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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疏漏”还是“忌讳” 吴营洲 无意间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曾经知名的“洪广思”》（载《同舟共进》2012年的第11期）。一看便知，是谈“洪广思”的。我对这事儿有点感兴趣，于是便翻开来读：文章首先介绍了“洪广思”的诞生背景：“1970年9月，庐山会议召开后，鉴于陈伯达用马列语录包装他的'天才论’，毛泽东号召全党学马列、读原著，以识别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各地的'写作小组’如梁效、石一歌、洪广思、唐晓文等也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接下来，文章谈到了“洪广思”的一些成员：“原人大的教师，如哲学系的罗国杰，中文系的阎焕东、经济系的陈耀庭”，以及“史松”。仅此而已。我有些纳闷，一篇谈“洪广思”的文章，既然谈到了他的“成员”，怎么会不提冯其庸老先生呢？我觉得，若谈“洪广思”，就“组成人员”而言，不提冯其庸肯定是不客观的。凡是对“红学史”稍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冯其庸是“洪广思”中一个“非常杰出”的笔杆子。闻名遐迩的《〈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这篇文章，及那本“发行量很大，流毒全国”的书《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均是出自冯其庸的手笔。最起码的，他也是个“主笔”，或“主笔之一”。而且在红学界许多人的印象里，“洪广思”就是冯其庸的笔名。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结束后，“四人帮”所有的“御用写作班子”都倒了，如梁效、石一歌、罗思鼎、唐晓文等，唯独“洪广思”没倒。冯其庸当属“数朝元老”。即便是他“退休”后，给人的感觉，依旧跟慈禧似的，是红学界的“老佛爷”。读罢这篇文章，我总的感觉是，写得“不全面，不客观，不宏观”。作者并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来俯视这件事，也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境界来反思这件事。或许是作者对这件事并不是特别了解就匆匆下笔了，或许是有所忌讳。或许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没有起好，倘若叫《我所知道的“洪广思”》，我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冯其庸本人对“洪广思”这个名字特别忌讳。谁提跟谁急。据我所知，著名的“草根红学家”邓遂夫先生曾在一篇文章的小注里，提到了“洪广思”这三个字，自那之后，冯其庸主持的《红楼梦学刊》就再也不登邓遂夫的文章了。致使邓遂夫为此一直后悔不迭，多次“痛心疾首”地说：“我若事先知道，何必加那条小注啊！”“洪广思”实为北京香山“弘光寺”的化音。当时这个“写作组”设在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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