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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战场，用较小损失给日军的沉重打击全面抗战初期， 这种打法对于目睹正面战场惨重损失的国人们是个巨大鼓励， 中国人对那些前线红军充满了“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期待。  《大公报》1937 年 10 月曾报道: “一般人对红军过去持久性和战术上的特殊优点，是以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游击战术，都抱着热烈的希望。 希望他们在抗战中有更好的表现！”。 敌我伤亡的比例：是牺牲和战绩比较的全面指标，可以直观看出杀敌难度。 全面抗战的最初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斗中，确已如国人盼望的那样，“以较小的牺牲来换取更大的胜利”。 1939 年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刊登了宣传部长萧向荣的《八路军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一文：  （以下数字含伪军） “根据八路军主力进人华北抗战两年来的战绩统计”，对日伪作战，敌我伤亡比例为1.4比1 “毙伤敌军达80500余人(俘虏敌伪军10000名在外)而我之伤亡则为五万六千余人(游击部队及地方武装的伤亡不在此内)，敌我伤亡为14与1之比(我伤亡1人敌为1.4人)”。 “又据新四军去年作战的统计”，抗战之初敌我伤亡比例为，4.7比1: “从参加战斗至去年年底的6个半月中，我军共伤亡664人，敌人伤亡了3232人，敌我伤亡对比是4.7 比 1”。 文章的统计与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 “再看全国范围敌我伤亡的比例怎样?据白崇禧将军的统计，淞沪抗战时，敌我伤亡为1与3之比(我伤亡3人，敌伤亡1人)。 鲁南，武汉会战时，敌我伤亡为1与2之比”。 《八路军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得出个结论: “由此，又不难想象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之成功，战术素养和成绩……”  以小损失取得较大战绩的局面，从抗战初期一直持续到后期。 1944年 8 月22 日，叶帅向中外记者发表《中G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公布： 7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大小战斗 91549次， 毙伤日伪军832815人， 我军负伤251513 人 阵亡148609人(其中包括团以上干部555人)。 敌我伤亡比例为2.1 比 1。 （插一句：有资料说，中国军队对日军战损比5:1，这文里所有数据含伪军，因为都是敌军） 在抗战中期，部分敌后根据地作战中，还有更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例如： 1941年2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发表：1940年战斗统计(包括冀中平西):战斗2989 次， 毙伤日伪军40102名， 敌我伤亡比例为5比1。  《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统计，1941年，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与日伪军作战， 敌我伤亡比例为2.66：1， 地方部队作战的敌我伤亡比例则为4.32：1。 太行区武装写的《太行人民武装斗争经验》，记录了复地“反扫荡”战况。 1942年2月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5.2：1; 5月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4.6 ： 1; 10月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高达7.86：1。 这还不是太行区最高的敌我伤亡比例。 1943年5月庞炳勋和孙殿英投敌，日军趁机向太行腹地发动扫荡。我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反“扫荡”斗争，一度取得了13.5：1的伤亡比例。  据太行区李雪峰回忆:“到处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 在反'扫荡’中，太行民兵有14679人参战，作战 2255 次，毙伤敌伪 1902 名.……数我伤亡比例为13.5比1…… 此次敌夏季'扫荡’是抗战以来失败最惨的一次”。 