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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为一个西北人，和南方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诗友们聚会时，常常会被点将唱几句西北的“花儿”，彼时，才发现太对不住这种从黄土里长出的声音了，不是自己不知道唱词和令调，是“花儿”的曲调像一头难以驯服的烈马，确实不好驾驭、把握，有的高腔部分根本就唱不上去。那一刹那，真心佩服起那些挣扎在苦焦之地上的农人，大多是及时起兴，面对引起唱兴的场景、人物、时间，让歌词以最快速度涌进大脑，又以最快速度合着契合的调令，在含着浓浓旱烟味的口腔里来不及逗留，便如山间疾流撞开门户般的双唇，让那一嗓子或者回荡在穷人的精神狂欢中，或者飘荡在流落异乡的窘境中，或者如求爱礼物般递送到心仪之人的耳边，或者表达了对枯焦命运的不甘甚至抗议。二〇一七年夏天，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同样遇到被同学要求漫一曲“花儿”的情景，幸好同班的青海作协秘书长、作家邢永贵用高亢的青海腔替我解了围。那个晚上，老邢一张嘴，就让那曲经典的“河湟花儿”《下四川》冲出宿舍，像一股失火后冲门窜窗般的浓烟向外传去。一溜溜子山来，两溜溜山，三溜溜山，
脚户哥下了个四川， 诶，脚户哥下了个四川。 一朵朵子云来，两朵朵云，三朵朵云 ， 雨过天晴出了彩虹， 诶，雨过天晴出了个彩虹。 …… 这段“花儿”词像是一条缰绳，给我牵出这样一幅图景来：下四川的长路上，替人驮货是一件辛劳的事情，穿过一溜溜山后又是一溜溜山，翻过群山的脚户们，穿风过雨后不说自己被淋湿的狼狈，而是说看到一道道雨后的彩虹，异乡的秋风里，单薄的衣衫难耐迎面而来的冰凉，一阵阵风里让行走于异乡古道上的脚户听见的却是爽朗的笑声，风声渐消，笑声渐远，晃荡于眼前且一路上陪伴着脚户哥的，是走骡脖子下的叮叮当当的串铃声，在伴奏乐般的串铃声里，骑在走骡上的脚户哥被摇晃得舒服不已。以前我听“花儿”一般都是几句，歌词像黄土高原上舍不得用的水，精短得就那么几句。没想到，《下四川》却这么长，长得铺满从青海经甘肃到四川的千里长途中，为这凶险、寂寞、枯燥的行程，添加了诸多乐趣。在这个歌星占据荧屏和舞台的时代，邢同学的“花儿”自然赢得了满桌子的掌声，何况那天的酒桌上站立着一桶他从西宁空运过来的青稞酒，“花儿”遇上青稞酒，那岂不像海鲜遇上啤酒、鲜花饼遇上云南鲜菌？从那天后，同学们每到芍药居周围的街边餐馆聚会时，《下四川》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作为一个甘肃出生的人，我知道这首《下四川》是一曲被青海人借走的“花儿”，就像一个异乡的富足人家抱走了一户贫困人家的孩子后，孩子后来却被养得白白胖胖的，长大后不愿回到贫困的故乡一样，这曲《下四川》常常被人以为是青海“花儿”。每一首经典的“花儿”就如同一篇经典的文章，一首经典的诗歌，都是在一次次改动中形成的。我听过甘肃版的《下四川》，歌词是这样的：“今个子”“明个子”“晚夕里”等甘肃方言里的字词，让这个版本烙上了明显的甘肃口音。无论是青海版的，还是甘肃版的，我每次听到的都是一场赶着牲口走长路的悠叹，一丝情牵万里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那不仅是一个或几个从陇上或河湟走出的脚夫，“赶脚”身份后的酸楚与悲苦，那是“花儿”离开它的故乡，向更远的异乡漂泊的试探、远足。
“花儿”的故乡究竟在哪儿？漫“花儿”的人，究竟在哪里出生又在哪里生灭？把陇上的《下四川》演绎成从青海走出的经典“花儿”的人，又是谁呢？对这些问题的追寻，让一位叫朱仲禄的老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早在1990年代初期，我就认识了著名诗人叶舟。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前往腾格里沙漠的一个风寒小城，以教师的身份养活自己的诗歌。叶舟在兰州的一家报社做副刊编辑，我偶尔去兰州和他见面，他多是带着我去农民巷的火锅店或小西湖的东乡手抓肉店，吃饭中间少不了酒，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少不了唱歌，歌才是最好的下酒佐料，歌中少不了漫一曲兰州版的“花儿”。叶舟就是一座飞奔的灯塔，总是留给我这些县城写作者一缕灯光；是一方诗歌的江湖，总让我领略到诗外之人无法品尝的甜味；是一处芬芳着漫山遍野的文学之花的高丘，让我看到虫草与格桑聚会其间。