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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以洪荼丘、金方庆为主帅，由高丽、蒙古军为主体的元东路军4万，及舵工水1万7千人，分乘军船900艘，从高丽合浦出发。并在5月21日首先在对马的“世界村大明浦”（相田二郎认为是对马上县郡佐贺村，但有别说）登陆。在登陆之前，元军遣使上岛，敦促岛人投降。但是日本人未作理会。元军便发动了进攻，日本的守军也奋力抵抗，击毙高丽郎将康彦、康师子等。元军上岸见人便杀，岛民们纷纷逃入山中，甚至有人害怕被元军搜出杀害，而杀死自己在襁褓中啼哭的婴儿的。元军从捉到的岛民口中得知，日军已经在太宰府西方六十里处置兵守御。东路军立即把情况向合浦的征日行省做了通报，并且提出应该乘日军守备未坚，果断地发动进攻。行省立即派人将人把以上内容向忽必烈进行了通报，忽必烈表示可由指挥官自作权衡，方便行事。行省和东路军便基于这个指示，决定不等同江南军汇合，先向博多方面发起进攻。我想，这多半也有高丽人想以战功来给忽必烈摆乖，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愿让范文虎等“蛮子军”借人数优势占便宜的缘故在。之后，东路军虽然在5月26日遭到暴风袭击，损失了若干兵员和水手，但还是比原订合流计划早半个月到达了壹岐附近。东路军在此兵分两路，主力继续向博多发进，另外派一支别动队（拥有军船约300艘）袭击长门，牵制本州方向的日军，防止其增援博多主登陆场。前文已经提到，幕府已经在长门国的要所派遣御家人守御，这大概是杜世忠使团从此处上陆，使幕府认为元军也有可能在此处登陆的可能。他们的统率机构被称为长门探题，由北条兼时（时宗的侄子）担任。别动队在6月8日——9日对长门发起了袭击。别动队兵分二路，以角岛（山口县丰北町）、黑井岛（下关）为前进基地，在丰浦郡丰前神玉村的土井浜和黑井村的八之浜上陆。这里和九州一样，也修筑了石垒工事，驻防的日军由备后、安艺、周防、长门四国的御家人武士构成，另外还加强有安达、宇都宫、安藤等东国武士。在日本人严密的防备下，元军未能占到便宜，只能退走。但是流言却飞得很快，在京都已经传出了“因为九州已经灭亡，异贼才会打到长门国的，不久就会攻到京都吧”云云的流言，朝廷上下除了修法，借神佛力调伏“异贼”之外，也是没有办法。元军主力，则在6月6日抵达博多湾内。于是，弘安之役中最激烈的志贺岛之战便爆发了。在博多正面的海岸，日军已经集结了重兵四万余人，由武藤经资，大友赖泰为大将军，修筑了防御工事严阵以待，元军觉得强攻不利，便企图夺占博多北面的志贺岛作为登陆的跳板，另外也派出一队偏师开向筑前的今津，企图在那里上陆，牵制日本人的注意力，但被驻防当地的萨摩、大隅等国的御家人武士所阻止。之后，主战场便集中到了志贺岛，两军围绕着这个小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6日夜里，日军就乘夜对驻泊于志贺岛的元舰队发起了突袭，肥前唐津的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首开战绩。他以两只小船借暗夜偷偷接近元船，一呼而上，斩敌二十一人，焚船而归。元军自此做好了戒备。《八幡愚童训》云：蒙古军“皆用铁索约船，为圜营外响，巨舰置石弩，俟薄击乃发。我（日本）船轻且小，莫不为之破碎矣”，使意图效尤的日军劫营将士死伤累累，日方见效果不大徒损兵员，也下令停止夜袭，但依然有为谋取恩赏而不怕死的武士冒死进攻。如伊豫国御家人河野通有，河野氏是濑户内海上有名的水军一族，在承久之乱中也因参加京方之故而遭幕府冷落，通有便非常期待着借对蒙作战的功劳换取一族的复兴。幕府来文催促他到九州轮班守御时，他便写下了十张写有“若十年中蒙古袭来，则必渡向异国与之决战”的起请文（对神灵的誓文），捧于氏神之前，烧成灰和水吞下。八年之后，蒙古果然“如约”袭来了。通有便在7日的黄昏，带着两艘小船对蒙古舰队发起了必死的突袭。蒙舰发现动静，发来矢石如雨，通有的郎党五人登时横尸船头。