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浩、邱吉丨1911年罗振玉旧藏书画售入日本始末及其影响

七烟 2022-07-13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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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罗振玉（1866－1940）在友人藤田丰八和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将旧藏书画寄往日本展览并出售，为其移居日本做准备。在内藤的介绍下，罗氏旧藏被山本悌二郎、上野理一、大西见山等日本财经界名流购藏，以罗氏藏品的售出为契机，关西地区遂成为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重镇。这批书画流入日本后，在美术教育、展览和出版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日本重新认识中国书画打开了新视野，推动了日本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罗氏旧藏东传日本是20世纪私藏中国书画大规模流失的开端和典型个案，也是追踪近现代日藏中国书画的重要线索。

20世纪以前，日藏中国书画主要以12－16世纪流入、被称为“古渡”的宋元绘画和禅宗墨迹为主。清末民初之时，战乱频繁，清内府和原清朝贵族将大量书画转卖日本，这一时期流日书画被称为“新渡”或“新舶载”。如果没有当时中日学人的指点和运营，日本人也不会重新认识中国书画，并掀起收藏热潮，其中罗振玉与内藤湖南等人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于罗氏旧藏书画在日流播的研究，日本学界特别是关西文博机构结成的“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利用日藏真迹与文献的优势开展调查，出版有《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収蔵家とその名品》（2011）1，此后又选取该书刊载的28件名品作详细介绍，编成内刊《関西九館所蔵中国書画録Ⅰ·Ⅱ·Ⅲ》（2013、2015、2018），并每年召开研讨会和举办专题展览。针对这批作品的研究，国内学界多为单篇论文，如洪再新《自立于国际艺术市场上的“遗老”——试论罗振玉流亡京都期间的学术建树与艺术交易》2，对罗振玉在1911－1919年间的学术出版与艺术品中介活动作了总体考察；谈晟广《20世纪初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再发现》3，对罗氏运营旧藏及所藏书画的流通加以概述，并针对1916年王国维抵沪后担负起处理罗振玉之大量“书画买卖事”的史实进行研究4。而以上研究对罗氏旧藏书画流传日本的细节，还有待印证与补充。本文试以辛亥革命爆发前，罗振玉寄往日本展览和出售的书画藏品为中心，考察罗氏旧藏书画在日本的流播与鉴藏，并探讨这批书画对日本艺坛的影响。

一、罗振玉旧藏书画售入日本始末

协助罗振玉将书画卖入日本的是汉学家藤田丰八（1869－1929）与内藤湖南（1866－1934）。藤田丰八，号剑峰，1897－1912年游学中国，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东西交涉史研究》等。1898年，罗振玉、蒋伯斧等人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时任《农学报》日文翻译的藤田为教习，并译介日文书籍。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曾任《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在中国史学、美术史等领域卓有建树，著有《东洋文化史研究》《中国绘画史》等。内藤对中国古器物、书画和古籍非常痴迷，一生十次往来中国。1899年11月，内藤在上海结识罗振玉，两人以笔代言，还同游了绍兴等地。之后两人数次会面，辛亥革命前最后一次交流是在1910年，内藤在北京参观了任职清朝学部的罗振玉的书画收藏，并将北宋拓《圣教序》借回日本影印5。

图一：1911年5月28日藤田丰八致内藤湖南书信（信封正面），关西大学藏

图一：1911年5月28日藤田丰八致内藤湖南书信（信封背面），关西大学藏

罗振玉在《永丰乡人行年录》（1911年条）中提及了邮寄书画到日本的原因，“乡人目击时局阽危，以为祸且不远，不忍闻，不忍见，欲谋出京，而长物累累，行资无措。会日本友人有借所藏书画百件赴东展览者，拟售之充行资，而久不得报。”6由此可见，罗振玉是应日方请求而出借书画，“日本友人”极有可能是内藤，而出售书画是虑及战乱将至，为了筹措离开北京另谋他所的资金。1911年5月底，时居北京的藤田联络内藤帮助罗氏将藏品邮寄日本，在5月28日藤田致内藤的信中写明了情况〔图一〕：

