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香港》：把张爱玲作为方法

一九三九年，未满十九岁的张爱玲入读香港大学，两年半后亲历了香港之战和沦陷。带着香港经验“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回到上海开始写作，以一系列“香港传奇”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锐女作家。《缘起香港》聚焦张爱玲与香港的渊源，以档案数据为佐证，还原模糊的历史影像，厘清一段战乱时期的人文经验。

《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 

黄心村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

张爱玲贯穿一生的世界主义视景源自大学时代的基础人文教育。港岛山上或澄澈或浓烈的视觉印象，炮火下密集的阅读经验，多语言和多文化参照系的汇流，殖民现代性的纷繁呈现，以及战后从香港重新出发的漫长的漂流生涯，都刻在她写作生命的基因里。张爱玲的香港经验直指内心深处的清冽和柔软，更有一种尖锐和酷烈，构成她文字中最震撼的灵魂。

是什么让张爱玲成就了传奇？是什么让她成为后世研究的学问“张学”？张爱玲在香港的这段经历又带来了什么影响？面对这一串串问号，现居香港的资深媒体人金敏华采访了《缘起香港》的作者、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心村，听她讲述书写本书的“命运召唤”，并带我们重新发现一个“耳目一新”的张爱玲。难怪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盛赞《缘起香港》一书“为'张学’及香港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突破”。

01

命运的召唤

香港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黄心村将这本“本来没有要写”的新著的出炉，称为“老天给我的活儿”。

长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担任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黄心村，五年前离开北美学界移居香港。

“转到香港来之后，居然是在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文学院任教，两年前正好是张爱玲百年诞辰，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我得做些什么。”黄心村先是2020年9月在线推出“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后来香港疫情稍微缓和，又在冯平山图书馆做了实物展，但是很快关闭了，因为疫情又回来了。文献展只呈现了我（数据）挖掘的一部分，其他的内容我就想做进一步的梳理研究，就开始写了一系列文章，一发不可收拾，两年的成果就是这一本《缘起香港》。”

冯平山图书馆的一层书库，1938年

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缘起香港’就是说张爱玲创作的源头是香港”，黄心村解释：“她如果没有到港大念书，也会是一个作家，但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家；她之所以成为张爱玲，香港这段经历特别特别的关键。以前之所以没有人说，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被早一点发现，资料是一点一点到处散布的，非常零碎，大部分上面不会有一个张爱玲的标签，说这有一个完整的张爱玲档案给你看，没有这么一个东西，要把它发掘出来、归总起来。”

张爱玲

战火当然摧毁了很多东西，战后校园重建也丢弃了很多文件，但幸运的是，张爱玲的成绩单和学籍记录居然都留下来了。黄心村凭借十九岁的张爱玲戴的那副有着很厚镜片的牛角框眼镜，把她从1940、1941年两个秋季港大文学院师生集体合影中找了出来，“集体照放在那里，那么多年没有人在里面寻找张爱玲，结果被我发现了，我特别高兴，做了各种各样的确定……你看是同一副眼镜。”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的成绩单，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继续挖下去，她发现更多和张爱玲有关的资料信息：张爱玲在大学二年级获得的奖学金的源文件纪录，张爱玲所住的港大女生宿舍的文字和影像记载，历史教授诺曼∙佛朗士的照片和档案资料，文学教授许地山的珍贵手稿，好友炎樱及家人在港大就读的相关文件……“2020年大半年这个校园是死静死静的，我就在档案馆里，看到的每一页资料好像都在跟我说话，说这个事情可以做可以做，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做，它一定是等着我，我感到一种命运的召唤。”

黄心村考证出张爱玲从前居住的港大女生宿舍，这是在成为女生宿舍之前的建筑样貌。摄于1930年代。亚历克·库珀（Alec Cooper）私人收藏。

02

《烬余录》是本书写作的源头

1939年8月，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张爱玲，因为欧洲的战事，无法去伦敦大学上学，在开学前转到了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历史，辅修中文和翻译，两年四个月后港战爆发，香港沦陷。五个月直面战争的亲身经历，带给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烬余录》）。1942年5月她回到上海，以新锐女作家的姿态一跃成名。

“张爱玲在上海一鸣惊人，历来都觉得是一个奇迹，其实背后有它的历史原因。她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成名？她的写作定位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定位？她有怎样的一个文学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为她日后脱颖而出做出了怎样的铺垫？所有这些疑问，跟她在香港的经历太有关了，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回到上海之后一夜成名。”