通有本人也被石弩打中右肩，无法拉弓放箭，他便砍翻桅杆当作跳台，跃上元船，用左手挥刀纵横砍杀，在活捉了一名头戴玉冠的敌军官之后，才大刺刺地放火烧船退去。但其伯父河野通时也中箭身亡。草野、河野等人的勇敢事迹顿时在武士们之间传开了，很大的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在文永之役中仅以数骑拼死冲击鹿原元军阵势的竹崎季长，这时正属肥后守护安达盛宗的指挥下，驻守在肥后国的防区生松原。他因为在文永之役结束后主将武藤氏并没有把他的先阵功劳上报给幕府，便卖掉了战马和马鞍，不顾同族的劝阻，只身来到镰仓讨恩赏。时任幕府恩赏奉行的安达泰盛，拗不过此人的死缠烂打，又同情他的境遇——没有领地，连回九州的路费也没有。于是便授予他肥后国海东乡的地头职。这个亡命之徒当下听说河野的勇迹，心中便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就跑到河野通有的阵所去“探伤”，把袭击元船相关的情形和注意事项问了个清清楚楚，回到阵地，当下就决定出战，时是6月8日黄昏。当他带着郎党们通过文永时的老战友菊池武房的阵地向出发地进军时，便对着武房大喊道：“敌人的将军所乘座的船的桅杆是涂成白色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了对它放一箭让将军看看，俺现在便去上阵。如果您能活下一条命，就请把这件事向上头报告。”便同萨摩守护岛津久经的弟弟久长属下的萨摩武士一起出海袭击元舰，却因为水手临阵手忙脚乱，失去了跳帮的好机会，没有取得战果。但是他作为肥后国的头阵，却成了一笔战功上报给了守护安达盛宗。同日，日军从陆上也发动了攻势，丰后国的武士由守护大友赖泰带队，从陆桥“海之中道”（志贺岛虽被称为岛，但其实是个半岛，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和陆上联结，平时没在海中，退潮时会露出来）对上岛的元军发动了进攻。从总体上来讲，因为岛上多山，战场狭窄，东路军无法排开阵势同日军交战，所以无法在战斗中占据上风。高丽军在金方庆、副都统金周鼎和朴球的指挥下投入战斗，力战之下，斩杀日军三百余级。但日军攻势并未受挫，前来督战的洪荼丘，正撞上日军冲破高丽军的阵势，只身狼狈落荒而走，若不是有王万户者横击敌阵相救，彼几不免于虎口。现藏于旅顺博物馆的《皇元故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君（成）墓碑铭》（以下简称《张成墓碑铭》）记载了此日的战况：“八日贼遵陆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原碑欠字）要，贼弗能前。日落贼军复集，又返败之。”可见两方展开了多番的激烈争夺。第二天，战斗益发激烈，日军为把东路军赶下海，派遣了由安达盛宗率领的关东武士前往增援。他们互相激励道：“西国之兵已经身经数战，现在也让他们看看关东武士的手段” ，《八幡愚童训》记载日军奋战云：“秋田城之次郎（安达盛宗，安达氏官任秋田城介，故有此称）之属兵新左近十郎、今井彦次郎、财部九郎以下冲杀向前，奋勇合战，舍命奋斗，战死后己”。安达自己的肥后军也投入了战斗，竹崎季长让姐夫三井资长率队出阵，战斗中季长的“亲类”野中长季的郎从藤源太资光身蒙重伤，仍射杀战马两匹。《张成墓志铭》也印证了战况的激烈：“明日（9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去”。《高丽史》也记称日军最终被击退。8、9二日的激战，日军虽未能将元东路军逐出志贺岛及其附近海域，但是东路军也未能突破日军防线，打开局面。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八幡愚童训》记云：“去六日至十三日，昼夜合战不休，打杀蒙古千余人”，这时候正是盛夏，元军被困孤岛，饮水蔬菜供应不继，军中大疫，死者也达三千余人。东路军“累战不利”，又折损了相当人数，士气大受打击。这时，同江南军的汇合期限将至，东路军只得灰溜溜地撤出了志贺岛，退向壹岐。