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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中央训练团庐山分团主任李明灏因不满时政辞职，蒋介石批“永不录用”。 解职在家闲居的李明灏想到东北是一个大解放区，想到那里去投奔中共，于是飞奔四平，打算暂住在陈明仁家里，再相机去解放区。 李明灏是陈明仁的恩人。当年陈明仁孑然一身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迟到数日，学校已经停止招生，李明灏见他意志坚定，求考心切，便破例录取了他。 可以说，没有李明灏破格录取，就没有陈明仁现在的飞黄腾达，因此陈明仁感激李明灏一辈子，总是尊称他为恩师，夫妇俩对他热情周到。 但他在长春、四平来回寻访，就是没有找到可靠的老朋友做介绍人到解放区工作，只好回到了江西九江隐居。 1948年底，李明灏受我党邀请，秘密潜入北平，以黄埔老教官的身份，做城内中央军高级军官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7月，四野大军逼近湖南，为了争取三湘人民免遭战火荼毒，李明灏又主动请缨，回老家策反陈明仁。 7月29日，李明灏秘密来到长沙城。当天下午即到织机街会见了陈明仁。师生相见，陈明仁专到门外迎候。 李明灏下车后，陈明仁紧趋几步，紧紧握着李明灏的手，边走边寒暄。 来到办公室坐定后，李明灏首先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共关于起义人员的政策，并告知解放军已到达平江，暂停前进，等待湖南和平协议的签署。 接着说：“中共中央对颂公和你子良的举义行动很重视、很赞赏，现在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抓紧签署协议，实现起义。你还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出来。” 陈明仁颇为动情地说：“当年，我一个背着布包的山里份仔到广州报考，是你把我破格录取，才有了我的今天；今天，在我人生面临着又一个十字路口之际，又是你前来指点迷津。你的大恩大德，子良没齿难忘……”  李明灏赶紧摆摆手，打断陈的话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是什么大恩大德。今天，我们应果断地下定决心，转变思想，跟共产党走上新的道路。” 陈明仁这次之所以先请李明灏进城面谈，就是为了进一步探底。因而他接上话说： “正是，正是。程颂公倡议和平之举，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陈子良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桑梓人民的利益为重，决不再逞匹夫之勇。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惜。” 陈明仁这番表白，确实滴水不漏，坚决的态度后面隐含“探底”的真意。 李明灏听出了弦外之音，便发表感慨说：“解放军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记前仇。远的不说，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的怀抱后，党中央、毛主席待其如上宾。” “反共反人民，你比傅作义若何？华中的张轸你当然更清楚了，他现在不还是军长带兵打仗吗？前有师表，对四平街这笔账你不必过虑，中共不会找你算的，尽管放心好了！”  “如果说我的话还不足为凭的话，那么毛主席的亲笔密信总该可以相信了吧？” 这些意思陈明仁以前也听人说过，但今天从恩师的口里说出来，就显得格外亲切和有分量，所以陈明仁听得频频点头。 李明灏接着说：“我这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说话，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依我看，你起义以后，官阶衔级不会低于现在。” 说到这里，李明灏还开了个玩笑：“共产党那边的高级干部不兴叫长官，一般被称为首长，以后你起义了，我很可能得叫你一声首长好呢。” 李明灏的这些话，进一步解除了陈明仁的顾虑，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他一拍胸脯说：“好，我听老师的！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实施。” 谈话至此，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陈明仁早已备好丰盛的家宴，便请老师入席。席间，陈明仁夫妇向李明灏频频敬酒，李也很高兴，干了一杯又一杯……  晚饭后，李明灏又来到水陆洲，秘密会见了老上级程潜。两人相知甚深，谈了很久，总感到有说不完的话。 李详细介绍了到解放区以后的情况，程潜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一些细节。程潜表示非常宽慰，一切按中共方面的决定行事，对起义的成功很有信心。 