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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成文及其学术价值 柯镇昌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 摘要：所谓成文就是能够单独成篇的文章。《战国策》中保留的大量成文，不但具有深邃的政治思想和史料价值，在文学上也很有特色，是战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战国策》成文的文体类别比较多，其中以说体为主，另有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盟誓载文、祝辞、占辞等，是研究早期文体的重要模本。古人常贬《战国策》内质而赞其行文，多是针对其成文。《战国策》成文的辑录有利于对战国文学地理学作出更为准确的勾画和描绘。《战国策》兼具史书与子书的性质，使《战国策》成文在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语言学诸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战国策》；文学；成文；文体；文学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5）01-0061-05 收稿日期：2014-11-20 我们习惯于将先秦散文分为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两大类，其中叙事散文亦即史传散文，以《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代表；说理散文亦称诸子散文，以《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为代表。在先秦叙事散文中，保存有许多早期散文作品，这些作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不但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思想，在文学上也很有特色。相较于《左传》和《国语》，《战国策》中保留的成文数量最多，在文学写作上也更显成熟。这些成文大多创作于战国时期，是研究战国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重要材料。笔者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对该书著录的成文进行了辑录、注释和系年，并对文章的作者生平作了简要考证，涉及的文章达658篇，作者246名（不包含佚名者），全书共62万字，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7月）。本文将在对《战国策》成文进行辑录和整理的基础上，对这些文章的文学特征和学术价值作一尝试性探寻。 一、《战国策》成文创作与后世辑录 所谓成文，就是能够单独成篇的文章。文章能够单独成篇，首先要能够传达较为完整的意义，其次要具备相对完整的篇章结构。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史记》、《汉书》等后世史传中都著录了大量的成文，本文主要以《战国策》中保存的成文作为论述的对象。严格地说，《战国策》中保留的成文在体制上存在着一定的残缺性，未必都如后来文章那般篇幅完整，其中原因与《战国策》的创作密切相关。 汉刘向《战国策书录》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日《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由上可知，《战国策》是刘向将多种本子汇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使用的材料有两种：一是中书本号，具体包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二是国别者八篇。刘向是该书的编者，但不是实际的创作者。司马迁撰《史记》，在书写战国历史时大量抄录了《战国策》中的内容，可见《战国策》中的文字早在司马迁时期就已经很流行，只是没有合为一册而已。 关于《战国策》的真正作者，前人有过不少论述。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指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亦设史官来记录君臣朝会等场合中的言语行事……这些职掌'君举必书’的诸侯国史官们，在策士向君王进言、与君王论争、或应对君王垂问时，将策士们的言辞记录下来。于是，那些'面陈说辞’便以书面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同时他还认为其中不少篇章为张仪、苏秦或范雎的门客、弟子所记[2]。胡如虹《战国策研究》认为，《战国策》的作者包括纵横家本人及其门徒弟子、一般的游说辩士和史官。战国时期士阶层突起，以游说为务的策谋之士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战国策士为了使自己的游说获得成功，在游说之前必然要对自己的游说辞作一番策划、润色和修饰。又因为我国自古就形成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制度，史官在记载策士的游说经过时，必然要对其游说辞令进行记录，这些辞令大多都构思精致，言辞优美，本身就可视为具有文学色彩的篇什。