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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近几年以来， 每逢“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网络上都会出现如下一类危言耸听的帖子：“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或者“九.一八”的历史真相等等，以极不严肃的态度演绎历史。如下图：
这类帖子的主要论点就是：沙俄借满清“义和团”排外运动之名而趁机出兵占领了东北全境，日本征得“清政府的同意”甚至是“清政府邀请”日本帮忙打俄国，于是爆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言下之意，日俄战争是日本帮清政府打的。并且日俄战争日本战死了十多万人（哪里来的数据？不得而知），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把俄国赶出了东北。而日本人却大公无私，将所占东北99%的地方都还给了清政府，“作为回报，满清政府与日本签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日本，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及铁路两侧林业产权归日本，簽約99年。并容许日本在铁路两侧驻兵保护，这就是日本关东军的来历！”。帖子假设东北若一直由俄国占领，回归就没有希望——利用人们对沙俄的贪婪强占中国领土的不满与愤怒而变成感激日本人的占领，产生日占比俄占好的结论。帖子进一步说：此后21年里中日“相安无事”（果真“相安”？纯属想当然），直到后来的孙蒋北伐、收回利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强行统一、收回东北等等，才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国民政府不遵守“契约”才导致了日本侵华......此后是一连串的假设，结论就是继清政府之后的孙中山、蒋介石国民政府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不遵守当初与日本人的契约，从而导致了日本人的报复，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由来。并据此推论，以后的卢沟桥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祸根都在这里！ 事实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满清政府与列国的关系，即满清末年的国际背景，尤其是满清与日俄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弄清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历史，最后再来看清“九一八”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免歪曲历史、以讹传讹。 其一、满清与各国、尤其与日俄之关系 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十五世纪末期的尼德兰，经英国而波及到了全世界，三百多年以后，也即十九世纪中期，终于波及到了统治着华夏大地的满清王朝。 满清王朝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王权至上、自给自足、祖传秘制，对外则闭关锁国，不与世界往来。而以英、法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则是典型的商工业文明，以开放的、商品交易的、独立个体经济与法律法规为保障的经济体系，此必以贸易、交易为主要手段，以契约、法规为主要保障。在整个十九世纪，商工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淘汰落后的农耕文明，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当西方列强到东方寻求发展的时候，两者发生冲突、战争，必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满清屡屡与西方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席卷世界、殖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如何应对？如何使本国从农耕文明转向商工业文明？这是各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此应对过程中，大约产生了以下三种路径：以英、法为首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以海外拓植、殖民掠夺为主要手段，即建立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推行英法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主要目标。紧随英、法之后的美国，因为后起、力量薄弱、及其特殊的国家理念则并不主张英法的殖民理念，而是主张以对等贸易政策为主。此主张在当时因为其国力微弱并未完全显露，而常常表现为美国随英法之后而获利为主。只是到了后来美国强大取代了英法老大地位以后才完全显示出来。而与英、法及美国不同的另外一条路径则是德国、俄罗斯与日本，这三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后起后发国家（德国1848年欧洲革命时始开始统一、俄罗斯1861年农奴制改革、日本1868年才结束幕府封建统治）。这三个后起后发的国家表面上像英、法、美一样都实行了君主立宪政治，都实行了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与英、法、美的立宪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而保留了极大的君主权力而削弱了议会两院的权力。因为其“后起后发”、因而不满于英、法早期的掠夺与殖民占领，积极要求“分一杯羹”，尤其在十九世纪奉行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影响之下，从而使其极其轻易地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 这三条路径、三种方法在十九世纪到达满清的时候，要求固然不同：英法以建立殖民地（要一块立足之地以便安全的进行贸易）、而后进行商业贸易，而美国则紧随英法之后，但主要仍以商业贸易为主，并无强烈的领土殖民的要求，反而阻挡、挟制英法等国的领土要求。