然而，我最羡慕叶舟的是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二日那天，他在西宁城采访到了“花儿”传人朱仲禄，看到老人简陋的客厅墙上，挂着创作著名儿童歌曲《丢手绢》的音乐人关鹤岩先生题赠的四句话：叶舟采访完朱仲禄一年多后，朱仲禄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世。青海有两个人，他们活着时是我一度想拜访但因各种原因没能见到的，一个是诗人昌耀；另一个就是朱仲禄。那是两盏永远亮着的灯塔，矗立在高原，他们仿佛自高山奔流下来的两条支流，一条跳跃着诗的光芒，一条闪耀着歌的命韵，汇成了一条独属青海的高原之河。朱仲禄的出生地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的永安村，但从学说话时起，听到家人说的话却是甘肃临夏一带的河州话，而且家人一直强调他们的根在河州。河州话，就像是黄河流经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缝隙地带的雪白鸽子，飞旋于大河两岸，成了黄南藏族和甘肃临夏两个州的民族共饮的水；河州花儿，是他们共享的食粮。长大后，朱仲禄才知道祖父朱成林是清末同治年间的战乱中，从位于今甘肃省临夏县桥寺乡朱家墩村逃亡到青海同仁的。那时，没有行政意义上的甘肃与青海之分，高阔的积石山像一峰高大的骆驼塑像，东侧的河州和西侧的黄南，就像两个紧紧依在驼两肋的包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出于生计需求，常常来回穿越这四季积雪驼峰到对面去讨生活。
十七岁那年，朱仲禄考进青海省当时的最高学府西北昆仑中学，遇见了在学校担任音乐教官的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让朱仲禄的“花儿”枝杈得到一个好园丁的修剪：朱仲禄从王洛宾那里掌握了基本的音乐知识，也开始创作“花儿”。二十岁那年，朱仲禄毕业后回到家乡，和当地回族姑娘索菲亚的一次对唱“花儿”，让这两个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因“花儿”相恋相爱结成夫妻。二十七岁那年，朱仲禄考进中国人民革命大学三分部（今西北民族大学前身）。朱仲禄毕业那年，音乐人关鹤岩随西北文协采访团到兰州采集民歌，发现了朱仲禄那不一样的嗓音，让朱仲禄的人生之路在此再次拐弯：前往西安进行音乐专业培训，随后在西安工作了十三年。关鹤岩后来曾给朱仲禄题字：“黄土无极，河水澹澹；花儿千首，兴观群怨”，这题字后来被朱仲禄找人装裱后挂在客厅，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一九五三年春的一天，前往甘肃天水至武都一带采风的朱仲禄，耳朵被礼县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放羊老汉唱的山歌撞疼了：和当地人聊天后，朱仲禄才知道，这里是甘肃人、青海人将食盐、药材、鸦片运往四川的驿站，四川出产的茶叶、丝绸、布匹也从这里进入甘、青、宁。甘、青一带的人称走四川为“下四川”，行走在这条古道上的人也被称为“脚户”。朱仲禄对这首山歌进行了改编，成了唱红西北的“花儿”经典曲令。以那首陇中山歌曲调为基调、与作曲家刘烽编创的大合唱《下四川》，赴北京参加聂尔音乐周演唱会，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并取名为《下四川》，朱仲禄最初版本的《下四川》歌词是这样的：来自民间的小曲，像一簸箕一簸箕的小麦颗粒，让朱仲禄放进自己打造的石磨眼里，一圈一圈地拉磨后，从磨沿缝里流出的就成了细面。这些细面中，《花儿与少年》更是细面中的精面。一九五六年冬天，为了迎接即将举办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朱仲禄向作曲家吕冰提供了取自甘、青民间小调的《蓝桥相会》《四季调》《五更调》的音乐、舞蹈、服饰、道具等全部素材，并以他最为熟悉的河州型花儿格式，写下了“春季里么就到了这，……”的歌词，这就是后来誉满神州的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花儿”与少年的相遇，是怎样的一个语境？二〇二〇年春节期间，宁夏卫视的一档关于“花儿”的非遗节目上，我作为受邀嘉宾这样解释：这明显是一曲与爱情有关的“花儿”。