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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先进的医学科学体系。其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病因病机理论、辨证论治理论、五运六气理论、药性归经理论等等，并以辨证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正是在这套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在临床上发挥出巨大的无可否认的治疗效果，保障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昌盛，经久不衰。 中医药始于炎黄，形于秦汉，兴于宋元，成于明清。据《史记》载，黄帝时期中国的医术已相当发达。大将兼名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能够“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至西周，医学已开始分科，政府对医疗卫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年终要对医生实行医绩考核。春秋战国，中医学受益于系统思维，逐渐形成体系。西汉时，医理和医术已成百花争艳、各吐其香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7家、经方11家，计490卷之多。《黄帝内经》至迟在西汉年间已经成书，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中药著作，成书于东汉年间，记载了365种药物，提出药性理论和药物配伍组方原则。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中医药的基础，指导了临床治疗。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标志中医临床医学走向成熟。三国以降，中医学各门类、各学派竞相独立发展，造就出众多大医家如璀璨群星，汇聚成一条奔流于世界东方的医学长河。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科学，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体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认识的结果和科学采用的方法，归根到底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包括每一具体事物)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认识主体选取何种科学方法以及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会有何种形态。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医药学和西方医学采用的是不同的认识方法，与认识客体建立了不同的耦合关系，认识客体即向他们分别展示了不同的特性和规律，因而形成了两个有本质差别的关于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其理论形成的基础并非物质性质的人体，而是作为生命整体的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医强调的“天人相应，脏腑相关，生克制化，辨证论治，燮理阴阳”等，均以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思想来研究人的生命状态。钱学森先生于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的差别主要在哲学层面，东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医和西医在认知生命领域的差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于1984年在世界第17届内科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这种认识的差异主要源自东西方哲学在时空关系选择上的不同。时间和空间为物质存在外部联系的两个基本环节，虽然不可分割，但各有其独立意义。空间的特点是广延和并存；时间的特点是持续和变异。时空概念构成一切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直接决定着描述万物的整体框架。因此，科学认识上的任何一次比较重大的革命，都需要有时空概念的相应调整或改变作基础。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主要有两大类时空选择：一类是广义物理时空选择，为西方人的主要传统；另一类是广义生命时空选择，为中国人的主要传统。西方的认识传统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空间统摄时间；中国的认识传统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时间统摄空间。这两类时空选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的耦合关系，由此形成了中国和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体系。中国传统的泛生命观促进了重时间的思维偏向；重时间的思维偏向又使中国的整体观得以牢固存在，并不断深化、不断丰富。时间只能共享，不能切割、占有；时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偏重时间性的思考会自然地倾向于同一和统一，倾向于天人、主客的融合。在价值上，合人与天，为一个整体作尺度，主张万物共存共荣，洋溢浓厚的感**彩。在认识上，侧重研究事物的功能关系和演化，强调整体为局部的本根和统领，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喜重整体观察，擅长内省、体验和意象思维。关注生命现象，并把生命概念普遍推广。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它事物时，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空间中的展开。因此，中医则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和依据系统的整体以应功能构建的脏象经络理论，着重病因病机，将生物、心理、社会和自然等诸领域的认识有机结合。中医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所研究的人体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与日月天时的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从天人关系的意义上说，中医学不是治病而是助人，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它不一定直接针对病之所在，而是“穷理尽性”(《易传》)，即帮助人恢复和提高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祛病健身。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对空间的深入认识以分解为条件，这是西方思维的特征。与此相关，西方哲学思维习惯将天人、主客相对立，注重事物之间的差异。在价值上，单纯以人为尺度去判定和支配客体，征服万物。人和万物像并列的原子一样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在认识上，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部分的基础作用。喜重孤立研究、实验研究。擅长形式逻辑、抽象思维和向外的思考。关注空间中机械、物理变化。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自然整体即整体生命的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空间定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和修复受损的人体部件。应该看到，西方医学作为应用科学，能够及时地顺畅地吸纳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这是因为西医与各种现代科技有着共同的基础和知识背景，而中医学则属缺乏同一时空体系科学技术的支撑。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在认识和诠释客观事物时具备统一观和变动观，在临床医疗活动中，必须随着疾病的不断发展变化而调整认识和治疗方案，“病万变药亦万变”，辨证施治是中医药学的特色。因此，以沿袭西方传统的现代科学为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并从而否定中国科学理念，否定中医或按此标准指导中医，是不可取的。李约瑟博士指出：“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在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唯一法宝”。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趋势，导致科技创新向系统化、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思维将会在理论上不谋而合。这一趋势在21世纪将会进入**。由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科技向着更深层的整体化、智能化发展，即更多地体现时间性特征，中医药终有一天会与后现代的科技结合在一起。与这一趋势相适应，英国《自然》杂志与美国《科学》杂志近年来开始关注并发表有关针灸、中医药研究的文章。《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2001年10月访华期间在接受采访时说：“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将是世界科技中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两者在未来有交叉融合的趋势。从更广的视野看，生命科学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局部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倡导：“健康不仅在于没有疾病，而且在于**、精神和社会各方面的正常状态”。这就明确地强调了人的健康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和医疗进步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精神和这个生存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问题。这正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认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从这个方向出发，中医学的辨证不只用于诊断疾病，也可用于评价亚健康、甚至健康状态。可以认为，中医药的理论体系是21世纪医学发展研究的主体之一，中医药代表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猜你也喜欢： 《新科学中医》简介 别让华佗在世也不合法！ 世界上最奇葩的教育——中医 民间中医都是“非法行医”成长起来的！ 欲复兴中医，先废除中医医师制度！ 公号主人赵伟民简介，实践出真知！ 不请民间中医出山，中医绝对没戏！ 科学正在追赶中医，中医将变成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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