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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官与史学 尤学工 2001年第4期 总104期 史学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本文认为先秦史官职责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夏商史官基本特征是充当沟通天人的使者，宗教性明显；周史官基本特征是以“官”的角色定位而行使历史官之史的职责；春秋晚期至战国史官，带有许多士文化的特征。先秦史官历史演变是决定中国早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先秦史官史学 中图分类号：K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1)04-0013-06 先秦史官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群体，对中国早期史学的酝酿和发生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先秦史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史学的发展，并由此认识史家与史学、史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夏商史官见于记载的比较多，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夏太史终古，殷太史向挚等等。今人也有论证夏时已有史官出现。此时史官的职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天道，即掌管天文术数，从事宗教性的迷信活动，配合政权统治进行各种神权思想和天命观念的宣传活动，为统治者提供宗教式预言，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如祈祷、贞卜、祭祀等等，都是史官的日常工作，对此殷商的卜辞和贞卜之官最能说明问题；二是人事，即保管典籍、记录时事、起草文书、宣达王命、献书规谏、讲颂史事，也就是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直接为政权服务。《史通史官建置》引《吕氏春秋》语云：“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这则史料说明了夏商史官具有保管图籍、献书规谏的职守。 夏商史官在职守上是史巫合一，在地位上也不同于原始社会掌管记事人的地位。他们是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官员，“史巫合一”的角色特征使史官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宗教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的主要内容，天命鬼神观念统治一切，连君王也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相信自己的权利是由天所赐，可与天地共长久。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史官作为沟通天人之际的使者，作为早期宗教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其“位尊地要”是理所当然的。刘师培先生说得好：“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官所由尊也”。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造就了夏商史官独特的职能。 显赫的神学地位使史官与君王的关系比较微妙。史官对于君王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 独立的程度取决于王权力量与宗教文化约束力的对比程度。最初，由于人们相信上天意志决定一切，因而王权也就屈从于宗教文化的约束。此时史官的地位虽然并不能说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但起码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独立于王权之外。 夏商史官虽然在职能意识上相对独立于君王，但是，作为上天的忠实奴仆，他们又相信天命鬼神。承担起通过宗教活动将上天意志传达到人间、维持上天对人间的统治秩序的神圣职责。此时他们充当的角色就是沟通天人之际的使者。因而在史官那里，上天与君王、宗教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的结合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既然史官要考虑现实因素，现实因素就不能不对他们的职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把服务于世俗政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甚而把世俗政权对自身的认可程度作为自我价值的一种评判尺度，这又充分显示出史官职能意识的阶级性和政治现实性的一面。 二 周代是中国史官文化的成熟时期，史官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周代史职设置系统而严密。周王室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组成的史官系统，诸国各有国史，甚至卿大夫也有家史，史官已遍设周王朝的每一级政权，其影响十分广泛，而且记言记事也已形成制度。史官“掌官书以赞治”，是重要的政府官员。《礼记礼运》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史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职守上，史、巫开始分离。据《周礼春官宗伯》载：在大宗伯之下，以大史为首的史官，以大司乐为首的乐官，以大卜为首的卜官，以大祝为首的巫官共同构成了周王朝精神和艺术文化的主干，但史官的职守重心已与卜官、巫官有所不同。前已有述，夏商时期史官在职守上是以巫史不分为特征的，甚至更重视巫，而史不过是作为巫的辅助手段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到了周代，随着文化水平和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转向“人”，这是史、巫分离的思想前提。同时，史、巫分离也有其社会原因。周统治者看到了“殷革夏命”，又经历了“商之孙子……侯于周服”的历史转折，开始对殷商以来的“天命观”产生怀疑，有了“天命靡常”的思想。他们认识到，要使自己的政权稳固，只能“事鬼敬神而远之”，靠天是不能掌握命运的，要从历史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尚书召诰》中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大雅文王》也说：“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天命靡常”、鉴于人事的思想使周人初步从原始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从而把目光转向了“德”与“民”，并形成了注重人事的历史鉴戒观。而所谓“天”、“神”，尽管在周人那里还具有心理实在性以及神秘的启示功能，但其明显而普遍的手段化、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重人事的历史鉴戒观指导下，史官更注重人事方面的职能，如历史文献整理、保管、历史知识的系统化、教化、记述国史大事记等等，而祭祀贞卜等天道方面的职能相对弱化，而且随着政务增多，史官已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史巫兼顾，所以在史官之外另设了巫官和卜官以行使天道职能，这就造成了史、巫分离。