西北民歌中的“花儿”，取自牡丹与芍药，但不再指向某种植物，而是寓意少女，是追求爱情与富贵的花语；再加上西北人说话喜欢在词尾加个儿化音，一种根植于西北的民歌就成了“花儿”。一方面从语言上显得亲切，一方面有了它的精神特质，是西北乡下少女那种“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的清纯与内敛。青海与甘肃一带传唱的“花儿”，就是专指牡丹和芍药的花语，是少女的化身，形成了河湟、河州两地“花儿”的特色；河州与河湟一带的东乡族、回族人迁徙到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一带，受当地文化影响而形成了“六盘山花儿”，歌词中不再是单纯的牡丹，而是出现了胡麻、苋麻、韭菜等实用性植物，最有名的是那首《绿韭菜》。“花儿”像风筝，飞翔的声音拽着朱仲禄的嗓音，不仅向中国音乐界的金字塔顶端视线中飞去，也因为《花儿与少年》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会文艺演出而绽放海外。尤其是他和青海的“花儿皇后”苏萍把那曲《花儿与少年》带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后，更多的国人了解了这朵来自青海的“花儿”。青海提供了给了朱仲禄创作“花儿”的不仅是题材，连一些歌名中的名字都带着明显的青海元素，如带有民族色彩的撒拉令、撒拉大令、保安令和带有地理概念的孟达令、互助令、东峡令、湟源令、西宁令等。朱仲禄在“文革”中被关押了三年，命运残酷地和他开了个玩笑，小时候拼命学习想离开的贫困家乡，却迎接了他的再次到来：他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出生的永安村，以生产队放羊人和护林员的身份，跟在一群羊的后面，走进尕玛沟放羊。尕玛，藏语中是星星的意思。尕玛沟收留了朱仲禄八年的时光，孤独的日子，对音乐家来说意味着创作的养分，对着寂静的山沟与高入云天的森林，他创作了《绿林放歌》《也有孙子买黄瓜》等“花儿”作品。一九七八年七月，青海省首届民歌大会上，朱仲禄漫了一首以“金晶花令”填词的《鸟儿出笼马脱缰》，标志着他再次“出山”，他被安排到青海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第二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参会的朱仲禄在会后的晚宴上即兴演唱了新编的“花儿”：《河州三令·党中央蓝天哈擦亮了》。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诗人吉狄马加前去拜望朱仲禄老先生。病榻之上，那躯残弱的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民间“花儿”传承者最后的力气，房间里飘起了一个守护“花儿”者的最后一次唱腔：四天后的下午十四时十分，朱仲禄在青海西宁家中逝世，四天前的那曲《上去高山望平》成了他留给人间的一曲绝唱。他撇下了人间的平川，沿着自己铺就的“花儿”之路，走向天堂中的“高山”，在那里继续俯瞰长满“花儿”的平川，“来时，身子后跟着一片布；走后，尘世里住下（ha）一个梦。”我不知道，他来到这尘世时，身后是否跟着一片布，但他一定在这尘世里种下了一个“花儿”疯长的梦。他只能让那句万年不死的唱词，犹如一朵巨大莲花盛开般、大河汹涌处漩涡般回转在内心：“刀刀拿来了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这不死的“花儿”呀，和这永远不曾死去的人呀，相依偎在任何一个认真聆听的耳朵边。如果，朱仲禄能再多活一年，就能看到《花儿与少年》最辉煌的一次传播： 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以千人表演的豪华阵容向全球直播。这个把一生都献给“花儿”的人呐，就是一朵栖居在人间高原的“花儿”。“花儿”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错地带上，如山间的小溪、春田上的野草，历经几代“花儿”歌唱家和歌手的努力，从河湟谷地升起一缕缕绿色，漫漶成了甘青交界处披山染野的大地衣装。无论是河湟谷地碧绿的田野里劳作的人们，还是在甘、青相连的积石山下的宴席曲里，无论是高高山岗上的牧群中，还是开着车行驶在茫茫雪域的撒拉族年轻司机的远途中，带着翅膀的“花儿”总是在青海大地上飞舞，那是以另一种形式飞翔的哈达，是在视觉的高地上舞动的风马旗，这飞翔与舞动，以黄河支流大通河和湟水及黄河两岸为舞台，形成了来自民间的狂欢：“花儿会”。