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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语出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当然，有关文体分类及其特点的研究，并非自曹丕始。从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家，到两汉区分“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就是一个进步。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别立《诗赋略》，已有文体分类的朦胧意识。曹丕以前，人们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已经对个别文体的特点进行了一些概括，如汉武帝时，公孙弘说诏书律令特点是“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见《史记·儒林列传》），又《盐铁论·水旱》载大夫之言曰：“议者，贵其辞约而旨明，可于众人之听，不至繁文稠辞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计。”又如汉末蔡邕《独断》和《铭论》，把天子令群臣的文体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把臣属上书天子的文体分为章、奏、表、驳四类，分别说明其体式，这也是某种文体论的滥觞。但以上是就个别文体而言，文体区分的意识模糊。而曹丕《典论·论文》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同而末异”的说法，自觉分为四科八类，一一区分其艺术特点，而且四科八类之中，隐约包含或启发了齐梁时代的文笔区分和韵散之别：其中奏议和书论，属散文，即后世所谓“笔”；铭诔和诗赋为纯文学，属韵文，即后世所谓“文”。表现出文学的独立趋势和进步。“本同”是从“虚”的方面说明文学各体，具有共同的普遍性：如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以及“文以气为主”，“主”也就是“本”，指出无论何种文体，其创作必须与作家个性气质相统一，“文学的自觉”就是建立在这种“文以气为主”的独特创作个性的基础之上的。“末异”则是务“实”，指出各类文章体裁的特殊性，各有其艺术特点，其所谓“异”，就是不可混同等一，只有更好地注意各种文体的艺术特殊性，才能发挥“本同”的共同性。曹丕有关文体四科八类，具体地说：“奏议宜雅”，因为奏议是写给帝王看的，所以文辞和风格要求典雅；“书论宜理”，因为书、论是发议论以说服人，所以要求条分缕析，说理透彻；“铭诔尚实”，称颂功德的文字，要求实诚而不虚浮；“诗赋欲丽”，要求辞藻华丽，讲究文采。总之，“本同末异”之论，说明了文学表现形式的共同本色和多样性的统一，开创了后世文体论研究，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以及萧统《文选》均深受其影响。（蒋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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