敌后战场战术正确，取得辉煌战绩，取得这样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好像与抗战影视剧里一些随意取胜的“战况”接近。我军都似“天兵天将”一样，而日伪都愚笨迟钝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那么，情况如何呢？ 文献告诉我们，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归根结底来自于游击战的正确运用。 1942 年8 月八路军129 师师长刘伯承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记载: “一个基层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 在伏击战斗中为 6.6比1(即毙伤敌寇 6.6 人，我军伤亡1人); 在袭击战斗中为 2.94 比 1; 在麻雀战斗中，为53比1（这个数字后面有解释）。  伏击战(特指袭击行动之敌) 袭击战(特指袭击驻扎之敌) 麻雀战等正确游击战战术，我军才得以用很小的损失，一次次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 据 1943 年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记述， 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 晋西北敌后根据地战斗中之伏击、袭击战斗，“占主动战斗总数的55.75%”， “敌我伤亡的对比为2673：1108，即敌人伤亡2.4人，我伤亡1人”。 “自1943年1月至6月加强对敌斗争以来”， 晋西北我军伏击、袭击战“占主动战斗总数的41.25%”， 随着伏击和袭击战比例的大幅下降，“敌我伤亡的对比是1340比825人，即敌人伤亡1.48人，我伤亡1人”  刘伯承师长同时指出:“不管用哪种打法都要出敌不意，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 “在战斗无胜利把握时，必须避免战斗”， 这些战术的运用原则，才是敌后战场胜利的最关键法宝。 贺龙师长在《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里则列举了“以极小牺牲，取得了极大胜利”的战斗，指出 “这些战斗，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 用一切方法寻找、制造并抓住了敌人的弱点， 使伏击、袭击、伪装、欺骗等各种方式密切的配合”。 战术上“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表现在“在情况不明、地形不利的条件下不恋战，不与优势的敌人作正面冲突”， “反对不问情况，不讲战术，蛮干硬拼”。 敌后战场上，我军曾经通过一次次实践和反思，实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后来的人却以一般经验来想象当年战场，难免会简单随意。  游击战体系是完整而深刻的。伏击战和袭击战等战术自不待言。 最高层在抗战初期，即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 详述了各种袭击战术和伏击战术，甚至详细到了分开论述伏击骑兵、汽车、火车、船舶的不同战术要求。 很多敌后抗日将领也有研究，如左权的《埋伏战术》和《袭击战术》就'突然向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的战斗”和“向驻扎敌人袭击”分别进行过深入的战术分析。 前述敌我伤亡比例最悬殊的“麻雀战”战术，今天的人一般只将其描述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却不知道，这种描述起来很简单的战术，有非常严格的战术要求。 刘伯承曾为麻雀战做过最为精炼的概括: “麻雀仗就是游击战最小最散的战斗队形”。 甚至在麻雀战和地雷战衔接问题上，刘伯承都曾有过明确的指示: “地雷安放最好以伏击配合之(这种伏击是诱伏)，或配置监视哨。 或在埋地雷的上面伪装埋有资材，然后以麻雀仗的退法诱敌去挖掘使之触发”  八路军山东军区黎玉，在1942年发表的《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诸问题》中，专门论述了麻雀战的具体战术要求: “发挥麻雀战的作用---采取宽大正面的配置，布满山谷要点， 前后左右都有几个(即纵深配备)组织稀薄的部队， 部分突击钳制和火力，3、4人一小组，专门射杀敌指挥官，或打敌人的行军。 打了就走，再移到敌人后面射击敌人。 在敌人大小“扫荡’时，各个山头最易发挥，青纱帐起，可伏在高粱地内进行”。 有如此详尽的战术要求，麻雀战才取得一次次胜利。 这种战术看似简单，但我军有非常正规的战术体系。 日伪军也不得不重视。 1943年，胶东莱阳治安军107团的“剿共第三路军”讨伐”时捡了一本许友将军编的《麻雀战术》教材，如获至宝，称之为“共匪现时使用之麻雀战术密本”，赶紧翻印成册。  1943年专门刊登了这篇《麻雀战术》，供伪军作战时参考。 