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在诗歌领域，更在整个文学领域，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是俄罗斯的两个重要源头。普希金的作品有着安详从容的日神精神，莱蒙托夫的作品有着激烈动荡的酒神精神。而如果莱蒙托夫能够活到普希金的岁数，这位天才诗人的耀眼光芒可能令普希金都为之黯淡。 尽管莱蒙托夫在27岁时便死于一场扑朔迷离的决斗，但即便如此，他平生所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也已跻身世界文学名著行列，并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经典小说。 《当代英雄》最重要的贡献是塑造了“多余人”毕巧林这一经典人物。“多余人”的提法，源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意指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不满社会现实但又无可奈何寄生其中的贵族青年。当然，这种笼统的指称无法涵盖每个“多余人”内在的丰富、多面与复杂。 毕巧林：“恶魔化”的莱蒙托夫 略知莱蒙托夫生平的人都能感到：毕巧林的身上有莱蒙托夫的影子。而同时代的别林斯基说得更为直接：
有一回，莱蒙托夫在一位公爵夫人家做客，当莱蒙托夫将这本书赠给女主人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的他在卷首页“当代英雄”的后面补上了逗号，并写上：“向美貌迷人的公爵夫人哀求，请允许他不在这里用午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毕巧林与莱蒙托夫之间具有相似性，但准确地说，毕巧林其实是一个“恶魔化”的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肖像 毕巧林与莱蒙托夫的相似性 阅读过莱蒙托夫的相关传记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者莱蒙托夫与其笔下人物毕巧林地相似性。以下就略谈其中几个方面： 其一，毕巧林与莱蒙托夫都曾以军官身份在高加索的生活。莱蒙托夫曾两次被流放到高加索，第一次是在1937年3月，由于为普希金写了悼念诗《诗人之死》，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而遭到放逐；第二次是在1940年2月，因与法国公使之子决斗而被逮捕放逐。《当代英雄》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都是毕巧林在高加索时期所写的日记。我们虽然不知道毕巧林来到高加索的具体原因，但其中总有种挥之不去的从中心到边缘的放逐意味。此外，虽身在边远之地，但两人都对高加索的自然风光予以了由衷的赞美与欣赏。 其二，毕巧林身边的人物与莱蒙托夫的现实生活有对应关系。至死不渝地爱着毕巧林的薇拉是以莱蒙托夫最后的女友为原型；为毕巧林决斗做己方证人的魏奈是以莱蒙托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和皮亚蒂格尔斯克的至交为原型，而与毕巧林决斗的格鲁什尼茨基则以莱蒙托夫毕生的宿敌的马蒂诺夫为原型。此外，像小说中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龙骑兵上尉等都是以莱蒙托夫在高加索遇到的真实人物为原型。 其三，毕巧林与莱蒙托夫对波斯都有着强烈的憧憬。在19世纪的俄国上流社会，波斯与其说是一个中亚国家，不如说是一个东方文化的符号。对波斯的憧憬其实表明了俄国贵族青年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向往以及好奇冒险的热情。莱蒙托夫曾向朋友们直言自己想去波斯，并为自己迟迟不能与朋友一起前往波斯而感到愧疚。而在小说中，莱蒙托夫让自己的愿望获得了想象性的实现。毕巧林最终去往了波斯，并在归来的途中丧生，永远地萦魂于东方的旅途。  影视剧中的毕巧林 毕巧林身上的“恶魔性” 莱蒙托夫曾在小说的序言中，否认了毕巧林与自己之间的相似性，写道：
莱蒙托夫在第二版中所添加的这份序言，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是真假掺杂的。我们可以据史料证明毕巧林与莱蒙托夫的相似性，但也可以为莱蒙托夫做辩护，毕巧林与莱蒙托夫终究有所不同，毕巧林身上有着更多的“恶魔性”。 莱蒙托夫作品中的恶魔性，既源自东正教的宗教思想，也继承于普希金的恶魔主题。早在1929年，年仅15岁的莱蒙托夫就开始写作他的长诗《恶魔》，直至生命终了。在这首长诗中，“恶魔”其实是一个充满求知欲、蔑视规范、反抗上帝的天使，因反抗权威而成为天使堕落为恶魔。“恶魔”是贯穿莱蒙托夫整个创作生涯的核心思想。这个蔑视规范、冷漠无常、孤独怪癖的“恶魔性”，同样在毕巧林身上复现。与现实中的莱蒙托夫相比，最能凸显毕巧林“恶魔性”的便是决斗。 在小说中，毕巧林与格鲁什尼茨基决斗时，后者因知道决斗中的猫腻且内心胆怯，并没有鼓起勇气射杀对方，只是让子弹擦伤了对方膝部；而前者看穿了决斗中的猫腻，给自己动过手脚的手枪换上了子弹，最终一枪命中对方要害，令其摔下悬崖身亡。然而，在现实中，莱蒙托夫与马蒂诺夫进行决斗时，莱蒙托夫最终选择朝天开枪，而对方倒是毫不犹豫地将他射杀。可见，莱蒙托夫并不像毕巧林那般，有着冷漠无常的“恶魔性”。  撒旦或恶魔，其实是堕落的天使 “当代英雄”的具体指代 何为英雄？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话题。在《当代英雄》初次出版时，也曾引起当时俄国社会对“英雄”的一番讨论。以致作者不得不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对“当代英雄”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位：