日本人没有给东路军以喘息机会，多次向派兵前去袭扰，岛津久长率领的萨摩国御家人比志岛时范、武藤经资之父武藤资能、子资时、肥前的松浦党以及同国御家人龙造寺、高木、千叶诸氏等都参加了袭击作战。《张成墓碑铭》也提到：“六月晦（29日），还一岐岛，七月二日，贼舟复至，皆战败之，得器仗无算”。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这日武藤资时率领肥前御家人龙造寺季时，松浦党中的山代氏等军兵前去袭击，战死于此。时年近84岁的武藤资能也参加了战斗，中箭负伤而死，可见张成记载非虚。东路军苦于伤病，疲敝至极，又要应付日军没有休止的游击骚扰，战意掉到了冰点。这时，和江南军的会合期限已过，壹岐周围依然不见一只船影，忻都等人见势不妙，连忙召集众将军议，洪荼丘先发话：“向约江南军与东路军六月望前会于壹岐。今南军不及期，我军先至，大战者数矣，船腐粮尽，将其奈何？”，其潜台词大概是想借故退军不干，但是与会将领却都闷声不响，金方庆也不发一言，只得散会。又拖了十来天，金方庆才表态：“我等奉旨备三月粮，今尚有一月之粮，不如先待江南军到，再合而攻之，必可破此岛夷”。诸将也提不出其它的建设性意见，洪荼丘也只得听从。东路军只能枯守在壹岐岛上，等待江南军来，再把这些可恨的倭人一鼓荡平。按照原定计划，江南军本应在6月15日到壹岐和东路军汇合，但是这方面也出了变化，先在3月，一艘日本船遭难漂向中国大陆，元朝官府如获至宝，逮着船上的日本水手，让他们画海图，并询问地理形势，才知道太宰府西边有一大岛曰平户岛，不仅守备未严，且足屯重兵。征东行省得知这个消息，临时更改了作战计划，决定把兵力集结地改成平户岛。忽必烈对此的态度是：负责将领方便行事罢。于是这个方案就拍了板，江南军派出了一支60艘船的联络队，去通知东路军方案变更之事。但是这期间又摆出了乌龙，船队搞错了航道，没有如期到达壹岐，反到跑到对马去了，等到船队摸到壹岐，早就大大超出了原定的汇合时间。另外，本定为江南军总大将的阿刺罕临阵得上了重病，不得不以阿塔海代之，这也推迟了江南军的出动时间。结果，直到6月18日，江南军才慢吞吞地从庆元（宁波）出发。在月底到达了平户。
7月初旬，在壹岐的东路军及江南军的先遣队开始向平户方面移动。两路会师后的元军共有兵力十四万左右，兵船四千四百艘。另外，相威、李庭率领的一部元军也抵达了五岛列岛海域。平户岛周围一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军船。但是因为要重编部伍，尤其是东路军需要休整，于是元军暂屯于平户。直到7月下旬，休整完毕的元军才开始进军，在27日占领了肥前鹰岛作为前进基地。为阻止元军进一步的登陆，日军陆续前往平户、鹰岛海域进行阻击作战，山田安荣《伏敌编》载战况云：“既而，范文虎以船舰三千五百艘，蛮军十余万至。肥、筑海上，舳舻相衔，我军防战不怠。斩招讨使忽都哈思等。贼（元军）累失利，又阻于高障不能进，乃移据肥前鹰岛”。《张成墓碑铭》也记称：“二十七日，将军至打可（“たか”之音讹，意即鹰）岛，贼舟复集，君整舰，与所部日以继夜鏖战；至明，贼舟始退”。松浦党在这些作战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北肥战志》称其战功云：“上松浦波多太郎、鸭打次郎、鹤田五郎训、下松浦丹后权守定峰五郎省、平户源五郎答、伊万里源次郎胜、山代又三郎荣以下两党之辈，各自驰集，勤于防战，九州之大义无以过之。”这也是因为元军对临海诸岛烧杀极狠，他们复仇心切之故。但是日军毕竟寡不敌众，他们虽然奋勇作战，但是终究不能起到有效的阻击作用。江南军十几万人如果能够在博多滩头展开，相信日本方面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得了他们的。但就在7月30日的夜间，谁也无法预料的事态发生了。一场台风，在这天夜里袭击了肥前海面，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闰7月1日——换算成阳历是8月23日。