关涉罗君书画，鉴于中国海关之手续尤为繁琐，遂委托小村君以日本公使馆物品名义邮寄贵大学（货名记为“书籍”），写明贵大学之收取人为何人（亦或寄至神户后再转寄阁下）？若日本税关处领收人为西村或高桥峰太郎，需另笺附上小村氏之委托函，请教示。如此进展，书画竞卖则延至秋天，静候阁下高见（报上刊出“清国某氏之藏”如何）。罗氏及小生画单及价目同封寄付，烦请取舍为感。又罗君奉赠阁下范宽《桃源图》一幅，因尺寸过长，无法放入箱内，托今夏友人之便携归……售出方法如何？两兄商定价格大体在三万五千元之标准，出入固所难免……（笔者译）

图一：1911年5月28日藤田丰八致内藤湖南书信（信封正文第一页），关西大学藏

图一：1911年5月28日藤田丰八致内藤湖南书信（信封正文第二页），关西大学藏

为避免中国海关的查验和日方课税，藤田委托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1855－1911）以日本公使馆书籍的名义邮寄，并建议在报纸上宣传藏品，又附上品目价格表给内藤，罗振玉赠送范宽《桃源图》给内藤以表谢意。

藏品成功寄达日本后，存于京都帝国大学，7月15日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举办展览。展览期间，文徵明《墨竹画幅》等藏品同步登载于1911年7月的《国华》杂志7。8月1日艺术杂志《美》之“艺术界汇报”8专栏介绍了展览的情况：分为四个展室，第一室为“宋元明书画”（28件），第二室为“明清书画”（35件），第三室为“清朝书画”（49件），第四室为“明清书法”（20件），一共展出132件。8月，《书画骨董杂志》以《贵重的中国画》9为题撰文：

清国北京藏画家罗振玉所藏画幅，此次已送达京都帝国大学，并在上月择其精品一百几十件于该市绘画专门学校陈列，以供飨宴。于我邦一次性展出如此量多质优的中国画可谓空前绝后，想必对美术家们也大有裨益。其中重要藏品有：宋元时期李唐笔《田家嫁娶图》卷、孟玉润笔《枇杷山鸟图》、明清时期程嘉燧笔《山水》长卷、沈石田笔《风树图》卷、文徵明笔《墨竹图》、仇英陆治合笔《美人双陆图》、恽南田笔《花坞夕阳图》、王石谷笔《山水图》等。（笔者译）

一个月后展览结束，进入正式售卖阶段，内藤作为中间人介绍买家，罗振玉致信与他〔图二〕：

湖南先生有道：

久不拜手教。东望延想，匪言可喻。比维道履安胜，定慰亦衷。前寄奉书，尽承鼎力，示诸同好，苦心介绍，感荷万分。弟本意秋冬间以卖画之资，买地洹阳，结茅数椽，署书以老。乃事不如意，顷者武汉盗起，朝野惊骇。家用之忧，悬于眉睫，都下薪米日益腾贵，势将如平原之乞米，枯陵之槁饿，又值此艰屯，不合乞退，瓶无储粟，来日大难，不知卖画消息若何，是否售定若干？求赐示一二，即来经收价，亦请见复至出售之。此悉，候尊酌，总以早日售去为慰。若幸得时报，粗平退耕有托，皆先生之所赐，拜惠多矣，心绪麻乱，冒渎清旌，示祈誉宥，专此。敬申处请道安。