黄心村强调，张爱玲在香港所储存的那些人文素养，“是她写作的基因库，而这个基因库是在香港建立的；直面战争对她的人生来讲，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回到沦陷了的上海，她无须面对生死，也没有那种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那里。在香港遇到的那种濒临绝境的战争经验，对她影响特别大，是一辈子都没法摆脱的人生经验。战争让她觉得要赶快、要抓住眼前的瞬间，是她成名的契机。成名对她来讲就是把所有的经验诉诸文字，而且是飞快地诉诸文字，这样才能抓住时机，这个紧迫感是因为在香港的这两年多、不到三年的经历。”

黄心村第一次看张爱玲作品，“看的是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版的《传奇》，开始看就被打中了，怎么还有人这样写？”那时她在北大中文系，“我们都觉得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人？”本科毕业后，她继续在北大读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随后赴美留学。

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封面

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版，黄心村藏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的张爱玲。那时候李欧梵老师正好开一门张爱玲研究课，课堂里有不少人——十几个人的研究生课是很大的课，不少是比我年纪大很多的老大哥，比如说许子东，还有陈建华、孟悦都在班上，他们早就已经开始了对张爱玲的研究。后来才知道，其实张爱玲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她就住在（洛杉矶）西木区。”黄心村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就这样开始了张爱玲研究。

写完论文，专著出版，黄心村觉得可以不用做张爱玲了，“就是告别了，去做别的题目了”。她承认，虽多年没再研究，但“大家仍把张爱玲研究者作为我的第一标签”，“以前觉得上海时期的作品是张爱玲最好的作品，那时这些材料都没有出来。后来发现离开上海后，她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作家，她的后期写作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再那样讲，现在我认为她的晚期作品《小团圆》真的是杰作，《红楼梦魇》也是晚期代表作。”

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黄心村把张爱玲研究重新捡了起来。并且因为新数据的“出土”，重新回到了张爱玲的经典文本，“也回答了很久以来我自己关于张爱玲的诸多疑问”。

这中间，《烬余录》被她视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散文，“《烬余录》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Index（索引），它就像一个源头，告诉我说，'缘起香港’是有道理的。尽管只有七千字，但它非常丰富，每一段你都可以把它打开，它就像一扇一扇的窗户，每一扇都可以打开，

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这么丰富，比如说她写她的历史老师佛朗士，我去查佛朗士，然后就'哗’地打开了一扇窗户，又是一个（新）世界；她写她战后在香港街头去找吃的，吃冰淇淋，都是冰渣渣，她怎么写吃的，又'哗’一扇窗户打开了，它是一个提示、一个suggestion，告诉我要从哪些方向继续去挖数据，这些数据上面并没有写'张爱玲’三个字，但都跟她有关系。把这些都拢总起来，你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了。”

香港大学文学院师生联谊会，1941年秋季，张爱玲位于第三排右5。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03

不是目的是出发点

黄心村认为，《缘起香港》虽然是关于张爱玲的，但张爱玲不是目的，“我越来越觉得张爱玲是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从她出发，她提供的是一条道路，她说你要这么走，然后给你一个角度、一个立场、一个方法，你就往那个地方去挖。”

书中她用了三万多字描述Stella Benson（斯黛拉·本森）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写得最长的一章”，李欧梵更将这部分内容称为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推许是“'张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之前李欧梵老师说过斯黛拉·本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1944年张爱玲在女作家聚谈会上说了一句话，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就此成了历史悬念，所有人都在引用这句话，但没人说得清本森到底是谁？写了什么？跟张爱玲有什么关系？”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人做这方面研究，因为本森在英国文学史上已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她的作品三四十年代后就未再版。

“她的作品其实非常多”，黄心村花了大半年时间把它读完，“不仅读她的作品，还要把她放到英国文学的历史背景上去梳理。再去看，张爱玲为什么没有提比她更有名的那些同时代作家，比如Virginia Woolf（伍尔芙），偏偏要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作家）说是她最喜欢的呢？把这些都做了，要花非常多的功夫，没有快捷方式。”

黄心村的解释是，“她无法忍受人家把她肤浅地跟某一位西方作家并排放在一起，比如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张爱玲擅长心理分析，一说到心理分析，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说她是中国的伍尔芙，这是她最讨厌的。她不可能没有读过伍尔芙，对一个醉心写作、立志要成为作家，而且是立志在英文世界成名的年轻女性来说，当年不可能没有读过伍尔芙，但她就是一个字都不提、拒绝提，偏偏说外国女作家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提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这就是她。”

