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晋唐小楷册》越州石刻本

两宋时期，公私刻帖之风兴盛，除皇家主持摹刻的《淳化阁帖》《元祐秘阁续法帖》《大观太清楼帖》等之外，民间富有收藏者也投身其中，或翻刻官帖，或将自家珍秘的古代法书名迹摹刻入石，以广流传，极大促进了书法的普及与发展。其中成于南宋初年的《越州石氏帖》以抉择精良、摹刻精善闻名。

此帖刊刻者石邦哲，字熙明，新昌人，生卒年不详。新昌石氏原系出山东青州乐陵，永嘉南渡，始居吴越，唐代石元遂举家迁至新昌，至北宋天圣五年（1027），石待举以进士登第起家，之后子孙科举出仕者不绝，成为宋代越中地区进士最多的科举之家。石邦哲之父石端中为元符三年（1100）进士；从父石公弼乃元祐六年（1091）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石邦哲以父荫补将侍郎，历官萍乡县事、永平府通判，入南宋后，于绍兴三年（1133）为大理寺评事，历任大理寺丞、大理寺正、福建路参议，为官三十年，以敢于直谏名。石氏家族家学渊薮，注重藏书，尤以石公弼聚藏图书和古器为最。公弼身后藏品日散，石邦哲尽以重金购求，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家筑博古堂蓄之，其藏书逾二万卷，另有金石碑帖，成为越地闻名的藏书家。

▲《黄庭经》

▲《黄庭经》，局部

石邦哲藏书之外，又于绍兴年间将家藏法书名迹摹刻入石，名《博古堂帖》，世称《越州石氏帖》。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三中有《石氏所刻历代名帖》，是关于此帖情况的最早记载。据之可知，该帖汇刻晋唐法书二十七种，其中小楷多达十六种，摹刻十分精善，其中《乐毅论》海字本传为摹自北宋学士高绅家藏刻石，《黄庭经》为火后残石本，而多种唐人名家小字，均为他处所未见，成为后世晋唐小楷流传的重要源头。由于原石已佚，仅有零星拓本传世。至明代，文徵明、文彭父子刊刻的《停云馆法书》是刻帖中之翘楚，尤以第一卷晋唐小楷为世所重，除小字《麻姑仙坛记》取南城本外，其余皆以宋拓越州石氏本摹勒。也是从明代开始，就有好事者取文氏所刻停云馆本，或用所谓宋纸旧墨，或作隔麻，或重新翻刻，伪充宋拓。而真正的宋拓《越州石氏帖》，传世仅知三种：其一为临川李氏旧藏小楷十一种，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二为《柳跋洛神赋十三行》单本，今藏私人处；其三为《颜柳白米四家帖》，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三种之中，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因其内容纯为小楷，出版最早、最多，影响最广，是宋刻宋拓法帖的典型。

▲《东方画赞》

▲《东方画赞》，局部

▲《乐毅论》

▲《乐毅论》，局部

▲《曹娥碑》

▲《洛神赋》

▲《洛神赋》，局部

▲《破邪论》

▲《心经》

▲《心经》，局部

▲《阴符经》

▲《阴符经》，局部

▲《常清静经》

▲《常清静经》，局部

▲《度人经》

▲《度人经》，局部

▲《尊胜陀罗尼》

▲《尊胜陀罗尼》，局部

此小楷十一种，宋锦面板，蝴蝶装，册高三十六点二厘米，宽二十一厘米。清人李宗瀚题外签“宋拓晋唐楷法，越州石氏帖之十一种，静娱室珍秘”，内签为王文治为汪穀（字琴田，号心农）所题，文为“晋帖五种，越州石氏本，试砚斋藏，文治题签”，拓片题跋共计三十五开。此本原为两册，晋帖五种（《黄庭经》《东方画赞》《乐毅论》《曹娥碑》《洛神赋》），后有王文治三跋、陆恭（字孟庄，号谨庭）题跋。唐人楷帖六种（《破邪论》《心经》《尊胜陀罗尼》《常清静经》《度人经》《阴符经》），后有李宗瀚二跋、翁方纲致李宗瀚信札两件、邵福瀛（字海父，邵松年之子）题跋。据陆、李跋，前半册原为何焯（字屺瞻，号义门）旧藏，后归顾霖（字雨时，号可潜、不缁道人），再归顾孙婿陆恭；后半册原为缪曰藻（字文子）旧藏，后汪穀分别从陆、缪两家得到此二册，合而为一，继经戈心梅手归李宗瀚。册中所附翁方纲两札涉及翁向李指点购帖门径，可见乾嘉金石藏家交易的情状。又自李宗瀚、李联琇传至李翊煌，于晚清光绪十九年（1893）交由上海蜚英馆石印出版，成为著名的“临川李氏十宝”之一，也是影印技术传入中国之后，最早问世的一批碑帖善本之一。

距清末首度石印至今，已过百年，其间民国文明书局，日本二玄社、平凡社等均曾影印此册，据它们再翻印者更不计其数。此次出版的《宋拓晋唐小楷册》以全本原色精印，还原宋拓真实面貌，尚属首次，印刷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我们有机会全新体验这件书史名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