尔后，李明灏便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穿梭往来于程、陈之间，为长沙起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明灏进入长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湖南和平起义“山雨欲来风满楼”。人民群众看到了和平解放的希望，到处议论着，脸上露出了快慰的笑容。 但同时，特务们也把这一情报传到了广州，传到了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耳朵里。 怎么办呢？派军队镇压吗？四野大军已云集长沙外围，不要说派不出，就是派得出，派去的部队还不是小鸡钻进虎园里——送菜上门！ 蒋、李、白都急得团团转，也想不出什么绝招来。最后，又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陈明仁身上，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察觉陈明仁有“异动”迹象。  7月30日，逃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正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后又宣布撤销长沙绥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程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考试院院长。 在蒋、桂看来，这不失为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既剥夺了程潜的实际指挥权，对湖南起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又拉拢了陈明仁，也许可望诱使陈明仁像固守四平那样在长沙大战一场。 同日，白崇禧密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对上述各项任命，陈明仁都一一拱手笑纳，并且禁不住在心底生出几份满足和得意。 因为在他看来，这既是历史和荣誉，同时也提高了个人在对共谈判中的地位。  但他也明白，现在的形势下蒋桂对他封官加爵的真实意图，所以决不会再上他们的当，去自不量力地鸡蛋碰石头。他的起义决心反而比以前更加坚定。 因此，他看完电报后转手交给了程潜。程潜睨了一眼，也付之一笑，并不理睬。 蒋、桂方面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陈明仁“实行兵谏”的消息，可是等到7月31日还没有任何反映。 于是，他们决定由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出面，派遣国防部次长黄杰和政工局长邓文仪携带重金前往长沙，履行“游说”和“劝驾”使命。 8月1日上午，陈明仁令副官下发了“各军、师长下午召开军事会议”的通知后，正一个人呆在办公室思考如何跟将领们说岀起义的问题，忽报黄杰、邓文仪已到了机场。 这时候，他们来干什么？陈明仁皱起了眉头，说了声“知道了”，便摆手让刘副官出去了。  11时40分，黄杰、邓文仪抵达长沙飞机场。盛夏的“火炉”长沙正烈日当空，热浪滚滚。 两位大员走下飞机，已是汗流浃背，又见机场警备森严，除了接他们的2台吉普车外，无一人露面，更感情况异常。 他们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下，那眼神分明是在互相鼓励和提醒：“行前预料此行恐有风险，果不其然。兄弟，你我还得留神点！” 他们环顾了一下四周，便急忙钻进车里，直驰省府。此时，昔日车水马龙的省府大院，除了门卫站岗的哨兵，看不见人在走动，显得冷冷清清； 省府大厦上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国旗，也像被骄阳烤蔦了似的，无精打采的慢慢飘动着。 黄、邓触景生情，心中不免叹息。陈明仁在楼梯口迎接“贵宾”，上前两步，先后与黄、邓两位黄埔一期的老同学握手： “非常时期，本人公务在身，未曾远迎，还望老同学见谅！”  “老同学不必客气，一切以公务要紧。”黄杰随口答道，三人勉强笑笑。 落座以后，陈明仁首先一语双关地试探着问道：“这样的天气，两位老兄往这火坑里跳，不知有何见教？” 黄杰并非草包，他懂得陈的画外之音，于是巧妙地答道：“子良兄能在这里长期坚持，我们来这里看看你还不应该么？” “当然，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看你，还负有迎接程院长到广州就职的重要使命。昨天，政府已正式任命程颂公为考试院院长。” “对啦，前天政府已经正式任命你为省主席兼省绥靖总司令，任命颂公为考试院院长，电报通知收到了吗？” “哦，收到了。可是颂公已到邵阳去了，现在又行踪不明啊！”陈明仁装糊涂，一脸困惑相。  陈明仁的不冷不热，黄、邓感到很不对劲。于是又将话题引到陈明仁身上，利用蒋介石与陈明仁的师生关系进一步做陈的工作。 