四千余艘元朝兵船大多被卷入了波涛之中，化为了藻屑，无数的元军将士没入海中，丢掉了性命。《高丽史 金方庆传》记其惨状云：“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可见江南军受灾最重，旗田巍先生认为这都是江南军船只多是皮鞭催促之下的“豆腐渣工程”的产物导致的。蒙古贵族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残酷役使南宋的遗民们建造军船，结果就导致了如此讽刺的失败！飓风一过，贪生怕死的元军统帅们便想急着溜号，江南军的指挥官之一的范文虎就是个例子。这人在襄樊之战的时候，就有败仗夜遁其疾如风和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光荣传统”，这回兵败如山倒，他肯坐下来冒着风险收拾残局吗？行省平章政事张禧在率部到达平户时登岸扎营，并且将船只停放稳当，故在台风袭击时保全了所部。台风过后诸将会议，范文虎想走，他劝阻道：“士卒溺死大半，其脱者皆壮士也。曷若乘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求一逞。”张禧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元军固然损失惨重，但是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只要诸将能够担负责任，保持指挥系统不混乱，有组织的进行抵抗，边打边退。是可以保全残部撤退，为重整旗鼓再战保留实力的。但是范文虎却表示归朝若问罪，有他顶缸，要张禧放心。张禧拗不过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借船给他。并将马匹辎重丢掉，带着平户岛上的四千残众撤退。范文虎等统帅的临难脱走，给漂浮在平户、鹰岛海域的远征军将士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虽然“议推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伐木作舟而还”，但是一个小小的百户，一时之下能够指挥的了漂散在海中的十数万大军么？所以实际上是和无指挥没有什么区别的。而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日军无情的剿杀。闰7月5日，日军在大将武藤景资的带领下，出动大小船只数百艘，对漂浮在西北九州、御厨海上，及鹰岛附近的元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竹崎季长也参加了扫荡作战，他乘坐小船从生松原方向出发，但却没有发现一个敌人，季长怕错失战机，丢掉杀敌立功领赏的机会而大为焦急。正好肥后守护安达盛宗乘坐的大船经过，船上还载着从关东派来的军奉行，得宗御内人合田五郎和安东左卫门二郎。季长便假称自己是守护的家丁（安达盛宗虽然是他的顶头上司，但是只是军事上的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守护和一般御家人在身份上是平级的，都是将军的家臣，两者间没有私的主从关系），想要登船。但是船上已经没有余地容纳他和他的郎党了，拒绝季长搭便船。季长只能划着他的小划子去赶向前线，但是毕竟速度慢，就在他觉得万事皆休的当口，又有一艘较大的船经过。这个胆大包天之徒竟然对那艘船大喝道：“守护大人正在这儿，把船给我近前来！”船主高政（姓不详，《蒙古袭来绘词》的原文也没有给他的名字标上汉字，只用假名写作“たかまさ”，所以笔者只能找两个发音相近的汉字顶一下）还真相信了，近了前来才知道上了当，大怒，对季长吼道：“你小子给我滚蛋！”季长急红了眼，连忙双手合十，求船主带他上阵，这个高政心肠也不是很硬，说这样也没办法，但是光是你一个的话倒可以，于是季长就不顾郎党们的抱怨，一个人上了高政的船。因为季长把自己的头盔借给了自己的郎党，便把一条护胫绑在脑袋上当作头部的护具。