抗战神剧确实很难看到我军战术上的“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甚至荒诞的靠个人英雄主义、甚至还有武功…… 抗战中，也只有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才可以让战术得以落实，发挥出“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效果——人民战争是战术能够运用的根本依靠，“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真理贯穿了我军军史。 以伏击战为例。抗战中，我军绝大部分部队，长期没电台，战斗中更难沟通。而日军可以快速调兵，分割根据地，还修了密集公路网。 我军要成功伏击行军中的日伪军，就必须对日伪行军路线和位置有精确的掌握。 于是，情报成为关乎取得伏击战胜利的关键。 那么，怎么能如此详细掌握敌情? 这完完全全依靠人民战争才可以做到！  1941年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中明确指出: “作战时，情报对于野战军非常重要，各游击小组，发现敌情时，除飞送情报外，应以手榴弹、土炮、土枪、步枪声追随敌人，以惊醒附近军队。 各区村的要点应设置号炮、烟火和腕木(在高地设高竿，高竿顶上有一活动木棍旋转，根据旋转角度之不同规定信号)等通信， 敌人从何而来，有多少，我们应如何动作，都规定成符号……得到警报时，就好照着做”。 这既是前面1943 年太行区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可以高达13.5比1的缘由。 李雪峰回忆:“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各地的情报网及时通报给各级指挥部，游击集团很快组织进攻，使敌人处处挨打，防不胜防”。 这能直观看到了敌后战场上人民战争的生动场景。 而幸存的日军也是历史的见证人-- 日军63师团老兵斋藤邦雄(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的演员，战后成为日本著名漫画家，担任东京儿童漫画协会会长)，曾多年与八路军战斗。 他画过这一幅漫画：“八路军是这样打仗的”。 日军的一个据点遭八路猛烈攻击，据点里的日军军官喊: “一定要坚持到本部援军到来，顶住!” 但是实在等不到援军，军官很焦急:“本部在干嘛?” 日军本部正看着地图开会。军官说:“调不出兵力增援”， 另一个军官说:“那也不能看着他们都被杀呀”。 在日军本部的门口，一个捡粪的中国农民，头上标的是“敌军特工”，田地里锄地的中国农民，头上标的是“敌军的工作员(侦察员)”。 日军增援必经的道路两旁都有八路军的“物见”（ 即通风报信的设施）。 道路最窄的地方，埋伏好了八路军…… 这幅漫画描述了八路军“围点打援”的实景。 不难想象:日军增援部队出动后，侦察员和消息树启动，八路军打援部队设下埋伏圈，成功实施了一次伏击。 我军抗日战史里，“围点打援”过程和这个日军记录符合的战例，堪称比比皆是。 1940年5月29日，著名的八路军回民支队，由衡水县大队配合， “围点打援”，先猛烈围攻衡水县据点(日军衡水四大据点之一)，诱使衡水县城的日伪军出城增援。 我军则在安家村——康庄——杨家庄公路设下埋伏圈 公路那边的麦田之中，“县大队部分战士，化装成收割麦子的，一则麻痹敌人。二则便于瞭望”。 漫画里描述的“敌军的侦察员”非常多，日军援兵一出动就被紧紧地盯上。 '敌人在未进人、远离伏击圈时，不断有敌情报告: '到了后马庄村后了’ '到了康庄村南了’……” 进行战斗动员的是赫赫有名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有了源源不断的情报，八路军得以巧妙伏击，回民支队伏击战里一举全歼“日伪军 17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轻重机梃4挺、长短枪150余支” (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通过“群众的眼睛”侦察敌情，是我军的法宝。桂军第七军的军官曾向新四军大队长张体学求问游击战术。 张体学简明扼要回答：“要做到军即民、民即军，军民合作无间…… 你们都是军人，都不是本地人，很容易暴露……如果没有群众的眼睛，那困难就多。 我们在武汉有自己的侦察员，鄂东布满我们的侦察网，人物全是群众完成，我们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我们就做得到……” 翻开尘封的史料，才会知道军民究竟是怎么打仗的，才会明白为什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块块根据地可以在沦陷区坚持下去且不断扩展。 现在导演和编剧应该沉下心学下史实，为先辈出些热血赞歌不好么？非要整那么多美女，那么崭新的服装是为了什么，那么邪乎的武功？。真正的战争绝对拍得出叫好叫座的，让人震撼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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