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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有处有还无 ——浅谈曹雪芹的艺术创作及《红楼梦》的主旨 吴营洲 惜字如金的曹雪芹，竟让同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一回，一次是在第五回（第一百一十六回有一联与此相仿，“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由此可知此联在曹雪芹心中的地位及意义。 然而，遍观两百多年的红学史，无数论者对上联“假作真时真亦假”颇为关注，探幽发微，成果喜人，尤其是对“真事隐去”“假语存言”的阐释，使无数读者意识到了所谓“真”“假”当是破解《红楼梦》的一把钥匙，而对下联“无为有处有还无”，则似乎重视不够。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截至目前还不曾见过有谁对此做过系统探讨。现在，想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 首先声明一点，“有无”本属哲学术语。“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曹雪芹选用它，自然有其深意。它和“真假”有相通之处，却又高出“真假”一个层次。不过在这里，我且藏拙，不谈其哲学意蕴，只谈曹雪芹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述其创作主旨，而在红楼人物、红楼故事、红楼场景诸方面使用的“有”和“无”。 红楼人物的“有还无” 《红楼梦》是部文学作品，其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曹雪芹因为创作主旨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名“有”实“无”，即在书中“有”，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诸如宝玉、元春、焦大、李嬷嬷、一僧一道、“金陵十二钗”等。 先说元春。因为有人称《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所以总有人把贾宝玉比附为曹雪芹。可是依据史料，曹雪芹并无这样一位“姐姐”。有人如裕瑞者，曾说“元春”是曹雪芹的“姑辈”，即曹寅的女儿，而曹寅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镶红旗平郡王纳尔苏（成了“王妃”），一个嫁给了康熙的某侍卫，均非“皇妃”。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第六十三回）中，探春掣了个“必得贵婿”的签，众人打趣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在这里，作者故意将元春的“皇妃”身份说成“王妃”，不过是在暗示读者，《红楼梦》隐含了曹家故事。 另外，元春身为“皇妃”，可以称为“贵妃”，也可以称为“元妃娘娘”，而在“元春省亲”时，偏偏称其为“贾妃”。按惯例是没有这等称谓的。其实，贾妃者，“假妃”也。也就是说，她不是“妃”。元春名字中有一“元”字，又生于“大年初一”，给人的印象是没有谁比她更大。而“大年初一”恰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由此可知她是“至高无上”的。在她“省亲”时，连她的祖母、父母都要跪接行大礼，可知她已是“君”的象征了。 再就是，贾妃这个形象，与其他女儿相比，显得缺少个性，苍白无力。这当然不是曹雪芹创作文学形象的功力不够，而是根据他的创作主旨，需要这样一个抽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贾妃就扮演了这样一个符号式的角色。这个角色重要吗？严格说来不太重要，就像京戏里的“皇帝”，走一两个过场戏也就完了，但是没有她绝对不行。作者创作的这个角色，我们不必费大力气在清代的史料中去找所谓的生活原型；压根儿就没有。 焦大也名“有”实“无”。焦大是贾府老奴，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听起来倒也煞有介事，实有其人，可是仔细想想就觉得不对榫了。这个焦大究竟多大年纪？人们一般认为七十来岁，抑或更大些，和贾母不相上下。可一个“随太爷出过三四回兵”的，肯定是“圣朝”定鼎之前的人，而书中说“定鼎”已有百年，那么这个焦大起码也有一百二十岁了。这可能吗？（曹雪芹设计这个人物的用意之一，就是表述焦大为贾家几代主子舍生忘死的忠义，也就是贾家上代为清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贾家原先有那么大的功劳，如今却落得一败涂地，而败落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这就更让人感到败落的不能接受。） 与焦大相类似的，还有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年龄大的也有违常情。清代时就有人指出了这一点：“李嬷嬷龙钟潦倒，度其年纪，在贾母之上，不足为宝玉乳也。”（曹雪芹之所以让李嬷嬷“年龄错乱”，恐怕是为了彰显她的那句“气话”：“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旁……”是曹家把康熙“奶大了”，而雍正“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旁……”。其怨恨之情，不言而喻。） 冷子兴同样名“有”实“无”。在书中，冷子兴是周瑞家的女婿，都城中的古董商，贾雨村的好朋友。