但史、巫分离不是绝对的，而只是职守重心的不同，二者在许多地方仍有联系。《周礼占人》曰：“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邑，史占墨，卜人占坼”。《大史》条云：“大祭祀，与执事卜日”，郑注：“执事，太卜之属。”这种状况《左传》、《国语》也屡有记载，至两汉，司马迁尚叹“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巫分离的结果是书记官之史开始向历史官之史转变，即由史料式的记录转向表达一定历史思想的论载。 周代史官的职守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职能意识。他们自觉地将自己定位在“掌官书以赞治”的官僚位置上，并通过尽忠职守而达到维护统治政权和自我实现的双重目的。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晋卿赵盾“亡不越竟”，而其堂弟赵穿弑灵公于桃园，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虽屡责而不易。齐庄公六年（公元前548年），齐臣崔杼指使其下属弑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两个著名事例都是在史官坚决维护其记录时事以备后鉴这一职守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为何不惜牺牲也要坚持“书法不隐”呢？这说明他们十分重视自身职守，甚至将共置于生命的存在之上。可以认为，无论是董狐还是齐太史、南史氏，他们要维护的正是既有统治秩序的稳固与长存。他们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的等级观念非常强烈。任何破坏既有统治秩序的“非礼”、“越礼”行为都会受到他们的谴责。他们实际上是最忠实地捍卫衰落中的周王朝的统治秩序的“官”。正是这一职能意识的驱动，才有了以周礼为依据的判断是非的标准，才有了不畏强御、“书法不隐”的勇气。而这种“书法不隐”的态度本身就表明此时史官的职能意识已十分明确，而且就其自觉性、主动性以及观念的明确性而言，此时史官职能意识已趋向成熟。以“官”的角色定位为指导而行使历史官之史的职责，就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史官的基本特征。 周代到了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是士文化的兴盛时期。士人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史官也受到了冲击并在思想上作了倾向于士林的改变，史官文化和士文化因而互相融合并最终成为士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史官职能意识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的意识特征逐渐淡薄，而作为自由思想者与社会批评家的色彩日益浓厚。这一时期，史官的天道职能虽然是一贯的，但他们关注的重心逐渐移向了现实。关注重心的转移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动荡和自身的不稳定。大概在周宣王之后，王室史官世袭制度受到破坏，稍晚诸侯史官世袭制也遭到破坏。据《左传昭公十五年》，籍谈的九世祖孙伯黡是“司晋之典籍”的史官，而他本人则是晋之大夫，连自己先祖曾行史职的事也忘却了。尤其到了春秋末年，史官的职位更不稳定，他们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从而使王官之学散落民间，私人学术兴起。史职的不稳定源于社会的不稳定，这种状况促使史官思考产生不稳定的原因。另一方面，史职的不稳定不但使史官的组成成分开始变化，其它社会集团的成员开始进入史官集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史官和王权的关系，有可能站在一个比较清醒的位置上来观察和认识社会发生的变化。他们对现实观察和思考的结论是“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这些革命性的言论与董狐、齐太史们大呼“弑君”，拼命捍卫宗法伦理秩序相去何等之远，思考又何等深邃！史官不再盲从于天命鬼神观念，不再完全束缚于宗法等级观念，开始以冷静的态度、自由的思想来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但是，长期形成的“以天释人”的思维方式使史官习惯于用天命和卦象来表达自己对现实变化的关注和批判，如史墨论鲁昭公客死乾侯之事时，发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观点之后，就引《周易》加以说明：“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杜预注：“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臣大强壮，若天上有雷”。这就是用卦象来说明季氏赶走鲁昭公符合天道，并由此得出自然与社会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观点。这种思想内容的“新”和表达方式的“旧”相结合，反映了史官意识新旧过渡的发展轨迹。 推动史官意识转变的内在因素是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包括人对自我价值、社会价值及自身角色定位的认识，因而价值观念的变化必然会使职责发生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的需要，人才受到空前重视，士人作为当时的主要知识阶层，在“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的地位基础上，在政治多元化、“士无定主”的社会状况下，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价值观。他们不再坚持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而强调以人的才能、道术、伦理、人格去平治天下，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将道术、伦理、人格置于权势、富贵、爵禄之上。孟子标举德齿与爵平等，颜宣称“士贵，王者不贵”，魏文侯过段干木闾而轼之，言称“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荀子关于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理论?，都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反映。由于士文化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而史官作为当时文化阶层的一部分，士人的这种价值观不能不对史官产生巨大影响，《左传》和《国语》中关于士与君王关系的大量记载说明此时史官已认同了士林的价值观念，因而其职能意识也发生了倾向于士林的变化，即自由思想者、社会批评家的角色定位及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日益成为其职能意识的重要内容。据《史通史官建置》，赵鞅、田文皆有家史。家史是由近臣充任的史官，而所谓近臣多为所养之“士”，史官与士人的角色完全重合在一起。这证明史官意识的新变化乃是历史事实。 