弟罗振玉再拜

十五日

再，弟昨月内外移居，日子尚未定，复书仍求寄藤田学士转交为叩。

图二：1911年某月15日罗振玉致内藤湖南书信，关西大学藏

罗振玉本想用售卖书画之资买地移居洹阳（现河南省安阳市），从罗振玉致内藤信中可以看出，售画之事起初并不顺利，“不知卖画消息若何，是否售定若干”“早日售去为慰”“心绪麻乱”等语句，也显示出罗的急切之情。罗也曾对文物流出海外感到痛心，他在1908年的笔记《俑庐日札》中写道：“近欧美人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而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之叹。无识之商民，又每以国宝售诸外人，以侔一时之利，殊令人叹惋也。”10然而流亡日本后，罗振玉不仅要养活罗王两家众多人口，还要将收藏的甲骨、金石拓本、铜器、墓志、简牍等整理出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还是选择将旧藏书画售给日本人。

图三：“ 书画簿记” 甲乙箱首页（共21页）

二、售入日本的书画清单

罗振玉售入日本的书画清单共有四份，分别是“书画簿记”〔图三〕、“明治四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展观清国罗振玉氏藏书画目录”〔以下简称“展观目录”，图四〕、“三百件中售出清单”〔图五〕、“拓片三种”〔“旧拓汉碑”“宋拓本”“明拓本”，图六〕，以上清单现藏关西大学内藤文库。

图四：展观目录” 中“ 书之部” 与“ 画之部” 首页（共12页）

图五：“ 三百件中售出清单” 首页（共7页）

图六：“ 旧拓汉碑”“ 宋拓本”“ 明拓本” 拓片三种首页（共7页）

第一件为1911年5月28日藤田所寄“书画簿记”，分为罗笔“甲箱”（133件）和藤田笔“乙箱”（167件）。内藤收到后，在目录上以“”作展出标记。第二件为内藤笔“展观目录”［表一］，分为“书之部”（25件）和“画之部”（112件），大部分标有售价。第三件为罗笔“三百件中售出清单”，每件注有价格。“三百件”即指甲乙两箱，清单末页书有“以上共售去一百二十八幅，内除姜宸英退回重售，实售出一百二十七幅。总共售价二万九千五百二十元。内除去已退回之姜宸英书幅价六十元，净得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元。内除手数料二割，净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元。”由此可知，罗藏书画共售出127幅，除去手续费共获23568元（日元）。对照“展观目录”和“三百件中售出清单”可知，127件中出自京都展的有114件。

表一：内藤湖南录展观目录（括号内为实际成交价）

［表一］中的绘画部分，除宋元各一件外，其他为明清名家书画；展出书法数量不多。拓片清单［表二］中，“旧拓汉碑”计13种2460元，末页书有“全售价持收一千八百元”；“宋拓”，价目书称“以上宋拓本十五种九千元，全购特价计七千九百元”；“明拓”计47种原价9690元，末页书有“以上明拓本四十七种，全购持价五千元”。“碑帖全购持价一万四千元。故藏宋拓、明拓悉在此目中，其他所存难得之品，惟有汉碑数十张，然皆国初及乾嘉拓本。在敝国价极太昂，恐贵国人以为一二百年间拓本价太高，故未列”。旧拓一共73种，原价21150元，罗振玉决定打包价低售出，将全购价定为14000元。

表二：碑帖拓本三种目录

三、购得罗氏旧藏的日本藏家

出版社博文堂的创始人原田庄左卫门（1858－1938）是政界人士、中国书画爱好者犬养毅（1855－1932，曾任日本首相）的赞助人，在犬养的引介下成为中国书画进口商11。原田家族的出版事业由东京搬至大阪后，内藤成为其顾问。在内藤的运营下，博文堂拓展市场，主要从关西购入藏品，再向关东和关西的各界人士售卖中国书画，随着数量越来越多，博文堂后来成为了专业的书画商12。与此同时，博文堂也委托内藤、长尾雨山（1864－1942）、罗振玉来鉴定藏品、书写题跋。