但俄、德、日则就完全不同，他们则要求大片割让领土，甚至瓜分满清。十九世纪后期掀起瓜分狂潮的主要就是俄、德、日三国。而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尤以俄、日对满清危害最大。 而此时的满清政府已然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满朝文武几乎全然不知国际大势，更不了解各国之间根本不同的利益诉求，一味强硬的采取“闭关锁国”“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腐朽理念，导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启用汉族官僚（洋务派）以后，又被其自以为是的“以夷制夷”的伎俩所蒙蔽，愚蠢的玩弄小聪明而游走于列强之间，导致列强公愤，从而发生后期“八国联军”攻打京城、几近灭华的惨剧。此一现象，晚清官员郭嵩焘将其概括为：“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一直搞不清状况的满清王朝，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当沙俄占去了大片领土、新兴起的日本也大举侵华导致其大败亏输割地赔款的时候才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说明在此之前，朝野并未意识到真正的世界状况。 沙俄与日本，由于其领土、领海与满清的接壤，从而产生了地缘政治上的联系。沙俄自十八世纪以来累计占去满清大约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又觊觎满清整个东北及其附属国朝鲜。而此时新兴的日本也急于向外扩张，尤其向北（朝鲜、东北）、向西，也即向东亚大陆的扩张，因而，日本与沙俄的冲突，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他们冲突的目标，最后就落在了满清的东北及其附属国朝鲜。 而此时的满清政府已经腐朽溃烂、掌握着内政外交实权的李鸿章一味地妥协退让，并始终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联俄制日、联英制俄等等，结果将大片领土即国家主权拱手让出，造成被列强整体操控的被动局面。 其二、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自古以来即以中国为榜样，移植模仿中国文化与文明，与中国文明犹如一体。但在日本内部，则有部分怀抱着雄心与野心的士人，认为自蒙元灭亡中国之后，东亚文明的中心已移至日本，中华文明已经衰落，日本当取代中华帝国，担当起东亚文明中心的重任。尤其自西方资本主义商工业文明发生发展及其殖民触角遍布世界的时候，日本更应成为东亚文明的领头羊，率领东亚文明，抵制、对抗，甚至打败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而要完成这个宏大使命，则必须如英法那样成为强国、大国，而以日本狭小的国土、贫乏的资源以及恶劣的环境，断无成功之理。故此，日本历代有识之士皆主张海外扩张、谋求土地资源、谋求新的、更大的生存空间。由于朝鲜、中国与日本地缘上的特殊关系而成为日本最近的、最直接的目标。 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大清帝国惨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朝野震动。天朝大国被一个万里之外的蛮夷小邦打败了，日本人感到唇亡齿寒的危险。在日本朝野迅速形成抵抗（主战派）与投降（当时叫开放，即向列强开放港口）两种意见。一八五三年，美国佩里舰队到达日本，抵抗派一力主战，遂与美国舰队发生冲突，但力量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日本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也像满清帝国一样，与美国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敞开了大门。
（黑船袭来：美国佩里舰队到达日本） 彼时的世界所奉行的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从林法则”。日本人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要么进入丛林法则的游戏，或者成为强者，要么被蹂躏，并最终被淘汰。日本的上层统治集团藉此进行了长达十多年激烈殊死的争斗，终于在1868年明治天皇的领导之下，实行了“维新变法”、开放西化的国家战略。 日本明治维新废除幕藩封建体制、实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商工业文明，口号是“殖产兴业”、“自强求富”。最主要的还有继承了十六世纪以来的海外扩张战略，与西方列强一起，争夺“生存空间”。明治天皇的宗旨是：“布国威于四方”“开拓万里波涛”，要使日本成为亚洲强国，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日本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的争夺“生存空间”计划传承自十六世纪丰臣秀吉的海外扩张战略：丰臣秀吉于十六世纪末期统一了日本，建立了以武士为基础的日本封建地主的武装军队，并制定了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军事扩张计划。1592年，丰臣秀吉率兵16万侵略朝鲜，致书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人大明，使其四百州尽化吾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未能得逞。1597年再次率兵14万侵略朝鲜，也被粉碎。 但丰臣秀吉所制定的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的战略扩张计划使其成为了日本海外扩张与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历代的法西斯及军国主义分子就是沿着丰臣秀吉的扩张路线走下来的。