邓文仪说：“仁兄为蒋校长得意门生，校长一直寄予厚望，而今校长落到这步田地，我们黄埔学生自当同心辅佐共渡难关，决不应落井下石，你说对吗？” 邓说到这里，不禁使陈想起就在前天，蒋介石还令联勤总部空运重机枪40挺、银元30万等“重礼”来到长沙，便不吭声听着。 黄杰见状，以为陈明仁有所心动，便趁热打铁，及时地将蒋介石的亲笔信递了过去。 陈明仁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弟一直为中正所深信也，今委以湖南重任，谅必不负重托。望吾弟发扬四平精神，再树国军楷模也……  蒋介石不提四平则罢，一提四平，陈明仁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当初我在四平拼死守卫，使共军受到重挫而撤围，欠下共产党的一大笔血债，成了我一生的精神包袱。 而你蒋校长却偏信陈诚的谗言，将我撤职。如今你已经四面楚歌，却想到让我给你殉葬。 心里虽然生气，但陈明仁是个受传统教育影响很深的人，平生最讲义气。 因而他又转念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校长，我是他的学生，追随他多年，总不能翻脸不认人，贻笑大方。 况且，眼前坐的是两位黄埔同学，我总得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呵！ 于是，他又平静地说：“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却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为也！”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午餐准备好了。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继续交换看法。但由于三人走的不是一条道，表面上热情，实际上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下午2点多钟，1兵团及长沙警备区的师以上军官和高级幕僚早已齐集会议室，等候陈明仁宣布重要决定。 可黄杰和邓文仪还是没有走的意思，企图说服陈明仁最终改变主意。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宋英仲急的不行，派参谋处长罗文浪请示陈明仁：“会议还开不开？” 陈明仁也干着急，只得说：“你就说广州方面有客人在此，叫大家再等一会。” 谁知黄、邓听了这话，还是没有自知之明，继续赖着不走，企图有他们企望的奇迹发生。 又过了半个小时。这时，1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心生一计，和副参谋长耳语一番后，陈庚便马上跑来报告陈明仁： “共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黄花市以西，游击队出没在郊区和飞机场附近，似有对我机场进行破坏之企图。” 黄克虎 陈明仁心领神会，借机大声命令说：“飞机场不能乱，一定要派部队保护好，否则拿你们是问！” 黄、邓一听，马上联想到来时机场戒备森严的情景，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忙起身告辞说： “既然形势如此紧张，我们就不在这里影响你指挥作战了。不过，还是希望仁兄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 “那当然。”陈明仁边说边起身，将客人送到楼梯口，扬扬手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 黄、邓仍坐来时的那部吉普车，直奔飞机场，飞回衡阳、广州，向白崇禧、蒋介石报告，研究对策去了。 陈明仁返身进了会议室，向黄克虎问明情况后，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放走黄杰、邓文仪，包括地下党方面和湖南起义的当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举提出批评者不乏其人。 邓文仪和徐向前合影 但解放后陈明仁曾与毛泽东谈及此事，毛泽东说：“当时不扣留是对的，会使起义计划提前暴露，湖南和平解放就要功亏一篑。”战略家就是战略家！ 黄杰和邓文仪与陈明仁同为黄埔一期同学，平时交往很多，交情不薄。 1990年5月和1991年4月，邓文仪两次访问大陆，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作为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的陈明仁儿子陈扬钊及夫人也在广州与邓见了面。 阔别40余年，邓仍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夫妇，说到当年“长沙脱险”，邓感慨地说：“你父亲是个很讲义气的人，真是太好了！”言谈话语之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送走了邓、黄两人，军官会议照常举行。 