另外，《战国策》中还保留了各国君臣的许多命令、奏议及书信，他们大多与当时的游说活动相关联，既是研究战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也是战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战国策》成文的文学价值，并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辑录，著名者有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明唐顺之《文编》、明梅鼎祚《皇霸文纪》、贺复徴《文章辨体汇选》、冯琦等《经济类编》、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孙星衍《续古文苑》、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等。其中真德秀《文章正宗》二十卷，将选文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大类。该书卷六“议论类”著录的《战国策》文章包括：《王斗对齐宣王》《鲁仲连遗燕将书》《庄辛论幸臣亡国》《触龙请长安君为质》《魏牟对赵王》《赵客论建信君》《鲁君论酒味色能亡国》七篇。但该书著录并非仅限于说辞，而是将原书中的记事之辞原样搬入，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文辑录。另如明唐顺之《文编》亦如此。 明梅鼎祚编《皇霸文纪》十三卷，卷八录黄歇上秦昭王书》、荀况《谢春申君书》，卷九录乐毅报燕王书》、燕王喜《遗乐间书》、无名氏《献燕王哙书》、苏代《自宋遗昭王书》《自齐献昭王书》，卷十录苏厉《上惠文王书》、谅毅《为赵献秦昭王书》、无名氏《为齐献孝成王书》、范痤《献安厘王书》《遗信陵君书》、齐湣王《谢孟尝君书》、鲁仲连《遗燕将书》，卷十二录苏代《为齐献穣侯魏冉书》《献秦昭王书》，卷十三《左国国策篇》录《或谓秦武王策》、《或说秦昭王策》、《苏秦说齐闵王策》、《或谓武灵王策》、《苏代为信安君说秦王策》、《须贾为魏谓穰侯策》、《朱已说魏安厘王亲秦策》、《或谓安厘王策》、《苏代约燕昭王策》，共计26篇。与《文章正宗》不同，《皇霸文纪》编文时只著录《战国策》中的记言部分（如辞令、上书等），而交代故事背景的记事部分则以己语概括，并用小字为附注形式出现。后来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文》，著录乐毅《献书报燕王》、苏秦《上书说秦惠王》、范雎《献书昭王》等文章，同样只录成文而不著记事之辞。 我们的问题是，仅录记言之辞而忽视记事之语，这些记言之辞是否可以独立成篇？当然，并非《战国策》中的所有记言之辞都可以视为成文。首先，这些记言之辞多为后人追记，在追记的过程中难免有残缺、改易、删略等现象；其次，许多游说之辞本身较为简易，仅为片言只语，或断断续续，或对问相隔，难以成篇；再次，许多说辞须有赖于记事之辞，方能展示其中奇妙之趣，仅将说辞抽出来单独成篇，使之脱离语言环境，不禁索然寡味，如触龙之说赵太后便是例证。但是，能够单独成篇的记言之辞在《战国策》中并不少见，实际上，《战国策》一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意义完整、体制完备的文章，这些文章或纵横捭阖，气势宏伟，或曲折幽通，构思新奇，展现出较高的文学水平，是我们战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二、《战国策》成文的文体类别 在对《战国策》成文进行辑录时，必然要考虑到这些成文在文体上的区别。真德秀《文章正宗》将所选《战国策》文划归为“议论类”，有过于简单之嫌，这与他选文不多有着重要关系。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战国策》成文的文体类别比较多，其中以说体为主，属于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等文体的文章也不少见。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说者，悦也。”[4532刘勰在强调说体与“喜悦”相关的同时，还特别赞美了战国游说辩士的杰出代表苏秦和张仪的功绩和智慧，认为说体一方面要符合“义贞”、“忠信”，做到“披肝胆以献主”；另一方面，又要善用时利，文辞飞敏。詹瑛《文心雕龙义证》指出：“'说’在此为游说，与后世所谓'论说文’之说是有区别的。”褚斌杰也说：“显然，这里是把'说’，看做是策士进说献谋的所谓'游说’之辞的。”《战国策》以记录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主要内容，游说辞就成为了该书记言之辞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战国策》中的大部分成文在文体属性上属于说体。例如《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颜斶）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从齐王“有说乎”一句可以看出，颜斶所作说辞属于一篇说，应是颜斶与齐王的共识。“说”在这里应是名词，属于文体之范畴。先秦文献中类似的求“说”之例还有很多，兹不赘引。 诏令类文章为上级（主体为周王、诸侯国君、后及卿大夫等）对下级发布或下达的行政性文书，包括命令、律令和檄文等。命令体文依据功能不同可以区分为策命、旨令、知照三种。《周礼·春官宗伯·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与周绍之命》就是一篇“策命”（或作“册命”），文章包含任命的原委、宣布任命、提出任职要求三部分，体制完备，文风清雅，应是一篇较为成熟的授职文书。与之相比，《战国策·魏策一》著录魏文侯对西门豹所作《魏文侯之命》妙用譬喻，更显生趣。旨令式命令体是要求下属臣民做某具体事务的文章；知照式命令体是向下属臣民宣布某项决策的文章，重在告知而无实际号令。这两种文章在《战国策》中更为多见。