（丰臣秀吉：日本海外扩张战略鼻祖） 继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幕府政权，继承了丰臣秀吉的扩张理论和精神：日本“德化所及，朝鲜人贡，硫球称臣”。并接连涌现出许多日本的所谓“精英人物”：十七世纪的熊泽番山，即大力宣扬海外扩张及丰臣秀吉的征韩、侵华的丰功伟业，力主海外扩张；山鹿素行更是激进的“日本中心”（日本应该是世界的中心）论者。十八世纪的并河天民则创立了“大日本帝国”的思想：“大日本帝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硫球、南蛮诸国……”。经世学家本多利明主张：日本必须实行“开拓制度”：“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延至十九世纪，则产生了更为激进和激烈的扩张主义理论及带有近代军事思想的先锋人物：以研究日本军备、军事及日本海防而著名的倡导改革维新的林子平在其主要著作《海国兵谈》里，首次提出日本的全民性和民族国家性防卫和以此为目的的新的军事思想，并经对荷兰的军事、船舰、大炮的砑究，极力主张海国军备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海军，乃是日本近代海军的首倡者和奠基者，也是日本近代军事的奠基人物；左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蜜策》中宣称：“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而征服中国必先自满州始，进而提出了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战略构想和战略步骤。其《西洋列国史略》《防海策》等著作通篇贯穿着向外侵略扩张的思想。而比之稍后的吉田松阴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占领朝鲜、割取满州、收取台湾、吕宋诸岛，最后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和战略步骤。 总之，日本由丰臣秀吉开始的海外扩张与侵略的理论，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已经更加完善和完备，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战略化和普及化。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文明之父”） 除以上海外扩张理论与思想的影响与传承外，促成十九世纪中期日本明治维新及海外扩张的主要因素还有以下三点：其一、“脱亚入欧”论的盛行，号称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的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认为：日本欲图强大，必须摒弃东亚文明，也即儒家文明，移师欧美，全盘西化。若仍然固守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则必灭亡无疑。“脱亚入欧”论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理论、政府甚至军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二、“文明中心流动”说：以内藤湖南为主要代表。认为：人类文明、文化就像水一样，在不断流动，由低级到高级，由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新旧更迭，生生不息（此说与黑格尔、斯本格勒之人类文明发展、转移与取代说大致相仿）。代表东亚文明的中华文明，也即黄河流域文明，在宋明以后渐趋衰落，走向死亡。而东亚文明的中心与传承也在宋明时期开始，渐渐地流向了日本，日本终究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传承者和集大成者（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源头）。其三、“兰学”的长期启蒙：日本自德川幕府1633年“闭关锁国”开始，禁止日本人出国（包括回国），除荷兰、中国外其它国家的人和商船一律不准来日本，荷兰、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也仅限长崎一地。荷兰、中国的商人们在进行商业贸易时将其文化、风俗、科技、医术等等，偷偷带进了日本，尤其荷兰将西方世界最先进时髦的工商业产品、科学技术知识、医药学知识，尤其人文历史思想传播进了日本。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兰学馆”和“兰学家”队伍，他们启蒙日本的文化思想，传播西方文明。到1854年幕府“开港”，在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兰学馆”为日本培养了数不清的精英人才。后期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如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大九保利通、伊藤博文等等，几乎均是“兰学”弟子。
（日本长崎出岛“兰学”入口） 基于以上几种原因，明治天皇在“废藩置县”“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总方针指导之下，在推行其维新变法、尤其是对外政策时，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历史与现实的考量，制定了明治时代及其以后百余年间的国家战略计划，即向外扩张的所谓“北进”、“西进”战略（日本四面环海，惟向北向西可入朝鲜与满清陆地），后来逐步完善为日本最高国策即“大陆政策”，大略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满清），第五期征服世界（此政策为日本国家政策、最高机密，不为世人所知，一九二八年外泄，世界哗然）。这个国策得到日本社会、中下级武士、维新派中坚人士的大力拥护，这些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均是“大陆政策”、海外扩张战略的积极拥护者、坚定支持者和急先锋。
（日币万元版：福泽谕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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