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临夏籍的西北花儿王朱仲禄

1895年，大清帝国的光绪二十一年。

河湟事变，难民像蚂蚁一样四处逃散。

在河州大北塬上，一群人出朱家墩出发。

他们跋山涉水，向着更西边的青藏高原进发。

最后，他们落脚在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堡永安村。

在这里，他们重建家园，成为异乡人。

这是藏、汉、土、回、撒拉、保安多民族的融合区。

1922年冬天，一个叫尕成娃的男孩出生在这里。

他的学名，叫做朱仲禄。

不会唱花儿的临夏人，只能算半个临夏人。

朱仲禄的爷爷朱成林、父亲朱端，都是“唱把式”。

从穿着开裆裤玩尿泥起，朱仲禄就学会了“漫花儿”。

父亲是个农民，闲了做点皮匠生意，没事就爱吼两嗓子。

父亲教给朱仲禄的第一首花儿，叫《上去个高山望平川》。

它就是名扬海内外的《河州大令》。

粗犷忧伤的大西北之魂，让朱仲禄听了个满福。

村里有个阿爷姓王，也是花儿高手。

他会的花儿曲令特别多特别美，人称“王百歌”。

在百歌阿爷这儿，朱仲禄慢慢炼成了小歌手。

《保安令》被他演绎得令人销魂，三日不知肉味。

他还有一位超级导师，叫做瞎佛保。

这是当地叫瞎先生的民间艺人，四乡游唱为生。

老先生是一个民间艺术全才：

汉、藏、回族的民间小调，宴席曲、贤孝，张口就来。

朱仲禄像个小尾巴，整天吊在瞎佛保的屁股后边。

在民间艺术的滋养下，朱仲禄这颗向日葵种子生根发芽。

七八岁的尕娃，一边放牛羊，一边练金嗓子。

12岁左右，朱仲禄上了村里的小学。

几年后，他以作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同仁县办学堂。

一年多后，又考入了青海西宁的昆仑中学。

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马步芳。

在这里，他们的音乐教师，叫王洛宾。

朱仲禄写诗歌小品，填“花儿”词，忙的不亦乐乎。

他有三大本《少年薄》，上面是整理的近千首花儿唱词。

他唱花儿太好听了，河州老乡马步芳赏给他20大洋。

花儿，也叫少年，它的发源是山野情歌。

“花儿”是大姑娘，“少年”是指小伙子。

当地青年十七八就结婚，朱仲禄20岁了还没对象。

一天大清早，他在隆务河边练嗓子。

远远看见一个少女，背着木桶来对面取水。

朱仲禄心动了，他清了清嗓子，唱起来：

“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看上去容易折上者难，折不到手里者是枉然。”

万万没想到，那姑娘放下水桶，站起身回唱起来；

“阿哥是孔雀半空里旋，尕妹是水边的牡丹。

冰糖的嗓子圆圆的甜，泉水边打了个转转。”

一来二去，眉来眼去，两人就拧成了一股子绳。

一对的鸽子青天里飞，尾巴上连的是惹人的哨子。

因为唱花儿，他摘到了心上的牡丹花儿。

1949年9月，西宁解放了。

朱仲禄成功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学三分部。

学校地址，在甘肃省兰州市邓家花园。

这所速成学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0月，刚成立的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朱仲禄去直播唱花儿。

一曲呛啷啷令《左面的黄河右面的崖》，飞出黄土地惊艳世人。

1950年8月，朱仲禄在毕业晚会上一亮歌喉。

他自己也不知道，梦想就快要照进现实了。

西北文协采风团的音乐家关鹤岩，瞄上了这个小伙子。

晚会后，两个人面对面进行了亲切友好深入的交谈。

国庆节，北京举办“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

《毛主席好比亲爹娘》《反动派完蛋了》。

两首新编花儿，被朱仲禄唱到了首都的舞台上。

上万观众的掌声，如潮水般涌向了这个西北青年。

民歌花儿进京演唱，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952年，他为电影《太阳照亮红石沟》配唱了三首花儿。

让花儿走上银幕，他也是吃螃蟹的第一个。

1953年，关鹤岩把他带到了古都西安。

他正式成为西北文工团一名花儿歌唱演员。

这一年，朱仲禄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

在中南海唱花儿，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

这一年，中国唱片社为他灌制了磁带专辑：

有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宴席曲《尕老汉》。

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张花儿唱片。同年，朱仲禄接到一封邀请函。

这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吕骥先生发来的。

朱仲禄应邀给大学生们讲花儿。

西北花儿，第一次登上我国最高的音乐殿堂。

1954年，他编的《花儿选》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花儿集。

这本书收入唱词800余首、曲令60余个，开创花儿研究新格局。

命运总是颠沛流离，谁也说不清。

1955年，朱仲禄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坐牢。

亦师亦友的关鹤岩，多次到监狱给他打气。

一年后，朱仲禄无罪释放。

就在这一年，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

朱仲禄和作曲家吕冰、舞蹈编导张新民强强联合。

《花儿与少年》歌舞，将西北花儿推向全国。

“山里高不过凤凰山，

凤凰山它站在白云端，

花儿里为王的红牡丹，

红牡丹它开在春天。

川里平不过大草原，

大草原铺上了绿绒毯，

人中间英俊的是少年，

少年是人间的春天。”

