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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足轻变成了一种长期服役并受到训练的单位，虽然军队的规模并未扩大，但其组织形式得到了改善。自1543年火枪从欧洲传入后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550年之后足轻不再被编为一大队矛兵或弓兵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同时使用长矛，火枪及弓箭的混合部队出现。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发展也体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纹章的改变之上。事实上各种纹章标志的发展并不是对军队组织变化的简单回应，而是与鼓点（背负太鼓）及吹号（即法螺）一起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出现了系统的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旗帜的组合，不同的分队会使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所以自这个时代开始，仅仅观察家纹就已经不足以辨认一支军队使用的旗帜了。 自1550年以后旗帜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大量的士兵被征召来专门的携带旗帜（在日语中也会叫做“小幡持”，即持旗手）以在战场上营造声势。1575年时上杉谦信的军队名册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在总数6871人中,6200名为步兵,而其中不少于402名士兵是持旗手,甚至超过了铁炮兵的数量。在军事行动中由于旗帜的排列设置与携带占有如此至关紧要的地位,以至于一些高级武士被给以"旗奉行"的称号,意即“负责让旗帜按照正确的方式布置”。图；图中显示了在指物上书写了武士姓名的少数例子,描绘的是1570年对金崎城的围攻。帜（nobori在日文中为'帜’之意，即日本特色的长条形旗帜）将家纹绘在旗帜上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新形式的旗帜也随之产生了.之前流行的旗幡是将长条形旗帜挂在旗杆顶的横杆之上,但是这让其在大风中难以保持稳定.帜则可以通过插在固定于士兵腰间的皮环的方式来携带（当然也可以用手拿着），大型的帜则要用到士兵背上专门的装置来进行固定。帜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在军队中作为分队的识别标志，或用来在旗上展示其所属一方的家纹。在一幅描写川中岛合战的画卷中，武田军的阵中就有两排足轻为单纯的持旗手，而不承担其它任务。图二：在图中士兵背上的旗帜是用来传递消息而不是作为身份象征的,这面旗帜告诉大家中川濑兵卫已经杀死了敌军的和田伊贺守。图三：中显示的是指物的固定方式.旗子被插在武士盔甲背后的两个环上,为了在战斗中能紧固住还要用绳子系在胸甲上的环上。在帜和旧式的旗印提供标识作用，并让一整支足轻队的组织可视化的同时，另一种旗帜被引入来让武士长柄队或拔刀队更容易的被识别出来。这即是指物，战国时代所引入的最重要的纹章道具。大多数指物是由一面类似于帜的旗帜组成，被穿过衣服边上的环而系在武士甲胄背面的绳子所牢牢地固定住。指物替代了小型的盔印和肩印的功能，其较大的面积也让识别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在全日本都使用具有很大相似度的甲胄设计的时候这一点变得非常的重要） 指物被插在紧固于胸甲背面的一个漆过的木质插槽中，并以绳索从腋下穿过武士胸铠上的金属环来系好。指物在近身作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阻碍，彦根城所藏的一幅关于大阪夏之阵的屏风就显示出一名侍从在他的主人进行一骑讨的时候为他携带着指物。 指物上所用的常常为战士所属大名的家纹，而整个家族的军队也因此有了一些统一的外观。战场上的部队之间籍着旗帜的不同的颜色来分辨，而红，蓝，黄，黑，白这五种“幸运颜色”常被采用。举例来说，由三个三角形所组成的北条鳞家纹也会出现在北条家的“五色备”所用的指物之上。但是对彦根城的井伊家而言，其旗帜所用的背景颜色红色比起所用的“井”字家纹更引人注目。