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二校门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延揽名师，造就大师 梅贻琦崇尚名师，一上任便在就职演说中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也全赖于教授的精神感召。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此后，他的“大师说”，不仅成为全体清华人的共识，而且对国内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梅贻琦认为，“大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二者都有赖于师资。他又说：“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至急。”为了延揽名师，清华采取了多项措施：高薪聘用，提高教授待遇；提倡自由研究学问，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实行教授学术休假制度，鼓励教授出国进修、著书立说；提高教授地位，发挥教授在民主治校中的作用等等。 清华招揽人才，不拘一格，当年华罗庚被清华破例聘用与破格提拔，成长为载誉全球的数学大师就是一例。 30年代，在梅贻琦主持下，先后聘来刘仙洲、顾毓琇、庄前鼎、章名涛、李仪祉、倪俊、李郁荣、陶葆楷、雷海宗、闻一多、张荫麟、吴晗、赵访熊、任之恭、段学复、潘光旦、王竹溪以及外籍学者华敦德（美）、维纳（美）、哈达玛（法）等。 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和战后清华复员聘请的著名学者有梁思成、吴景超、费孝通、孟昭英、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余瑞璜、曹本熹、屠守锷、常迵、沈元、戴芳澜、刘崇乐、汤佩松等。当时清华的教师队伍，无论资历、学术水平，还是人员数量、集中程度，都是国内其他大学无法与之相比的。他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梁实秋语），他们开创了“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会通文理、理工结合”的清华学术风格与学术传统，奠定了清华在国内领先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 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他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国家培育造就了众多大师，这正是他为人们敬重之处。  ▲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学生毕业证 “大学之道” ——坚守学术自由，推行“通才教育” 学术自由是梅贻琦毕生追求和坚守的教育理念，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他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校方不应干预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当年清华园内社会团体与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教授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业务专长与兴趣爱好，自由研究学术，有效地推动了清华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文科方面，融汇中西文化，追求创新，独树一帜，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清华人文科学的学术取向，形成“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开一代之风气而享誉全国。 在理工科领域，清华理学院特别是物理学系，成为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生根的园地，物理学系、数学系、化学系和生物学系都被公认为当时国内在相应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心。许多研究成果已深入学科前沿，达到较高水平，更有一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缩短了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之间的差距。 为了造就人才，清华推行“通才教育”，这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清华成功的教育实践。其最大特点就是主张首先把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然后才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梅贻琦认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到底仍应是儒家《大学》中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通才教育就是在大学阶段应着眼于“通识”的训练，即“知类通达”的训练，以便于学生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和研究。 在教学实践中，清华要求学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方面都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这就为日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基础。在30年代清华毕业生中，不仅涌现出林家翘、钱三强、钱伟长、陈省身、段学复、彭桓武、王竹溪、王大珩等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而且有钱钟书、吴晗、夏鼐、季羡林、费孝通等享誉中外的学者，还有曹禺、洪深等戏剧大师以及许多在电影、舞台美术和音乐艺术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 “吾从众” ——民主与清廉作风 当年，清华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它能有效地运转，是与梅校长的民主作风分不开的。所谓“教授治校”，即设立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多由教授充任之，形成学校管理的民主机制，审议、决策与实施学校重大校政。本意是充分发挥教授在治校中的作用，进行民主管理。朱自清教授在《清华的民主制度》一文中写道：“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梅贻琦身为校务会议、教授会和评议会三会的当然主席，作风民主，不喜欢专断独行。每次开会，他从不抢断发言，总是静静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常说“吾从众”，体现了他博采众议、虚怀若谷的治校风格和人格魅力。  ▲出任清华校长时的梅贻琦 梅贻琦人品好，儒雅、谦和，有君子风度。他精通理工，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文史与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他讷于言而敏于行，注重实干，平日很少说话，人赠雅号“寡言君子”，但不乏幽默。过去，清华校长更迭频繁，学生赶走校长是常有的事。一次闲谈，有人问梅贻琦：“别的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怎么你一做就是这么多年？”梅校长幽默地回答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性格沉稳、刚毅，遇事从容镇定。西南联大初创时期，日本飞机几乎天天空袭、轰炸。学校没有防空设施，每当警报响起，梅贻琦和教师们一起往学校后面小山上跑，躲在一片乱坟地的壕沟里，镇定自若。陈岱孙教授回忆道：“他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贻琦节俭、清廉是大家公认的。他在上任之初，首先宣布放弃校长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权。他掌管清华基金，手握巨款，从不随便动用。据说他病重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装有何物。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病逝，他的秘书立刻将其手提包封存。后组织专门人员启封查验，原来包中装的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爽。 梅贻琦待人诚恳，谦逊朴实，对教师、学生关爱有加。在危难时刻，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护同仁。闻一多被害，令他悲痛欲绝。面对白色恐怖，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他将进步教授张奚若、潘光旦夫妇和费孝通一家安排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激进，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表示拒绝。得知吴晗被列入抓捕黑名单，又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他身处校长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敏感的，但基本上没有加以干涉和限制，而以超人的冷静维系学校的稳定。学生进城参加示威游行，他派车将游行后的同学们接回学校。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是与之周旋，费尽周折去保释被捕同学，想方设法保护学生。 一位好的校长，往往是一所大学的象征，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紧密相连。他为清华事业鞠躬尽瘁，成就非凡。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4年第一期《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作者简介：刘文渊，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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