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A.E.泰勒 著
赵继铨 李真 译
“没有人自愿犯错误”这几个字体现苏格拉底主义的核心。这是树的主干，从这里我们必须向下追踪到它的根部，向上追踪到它的分枝。
这句短短的话是信念的简洁表示，即任何道德上的缺点都有其在智力中的根源，是由于理解上的异想天开。换句话说——缺乏洞察力是道德上缺点的一个和唯一的根源。
鉴于这个学说，我们很容易理解苏格拉底是怎样地注定要赋予概念的明晰性以无限的价值。要看到这种对智力以及智力对生活行为的最高意义的过高估价是怎样在苏格拉底的心灵中形成的，那就比较困难了。可以肯定，努力做到用鲜明概括的概念和清晰的理解来代替不清楚的观念和模糊的猜测是整个那个时代(启蒙时代)的主导特征。那个时代在智力文化上以及把智力文化应用于阐明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主要问题上的热情，认真追求以自我学到的知识来代替传统，以受启发的思想来代替盲目的信仰——所有这些倾向，我们已经一再评论它们最富特色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记录人们被新的思想趋势错误导入的各种单方面的判断；例如倾向于对人类过去的非历史理性主义概念，特别是关于文明的开端和关于国家、语言及社会的起源。但是我们称之为那个时代的理智主义，在苏格拉底身上达到顶峰。
▲ 苏格拉底教导阿尔西比亚德 (巴恰雷利，1776)
在他的时代以前，人们认为：意志同智力一样，需要加以培养，培养的方法是奖励和处罚、练习和养成习惯。读者可以参考本书已经提到的关于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教育理论的论述。苏格拉底坚决主张，被亚里士多德称作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有行动都由智力决定。而智力是全能的，知道什么是对的然而却不服从那个认识，相信一个行动是错误的然而却屈从于推动它的动机，这种事情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不仅是可悲的和灾难性的，它完全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怒斥或谴责，而是仅仅否定那种他的同时代人叫做“被欲望战胜的”心灵状态。
罗马诗人给这种状态一个典型的语言刻画：“我看到和证明了较好的，但却跟随较坏的”。没有什么比查明和指责这个观点的片面性容易的了。更加重要的是充分和完整地认识包含在这个夸大其词中的真理成分，理解苏格拉底怎样把真理的重要一部分当成整体，并估价由伟大“单眼人们”中最伟大的人，把这个真理的被忽略部分置于最耀眼的光芒之中这件事对为人类服务的事业的巨大意义。
尽管苏格拉底否认其存在的心灵状态(即“被欲望战胜的”心灵状态)确实真正地发生，事实上它的发生是远比一般设想少得多的现象，那被激情克服的东西经常不是性格和信念，而仅是它们的相似物。思想清晰的缺乏、混乱的概念、对行为理由以及对训诫的整个规模和恰当含义的无知(从而对训诫作出含混和一般的赞同)。这些以及其他知识上的缺点，对于解释生活的最大祸害——原则与实践之间的分裂是大有好处的。即使这些知识上的缺陷不会完全摧毁性格的统一，它们也限制了性格的延续；正是通过它们，使得最相互矛盾的对立面得以和平地共处于同一个胸怀之中。正是缺乏明晰性和确定性造成了性格的脆弱和麻痹了它的抵抗力量， 给错误的动机提供了轻而易举的胜利，并且经常得出虚假的印象——认为招致失败的是攻击的力量而不是抵御的软弱。
我们甚至发现思想的混乱使得人们承认几个互相抵触的判断的最高标准。由此造成的灵魂无政府状态，没有比一位现代法国喜剧作家的话表达得加恰当，他让戏中一位角色说：“你说的是哪一种道德？它们有36种，有一种社会道德，它不同于政治道德，后者又与宗教道德无关，而宗教道德又与商业道德无共同之处。”
▲ 苏格拉底与阿斯帕齐亚之辩
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一切，断言正确思考是正确行动的保证，只有非常有限的正确性的范围。只有在行为的目的没有问题而唯一的疑问在于手段的选择时，才能严肃地做到这点。当目的由行动者的毫无疑问的利益所决定时特别是如此。农夫在他的田野上播种，驾驶员把着舵，工匠在他的工场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定把他们的意志对准尽可能好地完成他们面前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成功或失败主要地依靠他们的一般聪明和他们的特殊知识。在这种类型的情况下，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至少近乎真实。