虽然莱蒙托夫将“当代英雄”指向了一个群体；但是读者仍然要从小说中寻找这一群体的个体代表。这个代表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还是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对此，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评论是十分值得留意的；小说的第二版序言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尼古拉一世而写。  沙皇尼古拉一世 古老俄罗斯的忠实卫士 绝大多数阅读《当代英雄》的读者，最初都会把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当作“当代英雄”来看待。因为这位年长的中尉，在小说第一部分的两节中都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现了，且有一节专门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尼古拉一世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最初也有如此的看法，将那位年长的中尉视为“当代英雄”。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曾谈到：
原本尼古拉一世就对莱蒙托夫毫无好感，因为在此之前，莱蒙托夫不仅写了触犯当局的《诗人之死》，还进行了违禁的决斗。尼古拉一世之所以愿意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莱蒙托夫的小说，完全是妻子费多罗芙娜力荐的结果。后者可谓是莱蒙托夫的铁杆粉丝。 从我们现今的角度看，虽然未必都同意给中尉戴上“英雄”的冠冕，但中尉的身上确实有着不少值得肯定的优秀品质。首先，他常年驻守荒野要塞的责任感就令人肃然起敬；其次，他对朋友真挚坦率的情义也令人称赏；此外，他对蛮族少女贝拉的关心和对下属毕巧林的劝诫也颇有长者风范。 然而在尼古拉一世看来，中尉之所以具有当代英雄的属性，恐怕还在于他对自己专制统治的忠诚。中尉是国家的忠诚卫士，且又是如此规矩本分，绝不会做出颠覆国家政权和有悖风俗伦理的事。正是像中尉这样的军士，构筑了尼古拉一世政治统治的基石。尼古拉一世期望的“当代英雄”，其实是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忠实仆役。  俄国哥萨克骑兵 危险的革命情绪传播者 当读者继续阅读小说，很快就会发现中尉在第二部中已完全退场，主角乃是写作日记的毕巧林。于是，毕巧林成为了整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人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书名所指的“当代英雄”。 尼古拉一世也发现了小说中真实所指的“当代英雄”，原始期望的落空令其大为恼火：
公允地说，尼古拉一世是个文学视野开阔的帝王，对当时的文学潮流了如指掌，但他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仍持一种保守的道德立场，推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艺术标准——将败坏道德的诗人赶出去。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确实受到当时的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影响，譬如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夏多布里昂的《勒奈》、斯托尔夫人的《苔尔芬》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出一种浓厚的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与毕巧林身上的如出一辙。 之所以会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产生这类思想情绪，其实与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大有关联。这是一场动摇传统政治、文化、宗教的社会变革，对旧有的秩序权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身处其中的贵族青年由此产生了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忧郁情绪。 对于一心想要维持专制统治的尼古拉一世来说，这种来自革命策源地的怀疑与否定情绪，自然是一种危险的存在物。毕巧林更是一个危险的“当代英雄”。因此，不仅《当代英雄》不被尼古拉一世认可，其他类似作品也受到当局的封杀。  “两个”毕巧林的纠缠 在阅读《当代英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毕巧林这一人物的复杂性。而掩卷之后，我们也很难用一个明晰的词来概括他，或者，最合适的就是“矛盾”。毕巧林复杂性来自于多重人格的轮番上阵，或善或恶，或纵欲或节制，或多情或冷漠。在此，我姑且从“纵欲”与“自省”，“自由”与“宿命”两对冲突的范畴来谈谈毕巧林的分裂人格。  经典的双重人格电影：《搏击俱乐部》 纵欲与自省 毕巧林在日记中曾如此写道：