这首民间文艺的常青树，唱了50多年越老越香。

这一年，举办了“聂耳音乐周”。

朱仲禄和作曲家刘烽，创作大合唱《下四川》。

 “一溜溜山来两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下了四川；

今个牵来明个牵，天天牵，夜夜晚夕里梦见……”

这首歌，也叫作《夜夜的晚夕里梦见》。

《花儿与少年》《下四川》，是朱仲禄的传世经典之作。

1957年秋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静悄悄。

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这里隆重举行。

131个国家、3万多名艺术家集聚，中国派出1202人。

朱仲禄带着歌舞剧《花儿与少年》登上舞台。

国际友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三连。

《花儿与少年》夺得金奖，从西伯利亚飘到了阿尔卑斯。

在国际上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朱仲禄也把花儿唱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天津、石家庄、郑州，浙江、福建、广东……

西安虽好，但是离家远，也脱离了花儿的活水源头。

1963年，朱仲禄被挖到了甘肃省民族歌舞团。

甘肃省民族歌舞团，隶属于西北民族学院。

从千年古都，回到了黄河母亲穿城而过的兰州。

在西北民族学院大礼堂里，花儿响彻云霄。

师生们其乐融融，围着朱老师请教，像追着大明星。

一时间，在兰州无人不知朱仲禄。

三年之后，十年的大风暴说来就来。

花儿，那是封建余孽，思想毒草，必须连根拔掉。

花儿王朱仲禄，展眼成了“毒草王”。

关牛棚，挨鞭子，三年后打回原籍当农民。

在青海同仁尕玛沟，他度过了艰难8年。

在青藏高原，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土棚里。

少了一个花儿王，多了个牧羊人兼护林员。

只有羊儿陪着他，他听着清风在唱歌，那么寂寞。

1969年除夕，朱仲禄唱了一首“孟达令”。

歌的名字，叫《不死就是这么个唱法》。

“花儿本是我心上的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钢刀拿来着头割下，不死就是这么个唱法。”

几个四五十岁的连手们，哗啦一下泪流满面。

大庭广众不让唱，我就唱给尕羊羔们听。

1978年，少年的春天又久违地到来了。

一辆吉普车开进山沟，青海省政府派人来接他。

在庆祝宴席上，朱仲禄当着朋友、学生的面嚎啕大哭：

在文革中，抄家把他搜集的几千首花儿化为乌有。

平反后的朱仲禄，被安排到青海省群众艺术馆。

青海省首届民歌大会，他激情演唱《党中央给了我银铃嗓》。这一曲《金晶花令》，受到了群众的热捧。

我们的西北花儿王，又回来了。

他带出了一帮弟子：

马俊、苏发林、张存秀、索南孙斌，十几人先后成名。

花儿王子马俊经常说：

“我与老师的感情，是师生之情，也是父子之情。”

马俊，是个民和县的乡村运输个体户，好苗子被朱仲禄发现了。

后来，这个东乡族青年，被栽培成了花儿王子。

对弟子，他恨不得一下子把全部本事都传给他们。

1996年6月，他带领一帮弟子来到康乐莲花山。

在这里，拍摄了记录片《莲花山—盛大的花儿会》。

1985年，临夏州举办大夏河民族音乐会。

特邀嘉宾之一，就是“花儿王”朱仲禄。

63岁的游子，回到了概念中的故乡。

他现编现唱，给父老乡亲们漫花儿：

“家乡的山来家乡的水，家乡的花儿最美；

家乡的黄酒喝不醉，尕马儿我不想拉回。”

扑簌簌的眼泪，从眼眶里流下了脸颊。

“大河家街道里牛拉车，车拉了松木的板了；

你把阿哥的心拉热，拉热者你不管了。”

这些歌词，在临夏地区一直传唱着。

1990年10月，北京，第11届亚运会闭幕式。

《花儿与少年》在亿万观众眼前绽放。　

2007年4月，中国唱片公司出版《西北“花儿”王》。

这张唱片，获得中国“金唱片”奖。

12月22日，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个小院子里。

一代花儿王朱仲禄合上双眼，享年86岁。

第二天，大弟子马俊前来奔丧。

后来，面对央视纪录片的镜头，马俊感慨万分：

“人们说偶像、偶像，我说他跟神仙一样。他这个人就不得了。”

“他就这样去世了，这就是我当时想象中的花儿王么？这就是咱们全国的花儿王？”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这其中，有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汗马功劳。

他让花儿从西北飞向全国，漂洋过海唱响在世界。

他把自己比作爱花儿、护花儿的“花丁”。

《花儿与少年》《下四川》，依然回荡在耳边。

那个尕老汉，手搭在耳朵旁，扯开了嗓子。

充满山野味的地道民歌，喊出了大西北的魂魄。

岁月，拔走了心上的少年。

自称花儿王子的挺多，但花儿王只有一个。

他的名字，叫朱仲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