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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气不是说你看的书多就有，就好像现在有钱人自封为“京城四少”，和民国时期的公子张伯驹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鲁迅和李敖有中国文人的傲骨，以笔当枪，但非我所爱；我更喜欢汪曾祺和胡兰成身上的文人气，我推崇胡兰成的文字，因为他的文字，你只可以爱，却学不来，清丽、妩媚，明明是白话文却焕发着古典的韵味。他人生的污点是当了汉奸，这和文人气一点儿不矛盾，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文人气，所以懦弱，在民族气节方面没有坚守住，让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打了折扣。换个时代，命运也许不同。  去年，在罗格斯东亚图书馆，我读汪曾祺的散文，室内僻静，十分惬意，窗外是教堂的塔尖和渐暗的天色。我居然身在异国，读少年时代读过的作家。那些大白话一样的文字依然徘徊在记忆深处，不同的是年少时恃才傲物的我以为自己可以比他写得好，而现在的我随反复看他的文字，极力想模范，但是你学不来。汪曾祺大白话里也有幽默，但不是老舍那样充满着烟火味，他需要读者用阅历来“会心”，莞尔一笑。比如《受戒》的开头，“……有些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有的地方出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通过帮”，把婊子和和尚放在一起，后面一句，更是说明了和尚的职业性，普通性。这里还有一层，就是对生活的谅解和宽容，也是学不来的地方。文字是自带作者褒贬和态度的，换个人，把婊子和和尚放在一起就是讽刺了，但汪曾祺没有，在他眼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而这都源于对生活很大很深的悲悯情怀，不到一定年龄是积淀不到那种程度的。就好像我一开始写作时，总是喜欢含沙射影写一些对生活中不满的人，后来再看完全没有味道，仿佛谩骂叫嚣。大作家，心胸一定是开阔的，因为笔下的人，都是你俯视的众人，写作的根本动力是对世界的爱，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或事。 汪曾祺本来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下，但他的笔下只有“人”，日常生活中的人，平常人家烟火里的人，并且他把笔下的主人公写得像个孩子，不是以孩子的视角，像《城南旧事》，或者曹文轩的小说，如果那样就不是汪曾祺了，而是简单，直接得像个孩子，但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一点儿不违和，更显示出他写作的功力。比如《受戒》，我们先看文中对英子的描写，“黑眼睛像棋子，定神时像清水，闪动时像清水”；采荸荠时，英子总是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光脚；结尾，英子问小和尚，你不要当方丈，你要不要我？完全是孩子的逻辑，小和尚说要！他们划进芦苇荡，“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简直像散文诗一样，里面有没有情，有没有欲，都有，但写得很干净，干净得像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床上讲老耗子精的故事。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汪曾祺的文字好像大白话，但大白话最不好说，最不好解释了，只能会心，也学不来。他的写法就像他写绣花的方法“乱孱”一样，绣了第一层，第二层插进第二层的针缝，颜色由深到淡，不露痕迹。 汪曾祺曾在文中说，栀子花因为花瓣大，香气浓，被中国文人所不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么香！”我不喜欢那些酸腐气，雅好梅兰竹菊的文人，我喜欢像菜根一样平常烟火里的汪曾祺——云淡风轻，举重若轻，普普通通，这是中国最后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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