长沙周围布满了解放军和程、陈的部队，双方随时可能发生冲突甚至恶战，战云密布，气氛相当紧张。 陈明仁这时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都在猜测：今天的会议，要么宣布起义，要么明令死守长沙。 但是，陈明仁的讲话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他既不说要起义，也不下令死守长沙，而是说了一通比较含糊的话： 诸位，当前的军事形势极为紧张，共军大兵压境，长沙不是四平，无险可守，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同时，不打内战，实现和平，已成为全省3000万军民的共同愿望。 我作为省主席，宁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不违背人民的心愿。我一定要使长沙市听不到枪声。 各部队长官回去以后，一定要掌握好部队，选择好驻地，准备好渡船，一切行动听指挥…… 陈明仁在关键时刻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讲话如此含糊，不但没有达到统一起义思想的目的，反而更令人捉摸不透，增加了人们的疑虑和思想混乱，以至起义通电发表后，有相当部分的军、师长率部叛变。 陈明仁在给将领讲话之际，黄杰、邓文仪匆匆离开省府直奔机场，只想快一点登上飞机起飞，才能放心。 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政治经验敏感到，今日的陈明仁已非昔日的陈明仁，已经有“异动”的迹象，一旦翻脸将他们扣留，那就悔之晚矣。 事实上，当时确有人建议陈将黄、邓扣留，陈不愿陷己于“不仁”，未予采纳。 邓文仪身上还带有一封张镇华（军统特务、1兵团主任高参，此时在广州）写的“陈司令官亲启”的信，也不敢当面转交，而在离开省府时请湖南省府委员吴相和代转。 吴拆开一看，见信的内容是劝陈明仁不要起义的，其中有“共产党决不会忘记四平街的血债的，血债要用血还”等语。 吴这时也已改变立场，不再反对起义，因怕此信影响陈的起义情绪，而私自将信撕毁了事。 陈明仁感到，黄、邓回去汇报后，蒋、桂必然要采取行动。因而，起义必须加紧进行，越往后拖越不利。 所以，会议一结束，他就驾着吉普车来到毯子湾程潜驻地，向程报告黄、邓来长经过。接着将蒋介石的亲笔信掏出来递给程潜：“颂公，总裁又在'关心’您了。” 蒋介石三番五次要置程潜于死地，程潜忍无可忍，不禁怒火中烧，狠狠地骂了一句：“蒋该死，你这个大流氓！” 陈明仁说：“好在他已管不了我们了。不过，看来起义是得抓紧进行，否则……” 程潜点点头：“我正在修改起义通电，你回去也赶快研究吧。” 当晚，陈明仁果然在家里召集亲信高参李君九、温汰沫、吴相和、陈粹劳和秘书陈藏仲开会，但不是研究起义的准备，而是研究给蒋介石的回信问题。 陈明仁说：“我和蒋介石有20多年的师生关系，现在没有摊牌，应该回信。” 李君九则说：“到这个时候了，还回什么信，管他呢！” 吴相和却不以为然地说：“良公（对陈明仁的尊称）说得有道理，回封信也没有什么坏处。” 温汰沫也不同意回信：“回信怎么写？发誓继续替他卖命，死守长沙？既然准备起义了，动这个脑筋，有必要吗？” 由于意见不统一，陈只得把这事搁置起来了。 陈明仁虽然迫于形势，愿意跟随程潜一道和平起义，但他比程要复杂得多，直到起义前夕，他的内心还是充满着矛盾，患得患失，顾虑重重，反反复复。 他听说长沙警备司令肖作霖从邵阳回到了长沙，便立即派车接肖，并打电话嘱咐顺路把从岳阳来长沙的98军军长蒋当翊一同拉上。 到省府见面时，陈明仁高兴地对肖作霖说：“好久不见了，你来得正好，等会我们详谈。”随即侧身问蒋：“现在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了，你打算怎么办？” 蒋说：“我愿意服从司令官的命令，跟司令官走。” 陈却突然厉色地说：“我要是投降，你也愿意服从吗？” 蒋犹豫了一下说：“这就不大好说，就是我愿意，恐怕我的部下师团长们也是不会愿意的。这一点还请司令官认真考虑一下才好。” 陈明仁轻轻冷笑一声说：“你们尽管放心，投降我也是不会干的。” 蒋、唐二人离座后，陈即对肖作霖说：“刚才蒋军长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要投降是谁也不会干的，你认为怎么样？” 肖作霖说：“我们现在是局部和平，还与中共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怎么能说是投降呢？” 陈很不以为然地说：“什么谈判不谈判，反正都一样。我只问你，这个省政府将来怎么办？部队又怎么办？假如政府要缴印，部队要缴械，那还不是投降是什么？” 接着，他更厉声说：“老实告诉你，投降我是不干的，我只求对得起颂公，只好把这个摊子原样交还给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马上就乘飞机到香港去。” 肖作霖一时大为愕然，不知该说什么好。陈又接着说：“你马上去见颂公说明白看怎么办，我等你们的答复，务必越快越好。” 陈明仁到底要“答复”什么？无非是个人的地位问题。早在7月初，程潜在白崇禧的压力之下，有意让出省主席一职。消息传出，陈明仁便跃跃欲试。 