将［表一］中所列藏品与《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13（手书影印、九卷本）对照，并参考当时日本的图目录，可追踪到部分罗振玉旧藏的流向。购入最多的藏家为实业家山本悌二郎（1870－1937），购入明马守真《画兰小幅》、明程孟阳《山水长卷》、明董其昌《书画合卷》、清项东井《山水图卷》、清张月川《山水幅》、清王玳梁女史《墨兰册》、清黄小松《小品山水》、清王蓬心《山水幅》、清钱叔美《香林禅诵图》、清钱叔美《煮茶图幅》、清陈老莲15《行酤图幅》、清康石舟《停琴听阮图》、清王石谷《山水幅二》、清方士庶《群山秋色幅》、清吴墨井《山居图幅》、清吴墨井《山水幅》、清王椒畦《山水幅》、清马荃《松鼠幅》、清人书画册、清张大风《人物画册》、清方士庶《山水粉本册》、清汤雨生《山水卷》、清王麓台《山水幅》、清渐江《山水画册》、清汤禄民《白描士女幅》、清杨子鹤《山水幅》等26件。山本悌二郎曾任日本劝业银行鉴定课长、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社长等，还曾担任内阁农林大臣。山本对收藏态度严谨，每收作品便会请教于内藤、罗振玉等人，请他们题跋或题签。山本不仅网罗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也多次亲赴中国各地收集，藏品最多时达2000余件，其中的1176件收录于1932年在文求堂出版的十二卷本《澄怀堂书画目录》16中。山本下野后，晚年经济困顿，售出部分藏品后，大部分珍藏委托亲信猪熊信行保管。猪熊于1963年在关西三重县设立澄怀堂文库保存藏品，并于1986年成立财团法人澄怀堂，对这批珍贵旧藏予以管理。

其次是实业家上野理一（1848－1919），他购入清姜西溟《临王书卷》、宋李晞古《田家嫁娶图卷》、明仇英《临唐画听琴图幅》、清戴醇士《山水卷》、清高士奇《山水幅》、清王时敏《山水册》、清方兰坻《花卉幅》、清恽南田《花坞夕阳图卷》等八件。上野号有竹，是朝日新闻社创社成员兼社长，也是美术杂志《国华》（1889－至今）的创刊人之一。早在1910年，内藤与时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兼《国华》编集的泷精一访问了北京的收藏家，确信中国绘画的主流不在于日本的“古渡”，内藤将此告知上野，后者也由此确立了收藏方针17，即多以明清书画为主，尤其重视四王吴恽，藏品中不少有罗振玉题跋。1910年内藤还将罗振玉旧藏北宋拓《圣教序》借回日本影印，并与上野鉴赏，1911年上野收入了该帖18。值得注意的是，《花坞夕阳图》〔图七〕曾被刊载于1912年9月《国华》（第268号）上，此件后被认定为“重要文化财”19。1960年，上野家族将所有“有竹斋藏品”捐赠给京都国立博物馆。

图七：清恽寿平《花坞夕阳图》卷，纵26厘米、横111厘米、纸本设色，京都国立博物馆藏14

其他著名藏家还有实业家高岛菊次郎（1875－1969）、金融家黑川幸七（1871－1938）、美术史家矢代幸雄（1890－1975）、财阀住友春翠（1865－1926）。高岛购入清王蓬心《浯溪图卷》、清边寿民小品两件，他曾是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社长，广收中国书画，1965年高岛将收藏的278件书画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东博将其命名为“槐安居收藏”。黑川购入清梁山舟书卷、清程穆倩《山水册》、清朱青立《秋花幅》、清张南华《枯木竹石幅》、清铁梅菴行书册5件，后又从工藤壮平手中购入清李鱓《花卉册》一件。他是家族企业证券会社的二代主理，热衷收集中国古代美术品。为保存藏品，其后人设立财团法人“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收藏中国和日本工艺美术品、绘画、考古资料约2万件。矢代收明陆治《雪山图幅》一件，后又从山本悌二郎处购入清方士庶《山水粉本册》和清渐江《山水画册》。战后矢代与种田虎雄（1883－1948）在奈良建立大和文华馆，将藏品保存馆内，并担任初代馆长。住友购入清张壶山《山水幅》一件，住友家族经营银行等公司，春翠与长子宽一（1896－1956）的旧藏收入住友财团设立的泉屋博古馆中。住友的书画收藏多为1887年前后收购的旧幕府大名藏品，以及太平天国动乱后舶载到日本的中国南部民间收藏20。结识罗振玉后，他也购藏了不少青铜器。博文堂老板原田庄左卫门购入清刘石庵行书条幅、清王梦楼行书条幅、清邓完白篆书条幅、清何义门楷书条幅、清马江香《花卉幅》、清罗饭牛《山水卷》六件。

