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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两朝帝师”翁同龢，因家仇同李鸿章结下梁子，时时处处刁难、排挤李鸿章，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什么样的家仇，竟然演变成如此国恨？ 01.关系势同水火  李鸿章与翁同龢 翁同书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官至安徽巡抚。在任两年半，在同捻军（注：太平天国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军）作战的过程中，先丢定远，再丢寿州，遭到其顶头上司、两江总督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 那份杀机四伏的《参翁同书片》，相传出自李鸿章之手。结尾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句话十分要命，把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皇帝师傅的翁心存拉出来，则令当国者不敢袒护，遂判翁同书死刑。 当时翁心存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剧，于年底去世。鉴于此状，皇帝和太后以眷念师傅的名义，翌年改翁同书的斩刑为充军新疆。不幸的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翁同书死于甘肃军营，享年55岁。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翁同龢不敢恨曾国藩，遂迁怒于李鸿章，此后处处排挤，时时刁难，至甲午一役而酿成巨祸，大清国运由此急转直下，无力回天。 不过，据后人考证，李鸿章代笔写奏章事件，并无确证。据翁同龢日记所记，翁氏所怀疑的代笔者，不是李鸿章，而是李的老师徐子苓。不过，翁同龢刁难、排挤李鸿章，见于史册，无可置辩。如果能够明确李鸿章不是《参翁同书片》的代笔者，那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斗争，则无私怨的成分，纯粹出于政见与派系之争。 翁同龢为清流派领袖，属于帝党，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在当时，“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其实，清流党人，并非尽数反对洋务，如张之洞，从中央下派地方之后，反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大将，不过，翁同龢不在此列，他的头脑，偏向保守，对于洋务相当迂阔。办洋务的官员，被视为浊流，则属事实，浊流之中坚，便是李鸿章。所以说，哪怕基于清流与浊流之争，翁同龢与李鸿章，必定势同水火。 除了政见与派系之争，翁同龢一来好名，二来好权，可惜格局太小，这两点，皆成致命缺陷。野史载，翁同龢喜欢招揽名士，前提是这些人必须与他立场一致，愿意为他所用，结果是“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至于好权，光绪一朝，翁同龢与当朝大佬大都不和，被他排挤的人，包括李鸿藻、张之洞、荣禄、刚毅等，当然更少不了李鸿章。 02.不给北洋海军拨款 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五百万军费哪儿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通俗地说就是没有钱）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的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 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3.借战争整治李鸿章 甲午战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早已摩拳擦掌，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慈禧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气，也想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 而李鸿章则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因此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对此，翁同龢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于是，他力主添兵，速赴朝鲜（注：简单地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想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此建议却遭到翁同龢的反对。 9月16日，平壤失守。翁同龢得知消息后当场大怒：“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他促使光绪帝颁谕“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随后，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力主继续战斗，并被补授军机大臣。 从表面上看，这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端，不过，这背后，翁同龢打的却是自己的小算盘。 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是李鸿章的部属，与两派都有关系。据其所著《蜷庐随笔》，他曾试图调和翁李之争，特地从天津赶往北京拜谒翁同龢，力谏主战之非，翁同龢不以为然，笑话他书生胆小。王伯恭说：“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翁同龢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与中日交战之际国事成败之时，不顾国家安危，宁可亡国，也要挟嫌报复，以私害公。一个秉执国政的人，如此自私自利，实在未免太过儿戏了！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李方有慈禧太后的干预，变着法子为其作保。而此时，以翁同龢为首的一伙人却源源不断地挑他的毛病。 此时的李鸿章，官没有翁同龢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史载，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世凯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鸿章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翁同龢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呆很久。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翁同龢对此表示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光绪帝忍无可忍，翁同龢“颇被诘责”。 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1904年，翁同龢在家郁郁而终。 来源：搜狐号-历史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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