一次，他在与李君九谈论起程潜的继承人问题时，说黄杰、李默庵等人都在垂涎此位，但有种种困难，难于成功。言下之意，只有他才具备条件。 李君九说：“蒋介石早已把这个位置许给了你，白崇禧也可能推荐你，颂公更乐意交给你，只要你乐意干，别人是夺不去的。” “不过我们是不赞成你去接这个烂斗笠的，省政府摊子大，你没有个班底，没有得力的助手，将来出了问题，恐怕难于下台。但是我看你还得作单枪匹马出场的思想准备。” 陈心里喜不自禁，嘴里却说：“我坚决不干，何必自找麻烦。” 肖作霖本想和陈商谈一下关于邵阳的军事部署问题，现在不好谈了，只得先去找李明灏。 见到李明灏，肖作霖焦急地说：“现在情况很不好，我不知道你们跟子良是怎么谈的，想不到他竟要翻脸了，这可怎么办？” 肖作霖 这时，两位力主起义的干将、唐生智的族弟唐星和程潜的族侄程星龄也都在座，大家都听得莫名其妙，惊讶不已。李明灏更是茫然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子良为什么要翻脸？” 肖便把与陈谈话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并担忧地说：“我看子良是想保住省主席和兵团司令的位子，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一定会翻脸的。可是，这能办到吗？” 不料李明灏听了之后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如此！这好办，好办，是我太大意了。” 他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肖说：“你看看，这是中共方面的电报，昨天下午到的，正好答复了子良的问题。” “子良的省府主席和兵团司令都可以不动，只要他把驻在长沙的部队开到岳麓山方面去，让解放军好入城就是了。我忘了马上送给颂公和子良看，这是我的错。” 大家一听，转忧为喜。李明灏和肖作霖马上乘车到省府晤陈，陈看过电报后，果然心平气和，再不提去香港之事，而是就起义的有关事项与李交换了看法。 李明灏 然而，几十年的反共历史，使陈明仁对共产党仍然缺乏信任基础，“怕算账”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心绪很坏，脾气更暴躁。 那时的他对老师李明灏也缺少应有的尊重，私下谈话中直呼其名，甚至当面发火，让李难堪。在对待军统特务毛健钧的问题上，就充分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8月1日晚，地下党通过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口头通知1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 为了打击特务的嚣张气焰，保障起义的顺利进行，必须设法扣押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査处长、军统大特务毛健钧。在扣押前不必同陈明仁商量。 因为毛在稽查处长任内，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地下党认为必须予以清算。 8月2日上午11时许，恰巧毛派他的副官持介绍信到黄克虎的办公室，要求批发两张去芷江的空白护照，黄当即对那个副官说： 唐生明 “毛处长要批发护照，本来不成问题，只是你们要求发空白护照，必须请你们处长于今天下午亲自到兵团部来一趟，说明情况，我才好批发。” 副官无奈，问黄下午几点上班。黄说：“最好请你们处长下午2点钟左右来，因为2点半以后，我还要参加一个会议。” 副官走后，黄即把司令部总务处张益三处长叫来，要求他在下午1点半之前，选派一班精干武装警卫埋伏在参谋长办公室隔壁房间，等黄送客出门时，以咳嗽为信号，即把那位客人扣留。 下午2点正，毛健钧果然准时到达，彼此寒暄几句之后，毛对黄说：“由于时局紧张，我们准备派一部分人员去芷江执行任务。因为对外要保密，所以要求批发空白护照两张，由我们自己填写，以便随时应用。” 黄慨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他的报告上批了“总务处照发”几个字。毛高兴地和黄握手告别，去总务处领取护照。 军统特务（图文无关） 黄起身将他送出门口，故意咳嗽一声，早已埋伏在隔壁房间的警卫班一拥而出，把他的双手反剪起来。 毛键钧大声呼叫：“参谋长，这是怎么一回事？” 黄装着没听见，回到办公室后，马上打电话给宪兵10团团长姜和瀛，要他速派枪兵一班，把毛健钧提到该团关押，并嘱严密看守，不准接见任何人。 事后，黄向陈明仁作了报告，但陈听了后半个字都没有说。 8月3日晚，李君九、温汰沫等集中在麻园岭陈明仁家，对起义通电稿作最后的敲定。深夜，李明灏来访，想与陈明仁商量处置毛健钧的问题。 李凭着自己与陈的师生关系，直截了当地说：“子良，毛健钧血债累累，如何处理他，事关大局。我看还是把他交给中共去处理吧。否则，恐怕难以平民愤……” 没想到，李的话还没有讲完，陈已脸色骤变，勃然大怒。他站起身来，把手往桌子上一拍，为毛健钧开脱道： “毛健钧的所作所为，都是执行我的命令，有事，由我负责。如果今天清算他，明天岂不是要清算到我的头上。” “老子的军队还没有开出长沙城，连放一个人老子都作不得主了，这还了得！” “限明天上午8点，派飞机把毛健钧送走。