除此之外，书法家山本竟山（1863－1934）购入明董其昌临各家书卷1件，山本曾七次访华购求碑版法帖，并在日据台湾“总督府”担任书法顾问八年，与罗振玉交往甚密，曾创立“平安书道会”。汉学家长尾雨山购入明王履吉《行书石湖八绝册子》、明人墨迹册子（徐有贞等）两件，长尾精通书法，是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纂中学教科书等工作12年，著有《中国书画话》，其旧藏现寄存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实业家野崎武吉郎（1848－1925）购入明姚允在《渔夫图卷》一件，野崎家族致力于东亚盐田贸易，野崎曾长任贵族院议员，他的汉学修养颇高并酷爱收藏，后来藏品收入家族设立的财团法人“野崎家盐业历史馆”中。篆刻家桑名铁城（1864－1938）收清虞沅《翎毛幅》一件，桑名曾游中国，与上海篆刻名人交往甚广，大量搜集古代书画碑帖及秦汉古铜印。书画藏家斋藤董盦(1872－？)收清马扶曦《花卉幅》一件，斋藤收藏不少清宫旧藏书画，其中不乏铭心绝品，著有《董盦藏书画谱》四册，由内藤题签。考古学家富冈谦藏（1873－1918）收清张宗苍《山水幅》一件，谦藏为名画家富冈铁斋之子，曾赴中国进行学术考察，著有《古镜研究》。富冈铁斋祖孙三代人均与罗振玉交流密切，谦藏后来又从山本悌二郎手里购入了清汤禄民《白描士女幅》，后捐赠给京都国立博物馆。外交官小幡酉吉（1873－1947）购入清王东庄《山水卷》、明卞文瑜《山水幅》、清张君度《山水幅》三件，小幡曾任驻天津领事，参与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担任驻华公使。官僚书法家工藤壮平（1880－1957）购入清李《花卉册》一件，工藤曾为皇室成员教授书法，历任朝鲜总督府官员、关东厅官员、内大臣秘书官等。外交官松冈洋右（1880－1946）购入清石涛《山水册》一件，松冈曾任职于驻上海领事馆，参与操纵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最后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并在受审期间病死。僧人学者大谷莹诚（秃庵）（1887－1948）购入清钱叔美《墨梅幅》一件，大谷是净土真宗僧人，曾到上海成立日本佛教在中国的开教本部，曾任大谷大学校长。其藏品捐入大谷大学，设立“秃庵文库”，罗振玉曾为其《梅华堂印赏》作序。画家河野秋邨（1890－1987）购入清董邦达《山水册》一件，河野是日本南画院会长、理事长，作品多次入选“文展”和“帝展”，曾数次游历中国。实业家林熊光（1897－1971）购入明杨龙友《山水图卷》一件，后又流转到上野理一手上。林熊光是台湾板桥林家后裔，大成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的创立者，精于鉴藏，著有《宝宋室笔记》。实业家竹内利治（生卒不详）购入明璩东海《雪山图幅》一件，竹内作为棉花进出口经销商，是日本棉花同业会的核心人物。商人原田光次郎（生卒不详）购入明蒋三松《水墨山水幅》一件，原田曾前往大连经营土特产生意，并担任大连交易所信托会社社长。

