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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恭亲王奕訢去世之前，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荣禄、张之洞、裕禄等三人，对翁同龢则极尽刻薄之能事，“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百日维新”之前，光绪帝把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罪状是：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 1904 年夏天，被贬回乡的翁同龢在病榻前向亲属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翁同龢，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走上仕途，这得益于父亲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当时翁氏家族声名显赫，“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翁同龢，作为一个儒生考取状元，先后是咸丰帝和光绪帝的老师，而且为两宫太后讲过课深得赞许。翁同龢学问渊博，位列中枢，达到了儒家自古以来的孜孜以求的”匡扶天下辅佐王师“的梦想。 翁同龢为官清廉，平反杨乃武小白菜案深得民心。翁同龢是清流领袖，清流派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清流派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在很多人眼里，清流派的一大特点就是会说不会干，脱离实际嘴炮专家，在今天被人们痛斥为书生误国。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张之洞既是清流也是洋务，能说也能干。 这些年来，李鸿章行情看涨人们称赞其实干精神忍辱负重，翁同龢则是书生误国爱国愤青的反面典型了。实际上，李鸿章没有那么高大上，翁同龢也不是那么不堪。谈论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 甲午战败，是不是翁同龢的罪过？ 受影视剧的影响，现在很多人认定甲午战败翁同龢罪不可赦。因为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所以大家想当然认为，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李鸿章，故意掐断了北洋舰队的粮饷与军火，导致甲午海战大败。 实际上，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分歧从本质上讲是政见上的不同。翁同龢是所谓的帝党核心；而李鸿章则是后党集团的中坚，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就完全体现在了翁李二人身上。 李鸿章自夸“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李鸿章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李鸿章吹牛，翁同龢也相信，“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憨，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先进的军舰甲午肯定不会失败，其实这是武器决定论的老调子。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武器，而是腐败。 李鸿章办洋务建海军，假公济私大发国财的事情没少干，”宰相合肥天下瘦“那可是名不虚传的。梁启超说，”我国官僚素多贪图昏愚，不顾大局，复加鸿章任用亲属，此等生财之事业门，被等何尔而不为所欲为，于是洋务亦遭败绩”。 李鸿章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卖军火给日军，得银数十万两。事败后被革职；另一个外甥、军械局书办刘芬，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大量清军情报，事败后“斩首处决”。 甲午海战结束之后，李鸿章上报朝廷，北洋衙门在汇丰银行有100多万两白银、德华银行44万、怡和洋行55.96万、开平矿务局52.75万，总计在260多万两白银。这就证明甲午海战时期北洋水师还是有钱的，但是在甲午海战前丁汝昌曾上报要60万两更换速射炮，而李鸿章让丁汝昌找户部报销。 北洋海军并不缺钱，有李鸿章这样的统帅不失败才怪呢。刘原生在《张謇传记》中说李鸿章“开始主和避战，继而避战求和，待到和战两无办法，只有埋怨翁同龢及其他京官中主战者，以为委卸责任的地步”。 翁同龢最大缺点就是书生从政，不切实际。翁同龢的弟子文廷式批评自己的老师翁，“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国事却是一塌糊涂：“……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人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朘削百姓，殆无生路。” 翁同龢不是治国之臣，没有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手段能力，典型的务虚派，适合于御史督察，纵览全局内阁大臣有点勉为其难。 翁同龢是状元，李鸿章是进士，翁同龢坚守儒学道统，缺乏李鸿章的变通和投机。翁同龢是士林领袖，李鸿章成了清流派攻击的对象。翁同龢的清流派，一直都是主战派，其实是出于儒家道义，是一种政治态度。李鸿章救不了大清朝，翁同龢也救不了大清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不愿单独承担议和骂名而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日本，但遭到后者的坚决拒绝，其理由是，“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 哉？”荣禄说过，李鸿章是甘做小人，而翁同龢爱作伪君子。书生的面子最重要，千古骂名的事情没人愿意做。 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鸿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候辈也”。甲午战败，强烈刺激了翁同龢“天朝大国”优越感，“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叹息抑郁，瘀伤成疾”。翁同龢的结论是，“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 翁同龢有感而言：“士大夫立身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矣”，如何变怎么变，翁同龢是一无所知，他的知识水平和儒学理论面对现在的形势无能为力。翁同龢先是向光绪帝进呈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后来又推荐康有为给光绪。所以康有为是感恩戴德，说翁同龢是维新第一导师。 翁同龢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政治立场就是“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翁同龢的儒家道统是不能改变的，当他看到康有为以孔子开刀写什么《孔子改制考》时，改变了对康有为的态度，对光绪说康有为是“居心叵测”。 光绪对翁同龢首鼠两端的态度给恼怒了，康有为是你推荐，现在又反对，怎么都是你的理呢。光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有激情没经验，被康有为给忽悠迷糊了。光绪一纸诏书勒令翁同龢退休，且永不叙用。
变法失败，光绪不敢对慈禧怎么样，翁同龢去世时，庆王请示丧葬典礼规格。光绪帝把怒火发在翁同龢身上，“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翁同龢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翁同龢误国，纯属光绪的甩锅。清朝这间破屋，连李鸿章都自认为是裱糊匠，翁同龢，一个书生又能如何？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翁同龢李鸿章都是为清朝打工的，实际上真正误国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庄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说“海军战败，究其原因，慈禧的徇私害公，挪用海军经费以建造颐和园（据有关资料载，挪用银约1300多万两）这才是罪魁祸首。” 翁同龢是个悲剧人物，高调反战失败，支持变法又夭折，深陷于儒生的道德困境，爱国愤青只限于口号，却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翁同龢的悲剧实际上宣告了，整个儒家意识形态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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