有一次卖古董和人打官司，便叫女儿来向荣国府讨情。就其故事本身之于《红楼梦》而言，无足轻重，但他的价值在于“演说”过荣国府，借他的口，使荣宁二府的主要人物都一一亮了相。脂砚斋对他有句批语很中肯：“此人不过借为引绳，不必细写。”所以说，他不是实有其人，只是个“线索人物”。 “一僧一道”更是名“有”实“无”。在书中，他俩总是联袂而行，这是有违生活本真的。僧是僧侣，道是道人，彼此信仰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焉能终日里形影不离出双入对？这二位在太虚幻境里，唤作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均是仪表不凡，道风仙骨。到了凡界，却成了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一副埋汰相了。有时候，二者还合而为一，幻化为空空道人。空空道人，又名“情僧”。就是这个“情僧”，又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石头上刻着的故事，从头到尾抄录下来，问世传奇，这便是所谓的《石头记》。其实，“空空”为佛家术语，却冠于“道人”头上。而那癞头和尚，本是佛家子弟，却时常“画符”。“画符”乃道家伎俩。而且这一僧一道，总是飘忽不定，来去无踪，怎么会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呢。（曹雪芹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两个人物呢？我们认为他俩不仅仅是“线索人物”，另外的寓意是，实因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困惑，有许多无奈，他希望有个“谁”来指点迷津，救苦救难。） 再就是“金陵十二钗”。“十二金钗”这个称谓，古已有之，早在南朝时，梁武帝有一首《河中之水歌》，其中写道：“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此处的“金钗十二行”，本是用作形容美女头上金钗之多，后以“十二金钗”喻指众多的妃嫔或姬妾。是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借用了这个词。而曹雪芹笔下的“十二金钗”，并不是所谓的“妃嫔或姬妾”，而是姐妹、姑嫂、母女、妯娌，和妻妾之类牵扯不上。另外，十二钗里面真正生于金陵的，大概只有宝钗、凤姐，贾府四春、湘云、李纨以及巧姐，都为京城人氏，秦氏则来历不明（据说“家住江南姓本秦”），妙玉在苏州呆过，没说是否去过金陵，黛玉也来自苏州，一生没去过金陵，怎么能说这些人是“金陵十二钗”呢？再就是，金陵十二钗颇有凑数之嫌，像王熙凤的女儿巧姐，只是一个黄毛丫头，怎么能以“钗”冠之？ 最后说一下贾宝玉。贾宝玉同样是名“有”实“无”，他是曹雪芹创作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与曹雪芹极为熟悉的脂砚斋曾有一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者。”（第十九回）由此可知，“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贾宝玉这么个人。不过，脂砚斋接着批道：“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几处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细读这段文字，方知宝玉其人，“实未曾亲睹者”，但曹雪芹把他写活了。在书中，述及宝玉处，脂砚斋时常称，“如闻其声，见其形。”“的是宝玉生性之言。”“活见从纸上走一宝玉下来，如闻其呼，见其笑。”“若不如此，亦非宝玉。”如此等等，均是指曹雪芹小说写得好，“如见如闻”。 当然，宝玉与元春诸人，均不是曹雪芹向壁杜撰出来的，一如王夫人在怡红院大发淫威时，脂砚斋曾有一批：“况此亦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捏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说之离合悲窠臼相对。想遭冷落之大族子弟见此虽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点契于心者焉。”（第七十七回） 红楼故事的“有还无” 在《红楼梦》中，许多故事是名“有”实“无”的。诸如“元春省亲”、“甄家遭变”、“护身符”等。 既然元春名“有”实“无”，那么“元妃省亲”自然也就子虚乌有了。脂砚斋曾称“元春省亲”是“仿舜巡”。透过脂批我们可以感悟到，所谓的“元春省亲”，其实是“康熙南巡”。另外脂砚斋还生怕读者不懂，又批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当然，有关“元春省亲”的种种描写，并不是曹雪芹凭空想象出来的。我们认为元春的“生活原型”有两个，一个是康熙，一个是乾隆的富察皇后。“省亲”的场面则参照了“康熙南巡”及富察省亲时的情景。（不过，此为另一话题，在此不表。） 甄士隐的家庭变故，也是名“有”实“无”。甄士隐本是姑苏乡宦，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然而祸起萧墙，元宵节那天，甄士隐的家人霍启（祸起）抱着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真应怜）去看社火，不慎将英莲丢失。甄士隐自此烦恼构疾。不想三月十五这日，他家隔壁的葫芦庙起火，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甄家也因此被烧成了一片瓦砾场。脂砚斋将此称作“士隐家一段小枯荣”。 “士隐家一段小枯荣”，其实隐含了贾府一段“大枯荣”。甄家的变故，其实是贾家变故的一个缩写版。而“贾家的败落”，又是曹家败落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中有句话，“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此言极是。所谓“甄士隐”，就是“真事隐”，符号而已，不是个实有的人。其实甄英莲也不是实有其人，作者只是透过她的命运，来暗示书中众女儿的命运。在癞头和尚说英莲“有命无运”时有句脂批：“你看他开卷第一个女子便用此语以订终身，便知托言寓意之旨”。由此可知书中众多女子，都是“有命无运”的。 书中另有一首关于英莲的谶诗，后二句是：“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此处有一脂批：“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讳知者”什么？我们知道，雍正亲谕江南总督范时绎去查封曹家的时间，是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如果把文书由京城传到江宁的行程计算在内，曹家实际被抄的时间，当是在元宵节前夕。所以说曹家的彻底败落（即最后被抄家），当是在雍正六年的元宵节前。正因为此，此处另有一句脂批：“伏后文。”“后文”者，就是第五十四回凤姐讲的那个笑话。凤姐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半的。几个人抬着个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了。只听'噗哧’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捍的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湘云道：“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凤姐道：“这本人原是聋子。”众人听说，一回想，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问他：“先一个怎么样？也该说完。”凤姐将桌子一拍，说道：“好罗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雍正五年）也完了，节（元宵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家被抄了能不收拾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说，复又笑将起来。其实这笑声的背后，是有一种椎心之痛的。（附带说一句，甄士隐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贾雨村在“现实生活”中是实有其人的。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表。） 所谓的“护官符”也是名“有”实“无”。“护官符”是指地方上权贵的名单，新上任的官员必须保护他们的利益，才能站住脚跟。《红楼梦》中“护官符”的作用十分重要，某些教科书是这样总结的，它交代了社会的背景，引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关系，推进了情节的发展，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并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但实际上，曹雪芹并没有写“四大家族”。薛家母子三人在书中，只是寄居贾府的客人，而不是薛府的主人。在具体描写中，他们一次都没有作为薛府的主人出现过。史湘云也只是常来贾府的客人，而不是史府的千金。王子腾、王子胜，还有王仁，更是从来没有露过面。忠靖侯史鼎虽然来过贾府，却无一句具体描写。曹雪芹只写了一个贾府，而且只是写了贾府里的那个荣国府，也就是说，他只写了四大家族里的八分之一。 至于书中“无材补天”“绛珠还泪”“衔玉而生”“梦游太虚幻境”“魇魔法姊弟逢五鬼”“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等，更是名“有”实“无”。读者自有明鉴，无需多叙。 红楼场所的“有还无” 《红楼梦》中最大的活动场所，自然是大观园，而这大观园， “有”实“无”。 “大观园”是元妃省亲别墅的“俗称”。它的位置及大小，作者做过说明：园在两府之中，东取宁府会芳园地，西用荣府东大院旧园，连属小巷，拆除所有下人一带群房，以归并改建，周围共三里半。而如此规模的私家园林，无论是南京还是北京，都是没有的。 由于大观园在曹雪芹的笔下，写得太“逼真”了，“使读者惊心炫目，如亲历其境”，两百多年来，总有人探寻其遗址遗迹，甚至有过“京华何处大观园”的热烈讨论，最终却无果而终。俞平伯先生这样认为：“反正大观园在当时事实上确有过一个影儿，我们可以这样说，作者把这一点点的影踪，扩大了多少倍，用笔墨渲染、幻出一个天上人间的蜃楼乐园来。这是文学上可有应有的手腕，它却不曾预备给后人来做考证的呵……假如在北京城的某街某巷能够找出大观园的遗址来，在我个人自感很大的兴味，但恐怕事实上不许我们有这样乐观的想法呵。”（《读〈红楼梦〉随笔》） 水月庵也当是名“有”实“无”。“水月庵”别名馒头庵，是书中位于“北门外”的一座尼庵，它在《红楼梦》中也不可或缺。宝玉在“水月庵”撞破了秦钟和小尼智能儿的好事，凤姐在“水月庵”干出了图财害命的勾当，芳官跟着“水月庵”的智通出了家，贾芹曾在水月庵窝娼聚赌，即便在八十回之后的文字中也有“水月庵掀翻风月案”一回。那么，水月庵具体在哪儿？胡文彬先生在其著作《读遍红楼》（书海出版社出版）中，有一节“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是谈“水月庵”的。