关于旧拓碑帖的去向，可以从内藤在《景印宋拓甲秀堂帖》（博文堂，1912年）的跋文中找到线索。内藤写道：“辛壬之间，赤县革命，其荐绅先生避难来寓平安者，惟罗叔言参事以淹雅深穆，声倾一时，嗜古之士愿纳交者不可胜数。见山君雅慕其名，又闻其富于收藏，介予敦请，尽获其行箧所携南唐《澄清堂》以下旧拓碑帖数十种，三古以来金木印五百余枚，因命其斋曰帖祖，以志其喜……”，罗氏此次携来的碑帖被“见山君”（大西见山）悉数收藏。资产家大西见山（1870－？）经营银行业和农业，是当时西日本四国地区的首富，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碑帖藏家，他在内藤和博文堂的引介下购入罗氏旧藏碑帖，并认为其中的南唐拓本《澄清堂帖》是法帖始祖，遂取室号“帖祖斋”。

收藏罗氏旧藏的日本藏家身份多样，大部分为关西的经济界人士，其他还有政界人士、书画家、篆刻家、收藏家、汉学家、新闻社长、外交官、美术史家、考古学家、僧人学者等，几乎都曾到访过中国。内藤曾表示“中国珍贵的文物接二连三地流出海外，很想把这些东西留在同是东洋而且自古以来关系非同寻常的日本”21。但这些藏品却并未引起关东藏家的关注，据原田悟朗（1892－1980）回忆，清末民初流入的中国藏品与从前传入日本的“古渡”风格面貌不同，几乎不为日人所知，因而被认为是赝品，这种想法曾在东京藏家中流行22。但在大阪、京都一带的关西地区，因有内藤这样的“中国通”的引介和人脉，售卖书画变得容易多了，加之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关东地区失去不少藏家和藏品，收藏开始低迷，关西则成为日本当时乃至现在最主要的中国书画收藏地。

四、美术教育、展览与出版

江户时期（1603－1868）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仅保留长崎作为与中国的贸易口岸，非专业的渡日清人的作品构成20世纪前日本对清代绘画的主流认识23。进入明治以后，内藤认为日本人喜爱的中国绘画并不是正统主流，而是大部分如浙派、江西派、闽派那样“从乡村中发展起来，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绘画”24，因此，罗氏旧藏中的大量明清绘画流入日本后，必然会为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带来震动。

如上所述，1911年7月15日，罗氏旧藏绘画100余件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现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陈列展出。为何书画寄存于京都帝国大学，展览却在绘画专门学校举办？究其原因，该校前身为建于1880年的京都府绘画学校，是近代日本最早的美术专门学校，1909年更名为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这所学校与京都帝国大学仅一街之隔，当时的校长松本亦太郎（1865－1943）兼任京都帝国大学心理学教授。因此，在松本的斡旋之下绘画藏品得以在该校成功展出25。展览也成为美术教育的现场，当时的在校美术生对展览的作品进行了临摹创作。如画家小林和作（1888－1974）临摹了姚允在《渔夫图卷》、文徵明《山水图》，入江波光（1887－1948）临摹了文徵明《送别图幅》、仇英《临唐画听琴图幅》、文嘉彩笔《山水幅》，柴田晩叶临摹了顾洛《林下美人幅》，榊原雨村（1885－1963）临摹了无名氏《西厢图幅》，松浦朗临摹了禹之鼎《钟馗册》26。还有模仿画题进行创作的学生，如森谷南人子（1889－1981）提交的毕业创作《艳丽》，模仿的是仇英陆治合笔《美人双陆图幅》，这些仿作现藏于该大学美术资料馆内。

