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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同学写的是历代大众对司马懿形象的改变和塑造，我看了以后，就想问一个问题：你写的都是经过大众塑造后的结果，但是却没有剖析大众为什么这样塑造人物形象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微妙，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 一部文学传播史和接受史，是由作者、读者（大众）、历代文人共同谱写的，尤其是读者（大众）间接地参与了创作。 讲《聊斋》的时候，爱思考的马思远同学问：《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有什么区别？我没有看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随口说纪晓岚的书没有蒲松龄的聊斋文学性强，笔记吗，这种体裁，比较简单。 这几天刚好看见杨义先生的书（我只读了几章，就发现全是干货，马上买了他全部的书来看。）先生说，纪晓岚写的花妖狐怪都是有学问、讲德行的，因为纪晓岚本身就是学问家；纪晓岚本身叙述的时候，也是“学者之笔”，无一处无出处！不重情节，而重训导。文学史上有一种悖论，那些一心要“政教”的文章，反而被时间淘汰了；而那些发乎情、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品，却岁久弥光，并且客观上起到了感化人心的作用。 另外，才华也是一把双刃剑。有位朋友表达自己的时候总用诗，因为他确实满腹经纶，但我想可你真的要想真诚地表达自己，还要忘掉这些。 得鱼忘筌。书本就是“荃”，艺术灵气则是“鱼”，得不得的到，和“荃”没关系，和悟性有关。 我又仔细想了想，再参考一些资料，我觉得纪晓岚写的花妖狐怪其实是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一种文学接受和重塑。纪晓岚非常反感蒲松龄“书生艳遇”的故事，甚至专门写一些相似、而主旨不同的情节来反驳蒲松龄。我想这和纪晓岚的生存状态有关，也就是接受心理有关。 我曾问同学们，为什么古代故事情节都是“一见钟情”，并且主角都是穷书生。学生回答得很好：有贫富差距才可能产生戏剧冲突，这是第一点；另外，如果这个书生不穷，家境很好，那么他身边美女如云，生活中不缺的东西，就不会轻易动心，当然一见钟情的几率也很低。 纪晓岚的接受心理，和反感“书生艳遇”和上文的情况一样，他的生存境遇和蒲松龄不一样。他在现实中得到的东西，不需要在审美中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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