的呢？那些老的，一个个皆是擅长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老油条。甚至康熙想，自己身体尚好，不妨再等等看，是不是有比胤禵更年轻更能干的皇子冒出来呢！诸如皇十七子胤礼等。（雍正在其遗诏里曾这样评价过胤礼：“至性忠直，才识具优，实为国家有用之才。”）我们想，如果康熙真把胤禵视作了最佳的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会传出话的，他会立下诏的，康熙的作风就是敢作敢为，咋想咋干。（另就是康熙六十年，胤禵曾回京“述职”，倘若康熙想立他，此时正是机会。最起码的，也会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不会让他重返前线了。就镀金而言，已经够了。）但没立。即便是胤禵西征时没立，就是在康熙患病到去世的六天里也没立。看来康熙并没有铁定了心传位给胤禵。
除了胤禵，复立胤礽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任谁包括康熙本人都意料不到的事情。康熙本人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胤礽会两度废立。
还有皇八子胤禩。皇八子胤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颇得众心。第一次废掉太子后，康熙曾想让朝中大臣推举新太子，不料在“民意测验”中，举朝上下竟然一致拥戴胤禩。这令康熙震惊不已。胤禩的势力太大了。康熙不能容忍儿子的威望高过自己。他害怕大权旁落。于是他不惜食言自肥，收回了自己事先“选谁是谁”的承诺。然而，胤禩本人因此就断了称帝念想吗？恐怕未必。雍正二年，雍正曾称胤禩：“伊等结成朋党，竭力钻营……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偏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乘时，成伊大志。”此是明证。
皇长子胤禔绝非等闲之辈。他凭借得天独厚的长子身份，充当康熙的理政助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之前，在办理具体政务上，他受任的次数，超过了太子胤礽。康熙对他宠爱有加。只是其生母惠妃品级很低，生育皇子后方晋升妃位，才难被立成太子。
再就是皇四子胤禛。胤禛集团包括胤禛的十三弟胤祥、十七弟胤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其实历史业已证明，胤禛决非等闲之辈。
所以说，康熙传位给谁，在康熙晚年，乃至临终前，始终就没定下来。也许他心有所属，但毕竟没说出来。问题的症结是，康熙没料到自己突然会死。
康熙没料到自己突然会死
自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一月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一直在外行围打猎。行围打猎，虽是消闲，却也是有体力保障的。倘若康熙体力不济，早就会打道回府了。也就是说，康熙没料到自己突然会死，起码也是没料到自己会在一年内死掉。从康熙的起居注来看，他在行围期间，不曾与谁提过立储事宜。可见立储问题，虽然一直困扰着他，令他“无日不流涕”，乃至恸哭于地，但毕竟不是磨扇子压着手。他认为自己身体尚好，来日方长。胤礽第二次被废黜，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到此时已有近十个年头了。十年都过来了，着什么急？他以为自己还有时间可以从容选择。即便是他患了风寒之后，依旧没有意识到立储的刻不容缓。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又往南苑打猎，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初八，有旨传出，称其“偶患风寒”（《永宪录》）。初九，由于龙体欠安，由胤禛代行南郊冬至祭祀大礼。冬至的祭祀大典，本从初十到十五，其间按惯例要进行“斋戒”，一应奏章都不必送来。可从初九到十二日，康熙的病越来越重。到十三日凌晨，康熙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一直在皇帝身边担负侍卫任务的隆科多，忙派人传达诏命，令诸皇子火速赶到畅春园。此时，康熙帝已是昏迷不醒。赶来的皇子们都未能和父亲说上一句话。所有的皇子都为父皇的病情感到突然、惶恐、六神无主。
从康熙于十一月七日“偶患风寒”到十三日戌刻（晚七时至九时）訇然驾崩，仅仅六天。其间，并未发出过任何“病危通知”。没有谁料到康熙会突然死去。包括康熙本人。
康熙的病情本来不重，却突然死亡，不能不使人生疑。有人因此说康熙是被毒死的。雍正朝吕留良一案中，曾静的供词为：“圣祖皇帝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一碗人参汤，圣祖就驾崩了。”凶手就是胤禛。其实这种说法不足采信。但无论怎样，康熙毕竟死了。
早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六十四岁，自感身体大不如前，为防不测，便有了立诏念头。“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清圣祖实录》）但最终，却是抱憾而去。让无数后人猜来猜去，几成谜案。
诸皇子六神无主苦等遗诏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六岁的福临继位。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八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
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坏处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
诸皇子都清楚，谁继大统，盖由康熙指定。指定谁是谁。听天由命。看个人的造化。却压根儿没有想到，康熙突然会死。康熙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猝然谢世，以至临终前没有留下“传位诏书”，甚至也没有留下“口头遗诏”。
在康熙患病到驾崩的这六天里，诸皇子一直都守候在病榻外面。康熙只是“偶感风寒”，他们没有想到康熙会死。他们期待着康熙能早日康复。他们更没有想到康熙死后怎么办。而在此期间的胤禛，并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守候在病榻外面。他是代康熙在南郊行大祀礼，只是每日都派护卫至畅春园请安。在此期间的胤禛果真就是在专心致志地代行大祀礼吗？恐怕不是。他清楚康熙在立储一事上的犹豫不决，清楚康熙并没有最后传位给谁的明确指向，即没有所谓的“传位遗诏”。他每日都派护卫至畅春园请安，其实是在打探消息。守候在康熙身边的理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是他的亲信。只有隆科多掌握着康熙病情的第一手信息。当胤禛意识到康熙因此会宾天之后，自然不会闲着。事后的事实也证明，诸皇子中只有胤禛是头脑清楚明了形势的。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寅刻（五至七时）康熙生命垂危，一直守候着康熙的隆科多召当时在场的诸皇子进屋见驾，此时康熙已处于昏迷状态，不能言语了。不时康熙驾崩。康熙驾崩，诸皇子慌作一团，隆科多当即宣布康熙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圣祖实录》卷三百）有皇子问：遗诏在哪？隆科多说：是口诏。此时，康熙已薨，死无对证。