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观念更能引起苏格拉底如此持久的惊诧，这个观念不断萦绕在他脑际，那就是在生活的一些从属的部门，人们或者掌握看透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清晰洞察力，或者认真地争取掌握这种洞察力，而在他们生活的较高事务中，也就是密切影响他们的祸福的事情上，就看不清这样的东西了，这种对比给了他强烈的印象，对他的思想的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他看到在所有手艺和行业中，智力的清晰使粗糙的工作和笨拙的工作有一个目的，他期望一旦个人和社会的生活被清晰的洞察力所照亮并由不含混的行为规则所规范时，会出现相似的进展，而行为规则就是有助于达到最高目的的手段系统。
“没有人自愿犯错误”。这句话有双重意义。首先，有一种信念：所有实际发生的无数缺点，来源于理解的不充分发展。第二个信念是第一个信念的基础并成为它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仅仅是行动的手段而不是行动的目的，这一点在人们之间存在分歧。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被设想为希望好的东西。人们彼此间的区别并非在于他们所希望的东西，而简单并唯一地在于他们实现共同努力目标的能力的大小完全依靠他们知识发展程度上的差异。
我们刚刚获得的解决办法还提出了另一个谜：我们圣人的这个道德乐观主义从何而来呢？他的信念认为每一个道德上的缺陷来自错误——决不是来自内心的堕落，其根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初步答复是这样的：他认为毫无疑问的真理是：道德上的善和幸福、道德上的恶和不幸福是不可分开地相联结的，只有接近于盲目的错觉才会选择第二个而拒绝第一个。这都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喜剧诗人埃庇卡摩斯的一行诗句，稍加修改就是在苏格拉底圈子中喜爱的语录：没有人自愿是卑鄙的，
违反他的意愿也不是幸福的。
在这里翻译为“卑鄙的”(wretched)那个希腊语词具有双重意义，试比较两个词组便能明了：“不幸的生活”(a wretched life)和“邪恶的坏蛋”(a wicked wretch)。这种语言上的含混给予这个乐观主义的信念以自明真理的外观。而其实，它千真万确地并不具有这种自明的真理。特别是有一个词组，它的双重意义尤其有意识地要引起这种幻觉。
▲ 喜剧诗人埃庇卡摩斯
希腊文“εύπράτιειν”，就像英语的“to do well”一样，是两个意思的共同的表达，一个意思是正确的行动，另一个意思是繁荣昌盛。这样，不仅没有实践经验的思想家被引向错误地把“做得好(well-doing)”和“生活好”(well-being)等同起来；行动的“善”，是指有利于行动者利益意义上的“好”和指有意推进社会目的的“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往往被抹煞。正如我们说到一个“坏”的性格，同时又说到“坏”的工具，或者“坏”的睡眠，同样地，在希腊语中也不乏谴责性质的形容词，它同样适用于一个不能使用的工具、一个对共同福利起相反作用的意志安排以及任何处于与本身的保存不相容的条件中的事物。因而，有许多段话里，柏拉图似乎考虑到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没有人自愿犯错误”，用简单提到的事实充分证明没有人自愿地选择坏的或有害的东西——这种推理方式完全忽略了我们刚才坚持的区别。不耐烦的读者也许预料到我们将要说的话。可能有必要对于某些语言使用的误导性质引起注意，不可能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根子。并非因为语词的含混或者因为在有联系的概念之间缺乏精细的识别能力，使我们期望有新的、有活力的和丰富的生活哲学出现。如果苏格拉底坚持美德与幸福的同一性，无疑他这样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他在他自己的经验中发现它们是同一的，这不是他同胞的语言，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在这里对我们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