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 东京大学客座教授 小仓和夫
中日两国交流源远流长，主要的官方交往可以追溯到遣隋使遣唐使的时代。我想中国人可能都知道“遣唐使”这个词，也知道他们是日本派来中国学习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使者。但是日本当时为什么要派遣遣唐使，这些遣唐使都是什么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如何的？或许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了，这篇文章能给大家一个答案。本文虽然切入点是遣唐使，但主要讲的是派遣遣唐使的初期日本与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唐朝之间的外交角逐，视点新颖，值得一读。翻译五百旗头，也是日史论坛的网友，翻译过不少日本方面的论文，水平上乘。7 世纪至9世纪，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从日本向中国派遣的所谓遣唐使，一般被认为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友好文化使节。但是，我们在研究遣唐使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国内政治状况以及那个年代的东亚形势的话，遣唐使的派遣（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实际上带有日本政治与外交的战略的意涵。特别是663年，日本与唐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进行了战争。在这次战役的前后派遣遣唐使，暗示了日中间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遣唐使的派遣有着密切的关联。遣唐使的派遣从公元630年开始，至894年停止，持续时间大约260年，任命的次数有20次。而实际上达到中国的只有15-16次。第一次出使是在630年，最后的出使则是838年。如果将全部出使次数按照15次算的话，那么平均每16年遣唐使就会出使中国一次。在出使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遇难或者海上漂泊的有5次，因此可以说是有生命危险的出使。因此，遣唐使或者其随行人员中，很少有大贵族出身的人物，选择的大多是身份较低，以及有上进心的人士。出使的路线分为南线与北线，南线从濑户内海出发，经过博多、平户、种子岛、然后穿过中国的南海（原文如此，但是我看了地图，可能是东海之误）到达长江沿岸；北线则是经过朝鲜半岛到达中国。船只为木造，全长20米左右，宽7米，由帆和桨提供动力，通常每艘船能容纳一百多人，其中半数为船员。使团一行人一天四次将所带的干粮用水浸泡后食用，为了补充营养，他们还食用各种药草。国内政治的动机，首先是为了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朝廷的权威，同时为了宣扬国威。关于后者，日本在645年后，对唐开始使用“日本”的国号。第一次派遣的遣唐使使用的也是曾经担任过遣隋使的犬上御田锄，以显示遣唐使与遣隋使之间的连续性。而且，为了确立天皇的权力，必须要将身份关系制度化，确立宫中的礼仪，完善法律制度，而这些当时都需要引进唐朝的制度，为了这种“制度化”，也需要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的制度化这一点上，引进佛教与此也有很深的关系。佛教的进入与普及，冲淡了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地域性很强的氏神信仰；同时因为实现了中央集权化，也导致了作为国家宗教的佛教的普及。遣唐使的一大目的就是引进佛教，随行遣唐使的许多人就是为了将佛典引进日本的僧侣。除此之外，派遣遣唐使的一个隐藏的目的则是排除国内的政敌。比如654年入唐并在唐去世的高向玄理，他一向致力于改善新罗与日本的关系，也曾去过新罗。而随着新罗与日本的关系的紧张，在朝廷内部发生了政争，将高向玄理派遣到唐实际上就像是流放他一样。有关高向玄理的有名的怪诗《遣唐使高向玄理为灯台鬼》中，描绘了玄理被在头上放置蜡烛，其人被作为灯台使用，成为了“灯台鬼”，却仍然在异乡思念故乡的情景，这被认为是暗示了高向玄理因为政治性原因而无法归国的状况。
除了国内的原因，派遣遣唐使，其实有很强的对外的动机，其中特别是对朝鲜半岛的形势的考虑成为日本派遣遣唐使的重要原因。日本派遣遣隋使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新罗与百济的对立、新罗与高句丽的对立、高句丽与隋的对立这样的复杂的情况中，维持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但是中国改朝换代之后，遣隋使的派遣的成果也就没有了效力。换句话说，很可能发生唐与新罗的联盟跟百济、日本、高句丽的联盟之间的冲突，而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派遣遣唐使，一方面是为了探查唐朝的情况，同时日本也感到必须要搞好与唐朝的关系。其国内的原因在于：首先取代隋而建立的唐朝，必须要向内外宣示其国威，而其中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仰慕德与权威的”外国使节，在迎接遣唐使等外国使节所举行的宴会与仪式，一方面是为了向外国使团传达欢迎之意，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内政治上的夸耀。