律令体文是指君王等行政者下属臣民发布的具有禁止、约束功能的行政文书，这类文章于《战国策》中也有不少，如《战国策·齐策四》：“昔者，秦攻齐，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这里著录了两条命令，文章虽短，但都包含了律令体的“针对对象”和“奖惩尺度”两大要素。“檄”本指没有枝丫的树木。《尔雅·释木》：“无枝为檄。”无枝之木直插云天，形若利矛，故可引申为声讨敌人的言辞，亦即军旅出征前的声讨文书，有声讨、征召、晓谕的功能。《战国策·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章载齐国攻楚，楚襄王求救于秦，齐兵未出境，秦军大出，并作檄文以达于齐：“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读后大惧，忙向秦求和。这篇檄文声势夺人，结语通牒简洁有力，可谓深得檄体本色，声讨、晓谕功能毕现无遗。不过根据《史记·楚世家》可知，该章故事纯属虚构，则本檄文应属战国后期纵横家所拟作。尽管本文未以“檄”名篇，然究其实，依旧不失为檄文中之佳作。不过类似的作品于《战国策》乃至现存战国文献中都已少见。 奏议类文体在战国时期统称“上书”。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尽管对奏议类文章的分类发生在秦汉，其论谏、议政、对答、谢恩、弹劾、陈请等功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战国策》成文中就出现了不少类似于后世谏（论谏为主）、议（议政为主）、对（对答为主）、表（陈请为主）的文章，堪称后世“奏议类”文体的早期形态。王逸《楚辞·七谏序》云：“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谏体文是指下级对上级（多为君王）所作的规劝之文，旨在匡正上级的错误言行或思想。《战国策》成文中的谏体文有很多，《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章载《邹忌讽齐王纳谏》之文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另如《齐策六》）“貂勃常恶田单”章载貂勃《谏齐襄王不宜曰单》、《楚策三》“楚王逐张仪于魏”章载陈轸《谏楚怀王勿逐张仪于魏》也都是早期谏体文中的佳作。议体文是指臣民在君王咨政时陈述主张以资行政参考的文章，有“奏议”、“驳议”之分。《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章载张仪《首伐韩议》和司马错的驳议，《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章载公子成《上赵武灵王胡服议》等都是战国时期议体文中的名篇。对体是臣民应君王所问而作的文章，《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章载莫敖子华应楚威王所问而作《忧社稷者对》，篇幅宏大，词采激烈，篇末暗含讽谏，文法上与大赋神形兼似，可视为汉代大赋之先声。表体是臣民向君主进言以陈述衷情、表达见解或请求的文章。表体与谏体的区别在于谏体是在君主有过失之时的劝止之辞；表体则不然。表体与议体的区别在于议体是在君王咨政时的敷奏之文，表体则多属主动进言。《战国策·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载苏秦《上燕昭王表》情理并茂，可视是《战国策》成文中表体的代表作。 书牍类文体古时又称“尺牍”、“启”、“笺”、“帖”、“札”、“函”等，既包括平辈之间的往来书信，也包括上下级间非公文性质的书牍。这样的文章在《战国策》成文中也有很多，如《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章载鲁仲连《遗燕将书》、《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载乐毅《报燕王书》等都是其中的名篇，两文言辞优美，情理俱佳，文思不拘一格而又兼具了后世书牍讲述对象专一和因事而发的特征。 《战国策》成文中还存在着多种其它文体： 盟约，如《齐策三》“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章载：“齐、卫后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就是一篇盟约之辞，《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章也记录了苏秦拟作的一篇盟辞。 誓辞，如《秦策二》“甘茂攻宜阳”章载周赧王八年（前307年）甘茂拔宜阳之前日所作《拔宜阳誓》：“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今攻宜阳而不拔，公孙衍、樗里疾挫我于内，而公中以韩穷我于外，是无伐之日已！请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阳之郭为墓。” 祝辞，如《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载赵太后祝辞：“必勿使反。” 占辞，如《宋卫篇》“宋康王之时”章载占辞：“小而生巨，必霸天下。” 总之，《战国策》成文中的文体类别很多，是我们研究早期文体的重要模本。因此，对于这些成文的辑录，必定会有利于我们对早期各种文体的具体形貌作出更为准确的描述。 三、《战国策》成文及其辑录的学术价值《战国策》成文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文学方面。对于《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古人多有评述，但基本都是一种态度：贬其内质而赞其行文。先秦的书籍，基本都以教化为旨归，而《战国策》是个例外，是以该书的思想内容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但《战国策》中的高超的文学色彩，向来为人所称道。