其结果就是一些井伊家的武士被允许使用自己的家纹或用金色大字上书自己的名号。指物上面还可以添加黑色或其他颜色的横杠的方式来起到分辨部队的作用，好像在木盾上的做法一样。甚至也可以在上面书写文字——北条家就以此来识别他们军队的其他部分。有时军队统一性的要求会被暂时性的忽视，比如在武士希望吸引诸人的注意力以进行复仇，或以之为自己的最后一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武士会被允许在一面白旗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以此为自己的指物——如23页上所显示的。 有无数的例子显示出指物才用了立体的物件而非旗帜。各种翎毛，木制葫芦，金色折扇一类的物件都曾出现在彩绘屏风上。辻彦兵卫是武田信玄的一名家臣，他使用一个金色的绘马,即那些出现在神庙中的大型木质祈祷木板。他的絵马是金色的,上面写有可能是武田信玄所手书的“善战者不死”。其他家族则使用诸如金色圆盘或可以挂入用于插放指物的环中禅杖作为指物。 各种战争编年史中的战场统计中常常提到各种指物和其上的纹章设计。对在秀吉所发动的朝鲜战争中的占领平壤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出现在黑田家家谱，即黒田家的编年史中:在他们的前面抢先冲入敌阵是后藤基次，吉田ろくろだいふ，戸田平左卫门三人。后藤基次戴着有着金色三尺冲天前立的兜，在马上前挥他的长杆长矛。户田则用了一面在背面环绕成鹤形，上装白熊饰物的指物。这两个人互相争夺领先的位置，在敌人阵中四面舞动长矛一般来说只有像后藤基次他们一样的高级武士才会被通过其指物上的家纹被认出来。而如果大名可能身陷战场漩涡之中的话他也会使用指物，并选择脱掉自己的阵羽织，因为两者无法同时穿着。举例来说，平户蕃的大名松浦重信自己的指物上就是黑底的金色圆盘旗帜。大名们也可以使用马标——另一项16世纪的发明。图：收藏在大阪城博物馆的描写贱岳合战的屏风，上面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家纹的旗帜。(2)奥州大名"独眼龙" 伊达政宗,他是直到小田原之阵时才降服秀吉的少数几个大名之一。请把他的家纹与上衫的家纹作比较。(3) 上衫谦信的"毗沙门天"之旗,上书谦信所虔诚信仰的守护神之名因为在战场上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旗帜，所以能一眼就显示出重要武士所在的标志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一点对大名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而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大名的大型马标（印）了。在17世纪初的时候多数大名拥有以下两个：大马标（高规格）小马标（低规格）。这些马标有时就只是巨大的矩形或长条型的旗帜，但经常是大型的立体物件，多为轻质木料制成，采用包括钟形，伞形，铜锣形等等具象征性的形状。大名的本阵内还会陈列着一系列的旗帜和条幅。当时的记录所提到当诸多旗帜集中在大名的帷幕之后的景象常让人联想到当时意大利人所用的卡茹克瑞车。(译者注; 卡茹克瑞车，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共和国所用的插有军旗的战车) 举例来说，除了那面上有太阳图案的黑色旗帜外，上杉谦信还喜用两面大旗，一面上写毗字，即毗沙门天的第一个字，他是谦信所深信的神明。另一面则上书中文“龙”字，用于向上杉家的武士们发出冲锋的信号。上杉谦信的伟大对手武田信玄两面也有两面上书“諏訪大明神”的大旗。他还是日本历史上最早使用日之丸图案的人之一，这个太阳图案后来成为了日本国旗。很多大马标非常的出名，很容易的就可以让盟友和敌人辨别出来。武田信玄使用来自中国古代孙子兵法的四如之旗，上书“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信玄还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德川家康也因使用类似光线效果的金色折扇而闻名。织田信长则使用一支红色的大伞。当他的儿子织田信雄进军伊势的时候所用的金色扇子被形容为“如日升一般”。羽柴秀吉，号称“日本的拿破仑（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这真让人寒冷）”则使用了金色葫芦作为自己的马标，以纪念他在1564年攻打稻叶山城时的英勇表现——他带着一队人延一条小道而上发动奇袭，然后把装水的葫芦装在长矛上挥动以向等在城下的织田信长的部队发出信号。