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之二
□罗志田
以前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流行的诸子百家，都源于早年特定的官家职位（王官之守）。这个说法胡适不同意，实则大体言之有据。诸子如何且不论，古代史学出于官守，是基本无疑的。也曾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史官文化，或者过于夸大，却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而史官文化又曾颇受诟病，指斥之言，流传甚广。不过那是个别思想家在独居一室而没什么资料可看时所说的话，大致类似传说中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是所谓幽愤之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诗意的创作，不能视之为实录。 上古的史官是所谓天官，兼行祭司的一些功能，要观察并记录天象，与天沟通（《礼记·玉藻》说“王前巫而后史”，用今天的话说，两者工作性质相类，然又有别）。在非常重视天人互通的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是天之子，他在人间替天执行天道；但天道是否真正得到贯彻，却表现在民众这方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尚书·泰誓》），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而君主了解民视民听的方式是“采风”，即通过搜集各地的民歌民谣，来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史官的另一职责，就是汇聚和整理采风得来的信息，让君主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否仍代表着“天命”。 那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的对象除了相对虚悬的天神，就是祖先。在古代中国，祖先不仅是智慧的源泉，也是认同的依据，受到特别的敬重。而维系历史记忆，便是史官的基本任务。史官的又一项主要职责，是记录朝廷的大事和君主的言行。据说还有具体的分工，有的专记言，有的专记事。 这一功能可能起源于有文字之前。到文字产生之后，由于书写方式（早期多用刻）的困难和书写材料的有限，能够写下来的都是大事要事，并且记录非常简短，形成了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更详细的故事，是通过盲人传诵说唱的方式来延续的。两者的分工明确，要做到“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国语·楚语上》）。朝廷里担任传诵职务的说唱盲人，据说有三百之多，充分体现了古人对历史记忆的重视。 可以说，古代的史官承担着全方位的沟通角色——空间方面从人间社会最底层到上天入地，时间方面从过去到现在。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形象地表述了这一基本的功能。据说从天子到各诸侯之国，都设有这样的史官。甚至地方事务，也有类似的人负责记录和采风。中国的史书之所以能长期延续不断，与这样一种特别看重历史记忆的传统直接相关。 正因此，古人对记录和著述异常重视。据王国维的考证，史官的一项专职，就是“藏书、读书、作书”。这类“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故“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释史》）。据说上古官各有史，天子也是一官，太史就是天子之史。这个说法没有确切的依据，且诸侯之下似也有太史。后来有记载说，汉武帝时“天下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有人因此以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或是傅会，却颇能印证太史为君主之史的说法实有渊源。 现存最早的史书有《尚书》和《春秋》，前者是商、周两代的政治文献，后者是西元前722-481年间鲁国的历史纪录。过去很多人以为，两书都经过孔子（西元前551-479年）的修订和编纂。另一种被认为经过孔子修订的文献是《诗经》，主要是周代中央和各地方国的诗歌，大概与前面说的“采风”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编书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争议的，也有人不相信。如果这些文献都经孔子编纂，他就是中国史学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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