不然的话，我就把通电稿撕掉，不干了，从城内一路杀岀去。” 这真是晴天霹雳，室内的空气像要凝固了似的，弄得大家手脚无措，谁也不敢进言。 李明灏非常尴尬，赶紧声明：“急忙中说错了话，要把毛健钧交出去，出自唐生明之口，并非是中共的意思。” 陈明仁不信。李明灏又说：“唐生明就在城里，你要是不信，去问他好了。” 这样，陈才怒容渐消，向李拱拱手：“冒犯了，请海涵！” 为了顾全大局，第二天上午，只得按陈明仁说的，用飞机将毛健钧放走了。 决意放走毛健钧，绝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陈明仁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加以考虑，而且他也是很注意从政治上权衡得失的。 至于陈明仁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 其一，为了保证起义顺利实施，陈明仁早在7月初就秘密地把他的家属和贵重财物，委托驻邵阳的62师师长夏日长派兵护送到怀化安江镇。 当时解放军还没到达怀化一线，陈明仁惟恐毛健钧被扣后，军统特务对他的亲属采取报复行动，所以不惜在长沙解放前把一个特务头子释放出去。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明仁打算在解放军入城前以此为避雷针，意在提前保护部属，因为既然像毛健钧这样有血债的大特务都可以释放，其他的人当然更不该追究。 自李明灏进入长沙后，陈明仁与之多次晤谈，更加坚定了起义决心，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1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邓子恢并肖劲光、王首道的电报中指出： “必须在期限满后（五日至七日），占领长沙、湘潭、益阳、宁乡、湘乡等五县，这五县是极富庶地区，为向湘南进军必需的基地。” 在内外因素作用下，陈明仁终于与李明灏就起义的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共识。 四野和谈代表团于8月3日通过地下党转告程、陈两将军，请他们派得力干部前去正式协商。 程潜本来就是主张先起义、后谈判的，对起义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因而对他来说早已不成问题。而关键是陈明仁的态度。 当天下午，陈明仁指派的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罗文浪和232师参谋主任郑克林，随省工委联络员欧阳方一同出城谈判。 3人穿过100军19师的防地，来到泉塘，与解放军巡逻小分队对上暗号后，即坐上12兵团派来的吉普车，来到解放军驻地，马上见到了四野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 金明随即设宴欢迎三人，气氛友好、融洽。随后，双方代表进行紧张的磋商，到晚上达成如下协议： 1. 长沙市一切军事要点均由解放军接管；市区治安由解放军维持；解放军负责程、陈两将军的安全，内卫可由程、陈两将军警卫人员负责； 2.在未成立联合机构前，程、陈两将军所属军、警、宪部队统归新成立的警备司令部指挥； 3.岳麓山由解放军派出部队加以控制。 解方 罗文浪和郑克林表示，前2条均无问题，惟第3条“由解放军控制岳麓山”不敢擅自做主，待回去请示陈明仁才能决定。 这样，原定的解放军入城时间也就不能不推迟。尽管如此，双方对达成上述协议还是感到高兴，互相紧紧地握手。因为毕竟长沙起义近在眼前，湖南解放的钟声就要敲响。 协议达成后，罗文浪、郑克林和欧阳方连夜赶路，于4日清晨回到长沙城里。 他们带着疲惫，也带着兴奋，一上班便来到省府向陈明仁汇报。 谁知罗文浪刚刚开口，陈明仁即打断他的话，气冲冲地一扬手说：“别讲了，你先去找李明灏去!” 罗、郑二人见陈明仁脸色难看，不便再多说什么，便马上到衣铺街唐生明处找到了李明灏，叙述了事情经过。 罗文浪 李明灏一听，并没有惊诧之意，而是皱着眉头，颇为生气地说：“这个记者简直是乱弹琴！湖南还没有打仗，怎么能与北平相提并论呢？陈明仁觉得受了侮辱，肯定心情不好。” 说着，把当天的《湖南日报》递给罗，罗一看上面果然报上刊载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湖南十万军队放下武装，向傅作义看齐。” 这条消息的作者，究竟是失误还是故意，是善意还是恶意，现无史料可考。但客观上，这短短的消息，却骤然造成了轩然大波！ 李明灏冷静地说：“其他的事情，我昨天已经跟子良说好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还是再去一趟春华山吧。” 于是，李明灏偕罗、刘又立刻驱车来到春华山，向金明汇报了长沙之行的情况，并转达了陈明仁的下述意见： 一、 同意市内交由解放军统一指挥，但岳麓山暂不能交出； 二、 目前部队需要整理，暂难配合作战。为整训和粮食供应，长沙以西之宁乡、湘乡、湘潭、益阳、常德最好给陈； 三、 省政府迟半个月至一个月，陈以辞职形式交出，新湖南省委暂不宣布，王首道暂不来长； 四、军队内部复杂，整编推迟；不能在部队整编后进行清算和斗争； 五、将来配合作战，要给我方补充武器装备。 