各种“令”的“花儿”，就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代表，去赴会比赛。相聚在“花儿会”上，不仅是“花儿”的传唱者们“唱谈”的渠道，更是他们和大地的约会、与季节的合欢。河湟地区花儿会则是这些狂欢中最迷人的，规模盛大的聚会，吸引众多青年男女来参加对歌擂台赛，表达敬慕、思恋、赞美之情。那些曼妙的声音带着磁性，飞过的地方便似乎有吸引着更多的耳朵倾听、更多的眼睛关注、更多的歌喉介入、更多的文笔创作，青海自然就成了“花儿”怒放的家乡。青海大地上，时光日历上记着这些因“花儿”而闪亮的日子：农历二月二、五月五、六月六。这些日子让我看到，“花儿”如高原上的牡丹，属于春天与夏天，永远生机盎然。马乌尕德这样的筏子客、淘金工、脚户，让“花儿”踩着涛声、顺着流水、骑着骡马走向远方；朱仲禄这样的艺术家，借助外界更高、更大的平台及收徒等方式，让“花儿”长上了飞翔的翅膀，飞向更为辽阔的远方；还有一批特殊的、将“花儿”送到更远地方的人，他们是前往新疆的移民、拉面师、打工者，这是一条沿着祁连山通往天山的“花儿”之路。“花儿”呀，就这样，漫着，漫着，走远咧！
穿行在青藏高原上，沿途的寂寥是难免的。那些年，我常常会打开随身的MP3，里面下载的藏族音乐和西部“花儿”成了排解心头孤寂的伴侣。那些传唱在青海大地上的“花儿”，那些河湟谷地的民间“花儿会”，那些我采访过的“花儿”歌手如野草一般执着地穿梭在大地上，那些未经任何技术化和商业化污染的泥土里长出的声音、那些去世的“花儿”大师留下的空白、那些年轻“花儿”歌手大河后浪般涌来，给西部大地甚至中国艺术园地里留下了神奇的一页。无论从哪一行阅读，都能从心灵深处聆听到这种草和土结合出的青铜般质地的声音，像高原上年年划过的罡风：硬朗、凄约、高亢、洁净、有力。二〇二〇年春节前，接受宁夏卫视一档关于“花儿”的节目访谈后，走出演播大厅，和同期嘉宾、来自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的“花儿”传承人吕秀峰告别，看着老人两鬓白发，突然就想起了朱仲禄，觉得在演播大厅里访谈时对花儿的理解还是没说够，好在，能在这里写出来：花儿，是冬天冰冷土炕上的一副热身子，是夏天热日头下的一碗凉浆水；是光阴之嘴里嚼着的一块冰糖跌进熬着的罐罐茶，是贫瘠土地里的生生不死的一茬茬庄稼；是疾病中的一剂药，是干旱大西北的一株绿荫；是歌喉的信仰，是胸腔的希望；是从口里射向天空又被弹回人间的箭头，是唱给大地长出喂养心田的口粮；是从家里出发走向远方又带回家的盘缠，是划向枯焦生活土壤的铁犁带来的花朵；是添进去粗粮淌出细面的石磨，是从胸腔里挣扎出来润湿咽喉的茶水。盘在西部大山里的路有多长，穿过高原林丛的水有多长；对心上人的念想有多长，对穷困日子结束的盼望有多长，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有多长，“花儿”就能走多远。一曲“花儿”，把地下埋的苦楚，心里压的惆怅，眼里含的爱慕，喉咙里回旋的心声，嘴里憋的不甘，唇边噙的心疼都能唱出来。唉，还是叶舟在他的《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中总结得好：“花儿，是穷人的诗歌，贫瘠的宗教，汉语的净土，灵魂的抒唱，爱情的爝火。”
唐荣尧，诗人、文化学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协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出版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西部三部曲《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内蒙古之书》；西夏三部曲《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西夏陵》；山河三部曲《大河远上》《青海湖》《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及《月光下的微笑》《黄河的礼物》《出入山河》等。 审核：三丫、晓霞、吴静 编辑：安蓝 纯粹 | 简单 | 治愈 - 《白银作家》编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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