罗氏旧藏书画转为日本藏家所有后也并非秘不示人，而是通过展览这一新式传播媒介予以展示。此外，随着珂罗版印刷的逐渐普及，被影印出版的藏品也不在少数。书法方面，首先是1913年4月举行的“大正癸丑京都兰亭会”，雅会由内藤湖南协同27位文人举办，根据《兰亭会展览目录》，罗氏旧藏宋拓《黄庭经》《洛神赋》《曹娥碑》、姜西溟《临王书卷》等均有展出，此外罗振玉又精选出16种参展27，张明杰对罗氏旧藏碑帖在日出让情况做了初步介绍，对前后多达56种书迹和拓本的影印出版情况做了统计28，包括以游丞相旧藏宋拓《定武本》《开皇本》为主的六种《兰亭序》，以元朱晋《临兰亭序帖》、明董其昌《临圣教序册》为主的五种临王书名迹和宋拓《越州石氏帖》、南宋拓《圣教序》等集帖或集书碑。其他较为著名的书法展还有1913年12月举办的“京都和汉法书展览会”，该展由山本竟山主办，共展出107件中日书法藏品，70件中国书法中罗出展了14件宋元明清法帖29，还有8件已归他人的罗氏旧藏（曾在1911年京都展中展出）参与了此次展览，分别是祝枝山《草书诗卷》、董其昌《临各家书卷》、刘石庵《行书条幅》、王梦楼《行书条幅》、邓完白《篆书条幅》、何义门《楷书条幅》、姜西溟《临王书卷》、梁山舟书卷。

1915年8月，内藤在京都帝大讲授清代书画，为了避免“空言”，特向多位友人借来书画卷轴100余件作为教材示范。这些书画后由博文堂珂罗版印刷出版为图录《清朝书画谱》（1916年）〔图八〕。117件绘画中有22件曾在1911年京都展中展出。内藤在图录提要中对四王吴恽的推崇，大大推翻了原来日本依舶来画家而形成的对清代绘画的认知。这种配合讲座而设置的作品展示，以及图录的出版，更是前所未有，如说是后来习见之艺术史研究与美术馆展览相结合的先声，亦不为过30。

图八：《清朝书画谱》

除此以外，京都展中的部分书画还被《东洋美术大观》（和田干男编，1912）、《泉屋清赏》（住友春翠藏、滨田耕作编，1919）、《四王吴恽》（富冈谦藏编，1919）《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下中弥三郎编，1928)、《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编，1929）、《澄怀堂书画目录》（山本悌二郎撰，1932）、《宋元明清名画大观》（日华古今绘画展览会编，1931）等收录。

五、余论

综上所述，这批在辛亥革命之前流入日本的罗振玉旧藏书画，首先在美术学校营造了美术教育与品鉴的现场，之后被售卖、流转各家，部分藏品又出现在颇具影响力的书画展览上；与此同步，不少藏品经珂罗版印刷被长久保存和传播。罗振玉寓居日本后，一边处理着东渡携来的其他书画和古器物，一边作为中间人斡旋他人藏品，并有交涉书信留存31，书画藏品成为他与日本各界交往的“文化资本”之一〔图九〕。1916年王国维先行回国后，成为了罗振玉代购代销的窗口，担负起处理罗氏大量“书画买卖事”的重要职责32。罗氏还与内藤、长尾一起为购藏者题跋，针对不少藏品进行研究，或影印图录出版，从这一角度看，罗振玉又与内藤他们一道扮演着学术顾问的角色，这也为1920年代开始的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33，以及深入讨论文人画与南宗画关系的热潮打下了基础。

图九：1919年5月京都圆山公园罗振玉归国送别会纪念写真，关西大学藏，内藤等人主办，来自东京、京都、大阪等地37位日本名流参加

美术史家泷精一和高桥太华曾分别在论文《中国美术的流行》（1911）和《论中国古美术品的收集（上）》（1913）中，指出辛亥革命后开始的中国文物大量流出，正是引起国际展览由“日本热”（日本主义）转向关注中国正统美术的根本原因34。十几年后，内藤在1928年11月8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短短十数年间，因为中国发生的革命以及战乱等等，中国的名家大作陆续传入日本，让人不得不感叹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幸事。以前只在绘画史上久闻其名却完全无法得见的大家真迹，《宣和画谱》以降的许多画论上记述的赫赫有名的正统名画，现在在日本都可以看到。现存于日本的书画精品之丰富，甚至可以称得上已经超越了中国，现在仅凭日本的收藏，就可以编纂中国绘画史。”35虽有夸张成分，但这短短十几年形成的庞大收藏，确是肇始于1911年罗振玉的鬻卖书画，由是观之，罗氏旧藏推动了近现代日本对中国书画的再认识和相关研究。