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时，胤禛并不在场。而且不知道自己会成皇帝。诸皇子都知道了，偏他不知道！而后来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竟然惊仆于地。胤禛自己写道：“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大义觉迷录》）感觉胤禛很会演戏。
待诸皇子如梦方醒时，“事机已失，悔之无及”。（胤禟语）当生米成了熟饭，胤禛坐在了龙椅上，便有了生杀大权，诸皇子很自然地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皇四子审时度势捷足先登
机遇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康熙的突然去世，群龙无首，统治者的最高层出现了千年不遇的权力真空。象征着权位的龙椅，静静地摆在不远处。它是空着的。老主人业已离去。老主人离去时，并没有指定这把椅子究竟归谁。诸皇子谁都有资格坐上去。谁坐上去谁就成至高无上的皇帝了。可诸皇子谁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唯独胤禛例外。胤禛审时度势，捷足先登，逮住了这个千年不遇的机会，终于入承大统。当其他皇子如梦方醒时，自然不服。其中皇九子胤禟的表现最具代表性。如胤禛所述：“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大义觉迷录》）胤禵应召回京后，对胤禛“远跪不前，毫无哀戚亲近之意”，“无礼至极”。皇十子胤礻我也“言语不敬”。皇八子胤禩对派办事务不予理睬。我们从中也可看得出，胤禛当时心虚得很。倘若他手里真有“遗诏”，以他的性情，恐是不会容忍谁对他“傲慢无礼”的。他是怎样当上皇帝的，他心里清楚，别人也清楚，在他立足未稳之际，他不得不“镇定隐忍”。事后他则把胤禩、胤禟、胤禵等全给收拾了。
人们没有想到胤禛会做皇帝。
但胤禛是个有准备的人。他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八子胤禩与皇太子胤礽争储两败俱伤后，属人戴铎投书胤禛，出谋献策：“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胤禛批道：“凡此等居心言语，切不可动。慎之！慎之！”胤禛特别害怕，在康熙活着的时候，把他给否了。就像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等人似的。雍正帝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策略，一步步地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在戴铎书启中，另有一语，极为重要，也极有远见：“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微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胤禛之所以能入承大统，就因为他是一“高才捷足者”。
所谓的康熙遗诏
所谓的《康熙皇帝遗诏》，共有四份。时下，两份在大陆，两份在台湾。是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的。
康熙宾天后，根据康熙“遗诏”，七天后胤禛即位。而按照雍正自己的说法，康熙是在驾崩当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的，这就说明康熙并没有留下文字遗诏。另外，现存遗诏满文部分，均没有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这句话。（2004年第3期《史林》金恒源撰文《雍正帝篡位说新证》）雍正在当了七年皇帝之后，却突然举出证据：康熙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禛，在胤禛到达畅春园之前的早上七点左右，康熙已将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这可信吗？以雍正的一贯为人及即位斗争的惨烈程度，断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才宣布。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胤禛、张廷玉等人编造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也指出，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七十五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可见，康熙去世时胤禛、隆科多并没有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了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康熙“遗诏”。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我们还不妨退一步想：倘若康熙真有遗诏，雍正就不会处死隆科多了。隆科多当是“康熙遗诏”的唯一见证人。甚至可以说没有隆科多就没有雍正。雍正应该把他供起来，以展示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而不应该将其杀掉。因此有人称雍正此举是“杀人灭口”。
雍正在位十三年，前七八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正名”。有《大义觉迷录》为证。倘若康熙“遗诏”货真价实，雍正又不心虚，何劳他费尽口舌，一再表白自己的合法，甚至不惜拉出曾静、张熙之类的小丑四处演讲以为自己洗白。欲盖弥彰，适得其反，越描越黑。雍正是昏了头。乾隆明了此点，即位后，一反其父所为，立马将曾静、张熙处死，并严令收回《大义觉迷录》，凡私藏者杀无赦。
至于雍正继位是否合法，我们从其生母乌雅氏对其继位的态度，似乎也约略可见一斑。当康熙去世，胤禛即位，乌雅氏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去为康熙殉葬。甚至说：“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举行登基大典时，按惯例皇太后应受皇帝行朝贺礼，但乌雅氏坚辞拒绝。随后雍正令礼部为其生母议加皇太后尊号，又遭断然拒绝。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不过倒可以做个揣想，倘若乌雅氏的另一个儿子胤禵做了皇帝，她是断断不会如此的。
有人称，康熙选中雍正，是因为喜欢弘历。弘历是雍正的第四子，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是康熙隔代指定了“领导人”，所以雍正的继位顺理成章。其实这说法十分牵强。这是乾隆杜撰出来为雍正继位辩白的。也亏乾隆想得出。试想，康熙连自己的太子都立不好，焉能隔代立？他有把握在他百年之后雍正一定会按着他的心思行事？况且，康熙喜欢弘历不假，但康熙也喜欢甚至更喜欢其他皇孙。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查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