秀吉的马标的最终版本为所谓的“千成瓢葫”，最后由他的幼子秀赖在1615年的大阪之阵中使用，上面有着很多的金色葫芦，每个都代表着一场胜利。 另一些大名则会选择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物件。1592年朝鲜入侵中的先锋小西行长是一名来自堺的豪商兼医师（译者注：小西行长为小西隆佐的养子，小西屋的主要业务是药材贸易）的儿子。他的马标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布袋，其式样一般为日本医师所用，上面还绘有红色的太阳。加藤清正是佛教日莲宗的虔诚信徒，就使用了一面白色旗印“南无妙莲法华经”，据说为日莲上人亲手所书。[译者注：日莲上人为日本最大的佛教流派之一的日莲宗的创始人。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为了宣扬自己的新数义，他对其他宗派进行了剧烈的批驳，因此三度被流配。）长崎地方的小村氏使用了一个巨大的金钟，而曾作为一名僧人的安国寺惠琼就采用了一盏金色的大型提灯马标。（译者注：安国寺惠琼（1539年－1600年11月6日﹚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佛教僧侣兼武将。父亲是武田信重，后作为毛利家的外交僧而活跃，关原大战前联络西军诸将，战败后被斩首。）各种的马标都非常沉重以致于难以携带。但是日本并没发展出类似意大利卡茹克瑞车一类的道具。相对的，在一些现存的屏风上显示持马标者会将其主人的马标插在背上特别加固过的指物座上。他还要使用两个长杆来稳定这一装置。最大型的马标还需要另两名足轻用长杆来协助稳定。而马标上类似男孩节上所使用的鲤鱼幡一种大型的长幡（译者注：为庆祝五月五日男孩节[鲤のぼり/こいのぼり，日语叫"子供之日"]，家有男孩的，家家挂鲤鱼旗。此风俗始于江户时代，原是农历端午节）在大风下会被吹涨起来，更加得难以掌控。图: 秀吉的" 千成葫芦" 马标的现代复制品:金色的马标装饰着红色的飘带,据说每获得一场新的胜利他就会在上增加一个葫芦。始于1564年的稲叶山之役，他的部下把葫芦挂在矛上作为胜利的象征。战国时代纹章道具的最终发展结果就是武士们的那些式样奇特的头盔了。因为在实战中即使最高级的武士所穿的甲胄也和其他人相差无几，而为了引人注目并与一般的杂兵区分开来，高级武士们更喜欢在他们的头盔（兜）上加装各种各样的装饰，如牛角，面具，等等。当朝鲜水师的李舜臣在1592年赢了一场对日军的战役之后缴获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头盔，他在写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以惊奇的口吻描述了这一点。 大型的木制的牛角是当时流行的装饰，在德川家康，加藤清正，山本堪助的头盔上都有使用，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维京人。当时也非常流行各种乌帽子兜或鲶鱼尾兜。比如加藤清正就拥有两种不同的头盔，一种是银制的，两边有太阳图案。另一种则是黑色的，上面带有金质的加藤家的家纹“蛇之眼”。前田利家则拥有一顶金色的高顶兜（熨斗乌帽子兜），他的儿子则使用银制的仿制品。上杉谦信则有一顶在盔体上环绕三张能剧面具的头盔。这些附加的部分是将附着在轻质木料框架上的成型材料添加在简单的铁制盔体之上而制成的。大名的头盔经常会被用矛顶起来带入战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马标的延伸。但是这些特制的头盔也因此经常不能给大将们提供真正的保护。有一种形式的兜还会在盔顶添加辫子形的马尾。（译者注：此处所指的兜的代表为神原康政的兜）这样的头盔加上带胡子的面具再配上式样古怪，形如老人身体的胸甲的时候会起到最怪异的效果。（译者注：此处指仁王胴具足）头盔也是家纹所经常出现的场所。金属薄片制成的前立或顶立之上会被漆上或加上家纹。家纹还常常出现在吹返，即头盔两边用来保护的护颊之上。图：加藤清正(1562-1611)的银制头盔,其形状类似于公卿所戴的高帽（乌帽子形兜）两侧还绘有红色的太阳图案。这种式样的头盔很为战国末期的高级武士所热衷，因为可以让在战场上显得与众不同。而在混乱的战场上当这样的头盔被卫兵用矛杆高高举起的话也可以起到标志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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