注释：

1.［日］曾布川宽监修、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収蔵家とその名品》，二玄社，2011年。中译版为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苏玲怡、黄立芸、陈建志译）《中国书画在日本：关西百年鉴藏纪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2.洪再新《自立于国际艺术市场上的“遗老”——试论罗振玉流亡京都期间的学术建树与艺术交易》，《新美术》2010年第1期，第14－25页。

3.谈晟广《20世纪初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再发现》，《美术观察》2018年第5期，第103－111页。

4.谈晟广《“以买卖为旨”——一九一六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信札所涉书画事》，《中国书法》2018年第7期，第4－18页。

5.［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筑摩书房，1997年，第147页。

6.罗振玉《永丰乡人行年录》，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雪堂剩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

7.［日］久世夏奈子《〈國華〉に見る新来の中国絵画－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美術観の一事例として－》，《國華》2012年第1395号，第11页。

8.艺草堂《美〈艺术界汇报〉》1911年第3巻第2号，第7－8页。

9.书画骨董杂志社《贵重的中国画》，《书画骨董杂志〈美术汇报〉》1911年第8期，第31页。

10.罗振玉《俑庐日札〈两晋十六国碑刻颇少、我国古物流出海外日多〉》，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8页。

11.前揭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中国书画在日本：关西百年鉴藏纪录》，第7页。

12.［日］鹤田武良著（陈莺等译校）《原田悟朗先生访谈》，《近百年中国绘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年2020，第452－456页。

13.徐森玉主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中西书局，2012年。

14.采自日本国宝国立文化财机构所藏“e国宝”图像存档库，https://emuseum.nich./detail?langId=ja&webView=&content_base_id=100948&content_part_id=0&content_pict_id=0，查阅时间：21年207月31日。

15.陈洪绶为明末清初画家，一般归为明代，而罗振玉在“展观目录”中将他归入清代。本文依照罗氏的分类。

16.［日］伊藤みのり《山本二峯（悌二郎）と澄懐堂コレクション》，《美術フォーラム21》2012年第26期，第49页。

17.［日］神田喜一郎《〈清六大家画譜〉と〈王勃集〉》，《上野理一伝》，朝日新聞社，1959年，第805页。

18.［日］赤尾栄慶《上野コレクションと羅振玉》，高田時雄《草創期の敦煌学》，知泉書簡，2002年，第72－73页。

19.吴孟晋《辛亥革命と京都国立博物館の中国絵画－上野コレクションと須磨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美術フォーラム21》2012年第26期，第43页。

20.［日］実方葉子《もう一つの住友コレクション－住友春翠と中国画》，《美術フォーラム21》2012年第26期，第41页。

21.［日］鹤田武良《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中国明清名画展》，日中友好会館，1992年，第14页。

22.［日］風見治子《民国期における書画骨董の日本への将来的をめぐって－アロー号事件から山中定次郎·原田吾郎まで》，［日］瀧本弘之编《民国期美術へのまなざし：辛亥革命百年の眺望》，勉誠出版，2011年，第61页。

23.石守谦《“四王”研究的范式转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5期，第10页。

24.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8页。

25.1911年7月1日，松本亦太郎致内藤信中，对在该学校举办展览“厚情”表达感谢。详见内藤文库藏松本亦太郎致内藤湖南书札（请求记号：L21**7*17-20，资料ID：211068314）。

26.［日］古川文子《野﨑家コレクションの中国書画にみる近代の交流》，《文化共生学研究》2018年第17号，第1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