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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周作人传记的同时，整理了周作人为首的近代文化汉奸的特征和形成原因，整理完后吓一跳：这类文化汉奸，当代也不少。 文化汉奸有四个特征：第一，以顾全大局的面目出现。 周作人当时不随学校南迁，选择留在北平出任伪职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教育，为了真正的救国。他甚至还说自己是努力将“儒家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以同化日本人。 第二，拿汉奸津贴，按照其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内部进行各种破坏。 周作人出任伪职后，因为有日本人给的津贴，他的日子非常好过：出行有汽车，饭桌上更是丰盛。 “拿人手短”，出任伪职期间，他曾遵照日本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编修伪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至于做各种粉饰日本侵华的宣传，那更是家常便饭。 第三，否定气节，攻击英雄。 周作人曾在文章里否定气节，对颜习斋批评“重气节轻事功”的陋习表示认同，并批评岳飞、文天祥等等民族英雄： “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 他还在讲到李大钊的时候说：“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如果他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第四，极其看重利益，贪生怕死。 周作人曾在一篇名为《日本人的好意》的文章里，义正词严地说：“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整理完这四个特征后，我发现：这样的人，今天也有。所不同的是，这群人里，有一部分，纯粹是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才别出心裁地用相反论点吸引公众眼球，而做了文化汉奸。 周作人明明是文人雅士，他还是鲁迅的弟弟，他为何最终沦为汉奸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与周作人的家庭有很大关系。 周家本出生富裕之家，可因为祖父科场舞弊，周家家道中落。“家难”时期，十多岁的鲁迅和周作人不得不寄居亲戚家。期间，他们遭人白眼，性格上难以正常发展。 鲁迅自尊心极强，喜欢和人打笔战，性格上偏激负气，也是源于此。周作人则恰恰在寄居的过程中走向了反面，他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为了生存讨好人”。 也因此，两兄弟结束寄居生涯回到家后，表现截然不同：鲁迅发奋学习，誓要出人头地；周作人却成天在街头游荡，还结识了一个姓姜的流氓，几乎被人拖下水。 晚年，周作人还在他写的《知堂回想录》里，记叙了这段经历，说：“我从他（姜某）种种的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后来我离开了绍兴，便和他断了联系，所以我的流氓修业也就此半途而废了。” 偏偏，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不仅没有警惕，反而拼了全力做“扶弟狂魔”，他一人主持所有家务，弟弟们求学的费用他也一人承担。他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只会让弟弟形成依赖，并慢慢变成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人。 到日本后，鲁迅依然事事为周作人操心。同以前寄居亲戚家时一样，时间久了，周作人也习惯了日本的生活，并在学业未完之时，和鲁迅请来帮忙的日本帮佣（房东女儿）结了婚（1908年）。 鲁迅走到哪里，都记得自己的家在哪儿，也记得自己是谁。可周作人却完全相反，你把他扔在任何地方，过着怎样的生活，他都不会反抗，只会接受，甚至自得其乐。 为了支持弟弟结婚、求学，鲁迅花了不少钱，后来因经济窘迫，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在东京的研究，回国做了教员。供周作人完成学业后，他又将弟弟接回国，并在八道湾买了房子，安顿他们一家。 身为长兄的鲁迅几乎包办了周作人的一切，他并不知道：这样做，只会加倍让他成为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 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立场永远是不坚定的。鲁迅很快吃到了苦果。 住在八道湾时，周作人因羽太信子的挑唆，与鲁迅发生矛盾，继而兄弟决裂。再后来，鲁迅搬走，没有了鲁迅把关的周作人，一步步堕落，并最终沦为了汉奸。 说到这儿，汉奸形成的背后原因也出来了：家庭环境导致他们缺乏责任感。 好在，周作人最终因他的所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因为汉奸罪，他至死未获得公民选举权，82岁时凄然离世，并一辈子背上了“文化汉奸”的骂名。 还是那句老话：人这辈子，大方向上不能错，这是底线，把握住这个底线，比什么都重要。图为周作人在被审判时做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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