而接受外国的使节，也反映了唐朝的对外政策，那就是通过政治与外交的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军事稳定与周边诸国的关系。不过我认为，唐与日本的关系中，还存在有超过上述原因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这段时间中，不仅日本派遣使节前往唐朝，唐朝也数次派遣使节出使日本。（特别是778年，使节赵宝英以航路困难为理由，拒绝前往日本，但唐皇不许，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唐对派遣对日使节的重视）唐朝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主要是为了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侦察，因为当时日本也是被牵涉进朝鲜半岛事务的一方。特别是所谓的白村江战役（663年）之后使节频繁来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问题是在唐朝的对日积极外交的背后，将日本纳入其册封关系的意图到底有多深。关于这一点，与如何解释632年唐朝派遣的对日使节高表仁访日的时候发生的事件有很深的关联。一般认为高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未宣朝命而还”。如果单纯解释这件事情的话，就是高表仁与日本的皇室相关人士起了礼仪上的争执，没有完成其外交使命，而返回中国。所谓的朝命，大概就是要将日本纳入中国的册封关系中去，高表仁是用高压的手段强迫日本方面接受但是受到日方的拒绝。其实这种解释我认为是错误的。
分析原因，就必须要分析当时唐朝的对日态度。我们必须注意到，派遣高表仁的唐太宗在对派遣到唐朝的日本使者（犬上御田锄）称，对日本的朝贡感到满意，日本乃远方之国，不需要每年朝贡。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很难说唐朝有将日本强行纳入册封关系的意图，要有的话，也应该向犬上御田锄提出，虽然高表仁曾有与日方争礼的内容，但是很难说是因册封关系而起。高表仁是隋朝元勋子孙，是边地广东新州的长官，也就是说是被贬至穷乡僻壤的人物，将他派遣到日本，也近乎是一种流放，中国史书留有这一段记载，实际上也是对高表仁未能完成外交使命的批评的一种夸张记述。从上述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唐朝对日本是重视的，高表仁未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是唐朝想与日本达成战略的一致或者理解。
开始派遣遣唐使之时，恰恰是日本国内政治向新体制转变的摇篮期。645年，大化改新，中大兄皇子通过政变取得政权，进行了行政组织改革、兵役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等，政治制度化加速进展，这些发展，有多少是基于明确的国家建设的理念进行，现在历史学家间还有争论，但是有间皇子事件和苏我家族灭亡这些权力斗争的持续则是事实，政治的制度化与权力斗争联动展开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这样的新制度的确立的过程，一方面诱发了向律令制度的模范国家唐朝学习并加强接触的冲动，另一方也使日本的国家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上文说到的高表仁事件，从日本国内政治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强化国内体制与对外的一种气势，围绕册封问题或者说对唐使的处理方式的一种国内政治上的摩擦。上面的内容是否恰当暂且不说，大化改新后日本国家意识的高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对东北地方的开拓，658年，阿倍比罗夫征讨虾夷，660年与肃慎的战争。这个时代的东北地方的开拓，不仅与阿伊努人，还与中国东北的靺鞨等发生了抗争，在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的同时，日本的国家意识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在同一时期，唐朝征讨高句丽，同时加强了与新罗的关系，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642年，高句丽发生了渊盖苏文的政变，对于他来说，确立王权为最重要的任务，而同年，百济发生大乱，因此，对于百济而言，为了确立王权，也必须要通过对外战争也就是与新罗的战争来实现。
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内政治状况与对外战略的变化，导致了新罗与百济的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国与高句丽之间的对立的加深，同时也为中国与新罗的战略性同盟的强化创造了条件。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日本又是如何推行其对朝鲜外交与对中国外交的呢？日本的朝鲜半岛外交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没有特定的伙伴。高句丽与日本之间，虽然有过友好的关系，但是却没有更深的关系，高句丽与日本对相互来说都是遥远的存在。