1920年，本森在香港拔萃男书院任教时与学生合影。

籍籍无名的本森之外，则有张爱玲的中文老师许地山教授——“这个人绝对是个大师”，黄心村说，可是我们对他了解太少，“许地山可了不得，课堂上教的东西，我都不敢想象有多么丰富、多么独特，他教的不仅是文学史，还有宗教史、文化史、视觉文化史，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史都融汇在一起，以今天的眼光看是用一种Interdisciplinary整合的、跨学科的眼光呈现中国文化。”李欧梵认为，黄心村写这一章，以极大的功夫，把许地山多彩多姿的学术研究带进张爱玲的框架。“港大的中文系，自从许地山当了系主任之后，才真正上了轨道。”他甚至悬揣，许地山与陈寅恪老友见面，“他们谈的是什么？这可谓是学界佳话，可惜两人在港大同事的时间不长，1941年许地山积劳成疾，突然去世，陈寅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历史讲师佛朗士。李欧梵的说法让人忍俊不禁之余未免有几分唏嘘：“佛朗士一生没有留下一本著作，好在有个港大的学生张爱玲提到他。下一个纪念他的作者就是黄心村了。”他又好奇，“港大中文系的师生合照，佛朗士竟然也出现，而且坐在陈寅恪旁边，天知道他们二人当时搭讪的话题是什么？”

回到黄心村“张爱玲是出发点”的观点，“虽然写的是张爱玲，但同时挖掘的是别的那些在历史上被遗忘了的、或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人物。另外还涉及到香港很重要的一部分历史。”包括三十年代香港大学那段历史，“我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香港沦陷是在1941年12月，整个1930年代在香港大学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年，它深厚的人文传统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张爱玲很幸运，她1939年来这里念书，正是在港大一个空前开明的时光，老师是最好的老师，上的是最好的课，可惜没有念完，1941年战争爆发，但说可惜也不可惜，这让她有了直面战争的经验，你根本不会预料到会有那样的刺激，对整个人刺激之大，让她回到上海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就爆发出来，才华散发出来。”

张爱玲港大学籍登记表。香港大学档案馆藏

04

通过她看到1930年代

香港人文大环境

黄心村来香港不过五年，“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切身感觉到香港的特殊性。把张爱玲和香港放在一起，香港对张爱玲意味着什么、张爱玲对香港意味着什么，两相对照，不得了，这是个大题目！”

她进一步阐述道，“对张爱玲来讲，香港的人文大环境是她的写作基因库，战争是她人生中举足轻重的里程碑式事件，直接促成了她成为一个作家；而对香港而言，张爱玲照亮了1930年代香港的人文大环境。自她1939年来到港大，她就把整个三十年代的人文环境，尤其比如说她的中文老师（许地山）所带来的一种世界主义人文观，她的历史课老师（佛朗士）所带来的近代史观，教会了她用一种扼要的眼光看待大历史。”

许地山与女儿许燕吉合影

引自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香港中和出版，2014年），页34

在黄心村看来，1930年代香港的文化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许地山为代表的南来文人带来的人文复兴，这些南来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一个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还有一个对张爱玲非常重要的是殖民地的阅读文化，里面的文本非常丰富，除了经典文学之外，还有很多中等趣味的文学，都在她的视野之中。“通过张爱玲，其实我们看到的是1930年代整个香港的人文大环境。通过观照张爱玲和香港的关系，就把1930年代形成香港人文大环境的两大渊源给照亮了。”

张爱玲一生三次告别香港。第一次到香港是青涩的大学时代，“然后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开始写作生涯”；第二次离开是一九五零年代，“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香港（对张爱玲来说）其实是个中转站，她通过香港到的美国”；第三次则很短暂，“一九六零到一九六一年间，因为给电懋影片写剧本，张爱玲回来了几个月，最后一别也是诀别，她当时没有意识到。在一九八零年代重新写《重返边城》时，张爱玲在文字里面跟香港做了最后的告别，看了那一篇之后，谁都会觉得有说服力，就是香港对她的重要性，一别、再别、三别，最后是文字上的诀别，这一层一层的告别，都是在她人生不同的阶段。缘起香港既有她从香港出发，也是告别香港的意思，我的这本书也是献给香港的。”

从杭州到北京然后到加州，从UCLA到伯克利再到麦迪逊，最后伫足香港。黄心村在香港半山行山时也会注意张爱玲当年看过的花，“植物在她的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她笑称。对黄心村来说，香港是意味深长的，“虽然待的时间没有很久，但蛮有感情的。如果我不到香港，根本不会做这个题目，就没有这本书了；不到香港就不会站在这个角度，就不会看到东南亚——我在美国看不到东南亚，香港根本就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门户上面，我现在视野里有东南亚，我觉得对我将来的研究是一种开拓，对我的视野、对我的经验是一种开拓。”