这几条说明，陈明仁还是没有脱离旧军人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他力求保持自己部队的独立性，并要控制岳麓山，占据长沙以西以南地区，目的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实力地位。 说到底，陈明仁还是怕算账，患得患失的思想在作祟。 四野和谈代表团经过缜密的研究，理解旧军人思想转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和平大局出发，除了“岳麓山暂不能交出”一条未予同意外，其余大部分满足了陈明仁的要求。 这样，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起义的协议。 和平协议签订以后，湖南起义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正式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尽管通电起义中的许多人大多列名而未签名，其中部分人随后率部叛变，成为人民的敌人，但仍然无损于这份通电的历史光辉。 重要的是湖南军政界的主要当权人物从根本上转变了立场，投入到了人民的怀抱；湖南的反动势力从此失去了指挥中心，无法组织有效的顽抗。 解放军进入长沙 一句话，湖南人民由此可以迅速、有效地实现和平，避免大规模的战祸，大大减少人民的损失。 尽管起义通电发出后，湖南的一些地方仍然经过战争才获解放，特别是还有衡宝战役这样较大规模的战役，但就湖南全局而言，这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以程潜、陈明仁为代表的湖南当局的和平起义。因此，称湖南和平解放，也是符合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的。 在策反陈明仁将军起义过程中，刚参加革命不到一年的李明灏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他的这个优点在解放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湖南起义实现后，他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把双方代表拉到一起，一一作了介绍，最后才轻描淡写地自我介绍：“我是个搭桥的，叫李明灏。” 湖南省领导机构成立时，李明灏被任命为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1950年3月正式筹组湖南省政府时，中央曾希望他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说：“故乡亲戚朋友太多，太麻烦，请让我离开湖南。” 中央同意他的请求，调他到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作，他坚辞拟定的中南民政部长之职，而甘当配角，担任了副部长。 中南区撤销后，他当了12年的湖北省副省长，后又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他的足迹遍及湖北的山山水水。 他下乡视察坚持坐大车，甚至以步当车。一下到基层，他就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 乡下群众见他总是穿一身破旧中山装，竟把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原国民党中将看成“土八路”、“大老粗”。他听了以后，不但不感到难为情，反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1978年9月，年已81岁高龄的他不通知县政府接待，自己坐公共汽车到红安、新洲、浠水县了解农业情况，每到一地，都要到几个生产队看看。 返回后，李明灏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要把农业当成头等大事常抓不懈”、“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学化”等重要意见，并报送了《积极扶持老苏区农业发展的报告》。 他担任汉丹铁路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发现长江埠铁路桥工程有质量问题，愤然地说：“我要到铁道部滕部长处告状。” 临近全线通车，他要求自己先上火车试一试。有人劝他“不要冒险”。他说：“我是指挥长，我不冒险谁冒险？” 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无不为他的精神风范所钦佩、所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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