第二，大量士人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从史的角度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理论是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一大特点。由于这些士人加入到历史研究队伍中来，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因而成为史官意识（作为群体）的新内容，从而形成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史官意识的第二个变化，即由“官”转为“王者师”。 孔子是这些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以王道传统为标榜，以拨乱反正、匡救天下为己任。《春秋》之作，既开私人著史之风气，又开以史言志之先河，由此文化道术系统与政治系统得以区分开来。春秋霸主代表政治系统，孔子则代表文化系统，而文化高于政治，孔子即是以文化道术匡正和指导现实政治。显然，孔子已在意识中将自己置于“王者师”的地位。孔子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他要为“王者师”的企图。他周游列国，力主王道，希望各国君主按照他的理论治国处世，而他则为君主们提供政治指导。无奈王道哲学的德治精神不适用于权诈力谋的社会，孔子“厄困陈蔡”，只好退而著述《春秋》，以论史来寄寓王道理想，履行他那“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人生哲学。可以认为，孔子的角色意识定位于“王者师”。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角色意识中的人生与史学的结合方式。对孔子而言，在为“王者师”的政治实践受到挫折之后，《春秋》就成为他的王道学术之寄托，因而也就成为他的人生价值之所系。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俨然已将一生功罪尽付其中，而《春秋》也俨然成为留传后世的孔子的“自我”。这种以史言志，以史学来显示人生价值的方式对后世有巨大的垂范作用。司马迁要上继《春秋》，“成一家之言”，不能不说就是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不过，和司马迁不同的是，孔子的人生与史学之结合，其落脚点并非在于史学，而是寓于史学中的王道理想。史学于他不过是发扬道德裁判权的工具而已，历史是服从于政治伦理原则的。他虽然提侣“书法不隐”精神，虽然提出并实践了一些基本的编纂理论和方法，但从其主观上来说，他尚无明确的史学观念，因此就有了与“书法不隐”背道而驰的“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 孔子作为战国士文化的先驱人物，他所开创的以文化道术国正、指导现实政治的模式，为“王者师”的文化传统被战国士林所继承。尽管战国诸子所持道术与孔子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站在儒家的尖锐的对立面，但在以文化道术匡正现实政治方面，战国诸子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断他们与孔子具有相似的角色意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史官意识的新变化是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相适应的。这一时期史官的意识带上了许多士文化的特征，概言如下： 第一，学术性、文化性增强而宗教性有所弱化。史官的天道职能虽然是一贯的，但却日益手段化、道德化，史官的天人使者的角色意识逐渐淡化，其宗教性也因而有所弱化。在新价值观推动下，史官也将文化道术、史学研究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人生价值所系，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文化道术为准的，其学术性、文化性明显增强。 第二，史官的独立意识和对于史学的自觉性增强。无论是自由思想者，社会批评家，还是为“王者师”，都要以史官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见识深远为基础。人格独立、人格尊严是士文化最可宝贵的一面旗帜，这种品质融入史学领域，就使史官的相对独立意识得到了增强。有了独立的意识，才会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批评。对于史学的自觉性基于对文化道术的需要，而由入世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出的对事业的执著、热爱与献身精神是培养史官自觉意识的最好温床。 第三，政治功利性有所增强。由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学术就常与入仕联系在一起。学术用以修身，同时也是入仕的垫脚石，所以学术包括史学常会成为政治的附庸。以史学为工具，服务于政治，不但孔子是这样，其后的史官也未尝不是这样，为“王者师”始终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存在，其政治功利性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史学意识的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史官更加重视“身后之名”，即重视将自身价值展现于对后世的影响之中，在历史的延续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价值。由此而进一步说明史官已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并开始将人生与史学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史官更加关注现实，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以史学认识成果为现实服务。 从史官开始设置到其作为一个特殊社会文化群体，它经历了由巫史到史官再到王者师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始终是与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保持同步的，也就是说，史官职责每一个变化，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史官职能及其意识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愚昧走向理性，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历程，它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整个过程又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后一阶段总是在对前一阶段的批判、反思、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发展流变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些文化传统，如注重天人关系、注重以史赞治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块肥沃的文化土壤，孕育了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并为中国史学走向成熟准备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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