她将新书视为“反馈这几年我在香港所学到的”，“虽然我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每天都还在吸收、学习新东西。通过这本书，我想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多么重要。从张爱玲出发，也是从香港出发；从香港出发，我们看到的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有，有中国传统，有西方、有各种各样的漂流经验，有战争有动乱，也有个人奋斗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南北交流，对我来讲，这里是异乡，但不是一个一般的异乡，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黄心村说，哪里都是张爱玲的异乡，她根本就没有故乡；“我还是有故乡的，不过这故乡很遥远，也是哪里都是异乡，换个角度来讲，哪里都可以待下来。至于我的世界是什么？感觉这两年我的世界真的就在文字里面，文字里的世界是开阔的，它不受隔离什么的限制。我觉得张爱玲当年很可能也是这样子，哪怕（冯平山图书馆）上面炮火隆隆、她在下面读那些明清小说，居然读进去了，居然读到一种开阔的境地。”

延伸阅读

独创文学语言

源自文学参照系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 · 第一炉香》《心经》《倾城之恋》《半生缘》，何以尽是男女之事，从无家国情怀？黄心村直言，张爱玲早就说得很清楚，我不写家国情怀这种东西的。《烬余录》里面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虽然是在战争环境里，她的战争叙述里是没有英雄的，看到的都是小人物。“对于时代，她的切入角度非常独特，这就是张爱玲的价值。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小奸小坏，没有大是大非。这是她的现实主义，因为对她来说，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必要把它放大到一个不真实的程度。”

黄心村指，张爱玲所说的真实，“肯定是细节上的真实”，换言之，“小说可以是虚构的，不管长篇还是短篇，甚至散文其实也有虚构，但架构可以虚构，里面的细节却必须绝对真实。”

黄心村强调，张爱玲做到的这种真实“是用一种我们觉得非常奇异的文学语言把它表现出来，你才会觉得她特别有吸引力”，回到她的“文学基因库”说，黄心村指，这种文学语言是现有的文学语言里所没有的，完全是她独创的文学语言。“之所以能独创出这么一种奇妙的、感官非常丰富的多层次的文学语言，跟她的文学参照系有关系，那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文学参照系，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东西，肯定不是一加一，而是像化学反应一样，产生一种杂糅出来的东西，所以是独特的。别人想不到，但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一种绝对的真实，所以才会切中你。”

她举例说，《封锁》里写“逐渐渺茫”的人声，“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声”，“你看有多少层？是那种芦花枕头里面的草的材料，发生摩擦所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又是在睡梦中听到的，那么一层一层地写出来，你觉得怎么这么复杂？可是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一种绝对的真实。我跟学生分析过很多次，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很多这样的细节，我觉得跟她文本参照系的丰富和多层次有关系，所以她说攫取各种养料的时候，自己没有任何限制。她的故事没法复述，你必须从她的语言层次去感受它。”

黄心村称张爱玲代表的是“现代汉语写作传统中的另外一个传统，就跟鲁迅不一样的一个传统，她的重要性就在此”。不过她认为，张爱玲跟鲁迅并没有那样的不一样，“（大家）都把她作为（鲁迅的）对立面来看，其实她十几岁时也是读鲁迅的，而且她是喜欢鲁迅的，她喜欢鲁迅的杂文，他们两个没有对立到那种程度。因为有她在，你可以发现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的现代汉语书写传统，也才知道我们可以走得多远。”

笑假爱玲语录 

“低到尘埃里”无以为真

问黄心村教授，怎么看待现在网上流传的“假爱玲语录”现象，有一些根本就是毒鸡汤？她一笑置之，“这种现象不过是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真的通读了张爱玲，就知道第一，这些所谓的语录就不是她的说法；第二，她好像是说过，但其实是她小说里人物的一句话；还有根本不是她说的，是别人说她说的，比如胡兰成说的她写在照片后面的那句话，什么'低到尘埃里’，这张照片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无以为真。大不了这三种可能性，你熟读张爱玲的话，看见这个东西也没必要气愤，假语录多的是，何止张爱玲假语录？”

黄心村 

香港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曾长期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任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涵盖二十世纪华语文学、东亚跨文化研究和视听文化研究。与张爱玲研究相关的著作包括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与通俗文化》）和 Written on Water: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Eileen Chang。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被视为张爱玲研究领域的新突破。

金敏华

逾30年媒体生涯，曾居深21年，现居香港。着有《百花里的物质生活》（与晓昱合着）《波托菲诺现象》（与史建合着），编着有《大航海时代》《拥抱蓝海》《逐风而行》等反映深圳帆船文化相关书籍。

编辑 | 伍岭 罗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