在《塔曼》一节中，毕巧林因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险本能，闯入了一个小型的走私团体的日常生活，在发现他们的秘密之后又半开玩笑地威胁他们，声称要向长官告发。虽然毕巧林其实无意告发，但最终还是令这个受惊的走私团体作鸟兽散，徒留下可怜的瞎眼孩子和老太太。毕巧林为此感到自责，认为自己如同一块被扔进水塘的石子，扰乱了别人的安宁。 在《梅丽公爵小姐》一节中，毕巧林遇到了亦敌亦友的格鲁什尼茨基。为了打发自己无聊的时光并捉弄下格鲁什尼茨基，原本不喜欢公爵小姐的毕巧林，竟也插足到格鲁什尼茨基与小姐的感情中，故意制造出种种暧昧。而当公爵小姐疏离了格鲁什尼茨基并向自己求爱时，毕巧林又拂袖而去。对自己的这番恶作剧，毕巧林也有自责，质疑自己活在世上只是破坏别人的希望与幸福，感到厌倦和无聊。 如果毕巧林只是一个被本能欲望驱使的浪荡子，那么他不过是一个干瘪的文学人物，很难成为世界文学画廊的经典形象；但是他的自省意识令其成为一个立体多面的人物，成为那个时代犹疑彷徨的“多余人”代表，并且也影响着后来处于类似境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等多位文学大师的创作。  自由与宿命 在我们看来，毕巧林的许多作为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他对贝拉与公爵小姐的追求，还是他对走私团体的干涉，最后换来的都是一场虚空。别林斯基在评论毕巧林这一人物的时候，就曾说：
换言之，这些“没有任何目的”的行为重视的只是过程体验。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毕巧林实践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毕巧林的许多毫无结果的行为，其实都是要看看自己能有多自由，能多么得随心所欲。他曾真心地追求过贝拉，但追求到手之后很快就觉得乏味，于是就弃之不理；更不必说本来就以游戏态度对待的公爵小姐，一听说对方要与自己结婚就避之不及。他愿意自己占有爱情，却不愿意被爱情占有。 然而，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毕巧林，又不可能完全服膺于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观念。实际上，与毕巧林的自由意志相伴而生的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宿命论。在《塔曼》一节中，当毕巧林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感到自责时，他并没有将之完全归咎于自身，而认为是“命运”将自己无端投入到这伙可怜的走私团体中。 在小说中，毕巧林对宿命表现出犹疑含糊的态度。有时候，他对宿命表现出抗拒的姿态，正像《梅丽公爵小姐》的结尾所表现的那样，毕巧林不愿走命运为自己开辟的道路，声称自己不会安于命运，自由意志占了上风；但另一些时候，他又对宿命论多有肯定，在《宿命论者》一节中，毕巧林从老少校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阴影，预计他在几小时内将死去，结果老少校果然遭遇飞来横祸，在路上被一个醉酒的哥萨克劈死。  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 俄国文学史上有着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勃洛莫夫等等，他们既有着共同的“多余人”标识，也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我以为，在这些人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人物仍然是复杂多面的毕巧林。他不仅在后来的俄罗斯文学双子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复现，还现身于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莱蒙托夫的作品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个源头，而毕巧林则是这一源头中最为璀璨的明珠。如果莱蒙托夫活得更长寿些，那他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源头，还是俄罗斯文学的巅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