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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记事·人物记·上吊两兄弟 我在高泡小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教语文的老师，是刘家泡人。 老师性情温和老实。那时候老师打学生很常见，学生并不以为意，有时候打狠了，老师到学生家里看看，说说情况，家长反会觉着给老师添了麻烦，带着歉意宽慰老师：“孩子交给你们了，就是让你们管，孩子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没事！”说不定老师走后，在学校挨了打的孩子，在家里还得再挨一顿。这位老师却从不“狠说”更不打学生。 老师的妻子，却是一位刁悍的女人。这女人身世奇曲。在她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前蒋家泡一位妇女出门，在唐山火车站发现了不知是被遗弃还是遗失的她，这妇女在车站等了很久，也没等到有人来找，只好把她抱回了家。但这妇女是一位寡妇，一个人带着几个儿子闺女过，本来就十分困难，再养这个“吃奶的孩子”，实在是力不从心。后蒋家泡有一对没有生育的夫妇，听说后找到这位妇女，把孩子要了去。这对夫妇也是穷人，为了表示谢意，就从织布机上铰了“半儿拉布”，给了妇女。孩子长大后，庄里人就叫她“半儿拉布”。 那时候教师在庄里地位挺高，公办老师就不用说了，吃“商品粮”，月月拿工资，生活水平远高于农人，就是民办老师，也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挣十分儿工，一个月还有五块钱的现金补助，所以在不同版本的民谣“十等人儿”中，“教员”总能排在令人艳羡的前几等，“教员”在家中，一般也有较高地位。但不知为何，“半儿拉布”对老师却全无尊重，开口就骂，扬手就打，骂是骂得“人都张不开口”，打则手抠脚踢嘴咬。有一天我们正上课，“半儿拉布”竟追打到学校，老师在办公室备课，听到妻子叫骂，吓得不敢开门跑，怕碰见，打开后窗户，跳窗而逃，一时成了庄里大人孩子伢儿口中的笑话儿。 后来这女人更与高泡儿一个光棍儿做出了不堪之事，而且并不因此觉着愧对丈夫，对丈夫好些，给老师造成了很大的羞辱。大约是忍无再忍，老师自缢而亡。 令人想不到的是，老师的弟弟，在多年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5年前后，我回老家，和人拉嗑儿，人们说起老师的弟弟也“上吊了”。老师的弟弟有儿子有闺女，本来过得挺好，但近几年总不舒坦，而且老不好，到医院检查，得知是患了癌症。老师的弟弟这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知道自己得的是这个“症候儿”，非常悲观，跟庄里人说：“得这个症候儿，治又治不好，还得花不少钱，给孩子们添累赘。我呀，不活着这个了呀！”庄里人劝：“人哪儿有不得病的？有病该治还得治。养儿防老，孩子们花俩钱儿也应该。”儿子闺女也都愿意出钱给老人治。 但治癌症，哪儿是“花俩钱儿”的事儿？又有几个能治好？庄稼人没“劳保”，要真心治，又有几家儿不是钱花个净光，人还保不住？老人是上一辈人的习性：把孩子看得重，把自己看得轻；只要孩子好，己个儿死都中！儿子闺女、庄里人的劝解没说到老人心里去。时间不长，老人还是走了自己给自己规划的路：“一根儿绳儿吊死咧。” 听了人们的讲述，我胸口如受重击，闷痛非常：怎么会这样儿？老师和他的弟弟怎么几十年间都走了这样的路？庄稼人得了“真正的大病”，真的是、就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吗？ “可不咋的！得了这样的病，有几家儿治得起？哪家架得住啊！”人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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