可以北宋李格非《书战国策后》所论为代表：“《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战国策》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是以记事之辞追求简洁，而记言之辞文词优美，构思巧妙，往往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色彩。从李格非的评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赞美的正是《战国策》中的精妙说辞，而《战国策》成文正由这些说辞所构成。 《战国策》一书不以道德教化为务，其最大的艺术追求是趣味性，其趣味不是来自幽默或奇妙，基本都以传达“智趣”为宗旨。而传达智趣的基本载体，正是以说辞出现的一篇篇《战国策》成文。追求智趣的艺术理念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如《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评书小说等，无不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感叹：“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所论无疑是针对《战国策》中的说辞。构成《战国策》成文的这些说辞在构思上机智灵活，修辞手段丰富多样，文辞优美而富有气势，由此形成的纵横恣肆的艺术风格，同样对于后世的论辩文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将《战国策》成文从原书中辑录出来，令其独立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读者对它们作出更为清晰的文学判断。 通过对《战国策》全书成文的辑录和对各位作者生平的考述，既有依据时间前后的系年编排，又有依据国别的作者归类，有利于我们对战国文学地理学作出更为准确的勾画和描绘。首先，因为《战国策文系年注析》正文依据成文的创作时间进行编排，通过目录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各年中创作的成文数量，同时战国前期、中期、后期的作品数量也一览无余。战国前期（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69年）87年间创作的成文很少，仅有32篇；中期（公元前368年一公元前279年）90年创作的成文最丰富，多达381篇；后期（公元前278年一公元前221年）58年的成文有175篇，另拟托之文70篇，故共计245篇。其次，不计拟作之文，《战国策》成文存名的作者多达246人（另有佚名者约90人），主要分布于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中山、卫、晋、鲁、邹诸国。依据国别将各位作者进行归类，就能很容易地获得各国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将时间的纵向比较与诸国的横行比较结合起来，既可以发现各个国家内不同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又可以对各国之间在不同时段的文学创作作出清晰的比较。例如周国学者创作的作品共计87篇，前期1篇，后期2篇，而中期却有84篇，不能不令人注意。另外如三晋之间的比较，楚、齐、魏三大文化强国之间的比较，从中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最后，战国时期那些著名的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公孙衍、甘茂等），本身也是一些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作家，《战国策》成文的辑录，充分展示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对于研究战国纵横文学意义尤为重要。不可否认，《战国策》成文不能代表所有的战国文学，一是因为这些成文中有的文章文学水平不是很高，有的甚至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可言；二是除了这些成文外，还有不少其他的战国作品（如《庄子》、《孟子》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留存于世。但是，相较于两汉，留存至今的战国作品数量确实不多，《战国策》成文在整个现存的战国作品中占有着较大的比例，至少我们无法再找到一本比《战国策》所载成文数量更多的书。由此而言，通过考察《战国策》成文来分析战国文学地理学，应该是大致可行的。 在先秦书籍中，《战国策》可以说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该书兼具了史书与子书的性质，比起其他的书来似乎要更复杂些，由此也使得《战国策》成文的学术价值更为丰富。这些成文蕴含着大量的学术信息，或历史事件的记录，或外交策略的构思，或军事战略的规划，或社会现象的刻画，使得这些文章在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等其他诸领域同样具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战国策》语言浅显，意思清楚，其中的成文也多以当时的口语为材料，因此这些文章也是我们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材料。 参考文献 [1]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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