高政见了，要把自己郎党的头盔借给他，季长不肯，说道：“为了我，让您的郎党有个万一可不成”，便如此这般地跳上敌船，取下了敌人大将的脑袋归来。第二天计点战功，军奉行合田五郎听了季长的报告，便叹道：“坑蒙拐骗地混上了船，倒还能不误大事，真是个厉害的坏家伙哪！”他取下的首级，也经过安达盛宗的检验，作为战功登记了下来。这一日日军据说也继续进行了扫荡，但是史料缺载其详。7日，日军继续发动了大规模扫荡，丰后御家人都甲惟范，萨摩御家人岛津忠经、比志岛时范参加了对海上元军的扫荡。筑前御家人秋月种幸、种家父子率领二千七百余骑，对在鹰岛上伐木作船的张百户所部残军发动了进攻，因为残军乏食，已经没有作战的气力，所以日军没花多少工夫就击溃了他们的抵抗，统共活捉了二、三万人（《元史》的数字）。9日，他们被带到博多（《元史》将博多作“八角岛”，亦音讹也），蒙古人、高丽人、及中国北方各族的出身者，即“汉人”被日本人斩杀。对于江南军的处置，《元史》只记称“谓新附军是唐人，不杀而奴之”，记载的比较笼统。根据高丽史料《东国通鉴》中记载的逃回高丽的江南军幸存者的证言，江南军中的工匠，或是“知田者”都被饶得性命，被拿去做奴隶，“余皆杀之”。日方记载《八幡愚童训》对以上情况的说法也是大同小异：“敌军存千余人，乞降，不许，斩其首于中河之端。其初枭示，后积置之。唐人中有免死者，分置京都关东，易其服而奴之。”于是，弘安之役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关于元军的损失，《元史 日本传》中记称：“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这个记载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江南军也有保存了完整建制的部队退归，前述张禧是其一例。外《元史 也速得儿传》也记称传主：“领江淮战舰数百艘，东征日本，全师而还”。故高丽史料《东国通鉴》所载“元军不反者，无虑十万有几，我军不返者，亦七千余人”，即元军伤亡十数万，存二、三万的说法可能比较符合真实罢。为了对日侵略，沉重的军役负担被扔到了江南人民的肩上，他们不仅发动起义，反抗蒙古贵族的压迫，还消极对待造船工事，结果质量低劣的战船直接导致了“神风”对侵略军的重创，元军战败的消息传来，南宋遗民郑思肖闻讯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以揭露蒙古贵族统治者的侵略野心，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欣喜心情，其中有云：在日本看来，这胜利当然是“神威”的所赐，到处都在流传着诸如某地寺院神社有“赤云”飘向西方，某地的寺院宝殿发出鸣动，有人听见了神殿中发出响箭的声音等种种“神威谭”。佛教传入日本后，和日本的原生信仰神道以“神佛习合”的形式混同起来，其形式是佛本神迹说，换言之就是日本固有的诸神是佛菩萨为了方便传法现出的权化之身，但是蒙古袭来后，反而出现了佛是神的权化云云的“反本地垂迹”说。这就充分说明了此战后所谓的“神国思想”泛滥到了何等境地。神国思想的泛滥还带来了以下结果，因为大寺社祈祷退敌“有功”，幕府便一再发布“神领复兴令”对其进行了丰厚的保护和恩赏，但是与之相比如下文所述，一般武士得到的恩赏却不足。这直接构成了镰仓后期地方武士针对寺社领庄园的劫盗、强占等“恶党”活动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对这些活动的镇压又加重了御家人的军役负担，加速了他们的贫穷和没落，最后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但是这一点，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样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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