而百济，曾在孝德天皇的驾崩这一个特别的年份，曾经派遣使节来日，但是在孝德年间，除了大化元年（645年）之外，没有派遣使节到过日本，这与百济无法将任那收归己有有很大 关联，一般而言，随着百济与新罗之间的抗争的激化，新罗频频以朝贡的形式向日本派遣使节，百济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优点冷却。而另一方面，新罗通过频繁的对日遣使对日本进行了观察，同时也非常重视对日关系，但是日本方面却对新罗的对唐朝关系感到忧虑，在新罗携唐朝之威与日本接近之时，日本对此有很大的反弹。比如白雉二年（651年）新罗使节穿唐服来到日本的筑紫，被日本赶了回去。646年，日本派遣高向玄理至新罗，向新罗传达日本不承认新罗对任那的所有权，并要求新罗派遣人质至日本，因此新罗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在这一段时间，在新罗国内，也发生了围绕亲唐关系的内部抗争，这种内部抗争部分成为647年的眦云政变的原因。从整体而言，新罗开始大幅度地转向亲唐路线，尽管如此，新罗没有放弃日本，还曾派遣实力人物金春秋对日本展开积极外交，不过没有能够缓解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从656年以后，新罗没有派遣使节至日本。
648年，日本通过新罗，向唐朝递交了信函，其中说明了日本的情况。这大概是因为新罗的建议才去做的，也是对唐朝表现出的一种友好的姿态。随着关系的发展，日本于543年派遣了遣唐使，而唐朝也向日本指示要求它救援新罗。日本没有接受唐朝的这个指示，尽管如此，它没有主动恶化与唐朝的关系，658年、659年，连续两年向唐朝派遣遣唐使，调整与唐朝的关系，当时唐朝与高句丽之间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针对659年入唐的遣唐使，唐向日本明确了要进攻高句丽的意图，在这段时间不会将遣唐使放回日本，将日本遣唐使软禁于洛阳。这样的话，唐与日本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外交关系断绝的状态。日本外交走入了绝境，同时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外交行动，在这种情形下，660年7月，百济在唐与新罗的联合军的攻打下灭亡，百济王被带到洛阳，百济的领地由唐朝派遣官员治理，但是百济地方的平定并不充分，百济复兴运动以福信为中心开展起来，他们拥戴长期滞留日本的一名王族璋为首领，要求日本救援，日本就派遣了2万多人前往朝鲜半岛。在这儿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百济在非常明白唐朝与新罗会攻打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向日本要求援助。这大概是由于在百济政权内部存在针对日本的政策论争，日本要求以“任那之调”名义建立日本与百济之间的朝贡关系，百济方面对日本有不满，而百济没有答应，当然日本也不会有提供帮助的可能。当时百济存在内部政争的可能性，从出席舒明天皇的葬礼的百济使者的话中可以推测出来。而百济王族中的一位也就是璋长期滞留日本，而且在与日本的援军一起回到百济之前，与日本人多蒋敷的媚媚结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璋与其他百济王族之间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此后，日本对百济王朝的复兴运动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由此与唐朝进行了又名的白村江（也称锦江）战役，那么日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救援百济呢？首先，是为了百济王族的复兴。百济与日本如上所述，在白村江战役之前，关系比较冷淡，同时因为日本与 百济两国国内的政治问题相纠葛在一起，百济未向日本要求援助，日本也没有以武力介入。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原本不顺畅的百济与日本的关系，可以通过日本帮助百济王室复国来使日本对可能的新的百济施加极大的影响力。第二个目的就是惩罚新罗。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649年左大臣巨势德陀曾经谈到现在没有去讨伐新罗的话就会失去时机，而且日本也将白村江战役称之为“讨伐新罗之役”，这次战役可以作为对新罗的一种惩罚行为。第三个原因与日本列岛的北方的平定相关。658年阿倍引田比罗夫讨伐肃慎，第二年，又大规模派兵征讨虾夷。从肃慎使节随着新罗使节一起来日的记述与日本派遣两名虾夷男女随遣唐使去见唐高宗的记述，可以看出日本北方民族的平定导致了与朝鲜半岛与中国等类似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乃至与新罗、唐朝之间的关系紧张化。换句话说，日本“帝国”支配圈的扩大，实际上包含着日本会对中国和新罗采取强硬的姿态的可能。最后是与唐朝之间的关系。日本曾经向遣唐使要求日本救援新罗，这就让日本感到，本来并不属于从属关系的日唐关系，会因此而成为从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日本的独立性，就比以往更需要在朝鲜半岛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要和唐朝进行一次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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