胡文彬先生考证出，“水月庵”在江南有两处，一处是江苏长洲县的水月庵，一处在曹寅的奏折中提及过；北京有四处，北京西单牌楼西南闹市口一处，宣武门内西城根太平湖东坡一处，东四牌楼北五条胡同路一处，西直门内北小街一处。胡文彬先生分析说，曹雪芹童年时代是在江宁织造府度过的，他把记忆中的水月庵写入小说中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联系《红楼梦》中所提到的一些地名，如小说中有“鼓楼西大街”、“化枝巷”（西单北甘水桥附近、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兴隆街”（崇文门外）、“天齐庙”（西城门外）、“天香楼”（什刹海旁）、“清虚观”（地安门外后海之北旧鼓楼大街）等等，对在北京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来说，更具体，更直接一些。 其实，水月庵同大观园一样，都是艺术化了的地名。 不必说大观园、水月庵了，即便是贾府，也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读者不要当真。但是，作者分明又告诉了我们，大观园、水月庵、贾府这些场所虽然是没有的，但贾府及大观园的衰败并最终灭亡，却是实有其事。 红楼主旨的“无为有” 《红楼梦》一书，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其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第一回）这是在申明一个“无”字。 然而接着又告诉读者，“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是又申明了一个“有”字。 在此处，脂砚斋有一长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刮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这则是在替作者申明：“无为有处有还无”。 曹雪芹为什么要把他的书写的似有实无、似无实有呢？这是由于他的创作主旨所决定的。关于曹雪芹的创作主旨，我们认为有两个：一是“叙情”，一是“辨冤”。“叙情”部分，甲戌本凡例里的“作者自云”已经说清楚了：“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而“辨冤”部分，书的字面上“无”，但若细心品味，便会感到文字背面实“有”。 我们知道，曹家曾做过三代四任江宁织造，威威赫赫，几近百载，而最后竟落得：“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试问，一个钟鸣鼎食的大家族，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若想弄通这个问题，首先得明了曹家、李家是因何被抄的？ 据雍正五年的一道谕旨称，曹家被抄是因为“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而据清朝官制，织造一职主要是负责宫内及官用绸缎等纺织品。这份差事，当是实报实销，花多少钱向内务府通报一声就行了，怎么会有“亏空”？既然如此，“亏空”何来？从曹家、李家的实际情况看，“亏空”的形成主要是“接驾”所致。康熙在位时，六度“南巡”，其中四次驻跸织造府。这就是赵嬷嬷所说的：“江南的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 众所周知，“接驾”是要花费银子的。虽然康熙三令五申，规定“南巡”费用由内务府负担，决不扰民，但地方上哪个不是“尽其所有”，倾心孝敬。人们知道，“谕旨”不过是表面文章，图个爱民之名罢了，康熙的骨子里还是喜欢隆重热闹的。诸如康熙四十一年，康熙打算再度“南巡”，事先，他在李煦的一份奏折上批道：“朕九月廿五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然而真到“南巡”时，一切供张一如上次，康熙并未“从重治罪”。有记载称，康熙“南巡”时，“巷陌皆有鼓吹”，“人家皆结彩张灯焚香”，“沿途立碑亭牌坊，献御膳，演戏文”。一处创行，各处效尤。而且，一次比一次铺张，一次比一次奢华。更有甚者，有官员沿路大造“行宫”。 另外，接驾时的有些支付，本是无法“报销”的。诸如打点随驾的侍卫人员，相当于打点而今的领导秘书，就是“情有可原”而“于法不合”的。另如扬州江天寺的行宫，本是江南地方官集资或摊派建造的，曹寅、李煦就各出了两万金，偏说是盐商在“献爱心”；本来开销几十万，偏说工价仅“数千”。这种事例并不鲜见，能不“亏空”？ 曹李两家的“亏空”，在康熙眼里不算“贪污”，然而康熙一死，情形就不同了，雍正则将这些债务视作“贪污挪用”。经清算，李家共亏库帑四十五万两，于是对李煦“当即罢官”、“抄没”。对曹家，雍正倒是法外施恩。曹家未清偿的库帑约四万五千余两，限其“分三年补完亏空”。不幸的是，此时的曹家已是彻底“精穷”了，竟然无法在限内“补完”。 由此可知，因为康熙“南巡”造成的亏空，不仅由曹李两家承担了经济责任，进而承担政治责任及至家族被抄，难道不是一桩“冤”事吗？ 有冤，自然要诉。如何诉？直接找皇帝掰扯吗？不能！那是找不自在。罪上加罪。既然不能直接诉，那就只能委婉地诉，他们得让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抑或原委。于是就有了这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千古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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