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1月，上海广播器材修造厂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是北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派来的卢克勤同志(备注）。在职工晚会上他自我介绍，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司机，后来主动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他工人模样，热情洋溢，带领大家唱起《我们工人有力量》，博得多数职工的好感。（1989年卢克勤到咸阳，参加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的产品鉴定会，在饭桌上他对当时厂长马新说：“解方初，我到上海接收修造厂“时，裤兜里装着勃朗宁手枪的，并指着我说，他那时是红小鬼。）。
与他第一次接触的是“棉大衣事件”。那年冬天“厂管组”考虑学徒工待遇低，天气冷，配发一件劳保用品的棉大衣。不料，很多工人师傅也纷纷提出要求发棉大衣，还牽涉到全体职工；为了减轻工厂负担，不让“厂管组”为难，许宗鼎与我带头发起和动员学徒工自愿不要棉大衣了。这时，卢克勤同志找许宗鼎与我谈话，提示这可能形成学徒工和老职工的对立，学徒工也未必都愿意；劝阻了这个行动，学徒工棉大衣还是照发，其他不了了之。这大概是我当时有“左倾幼稚病“，得到卢克勤同志帮助克服。
照片：1949-1950冬天，在虹桥路”修造厂“，许宗鼎、凌瑞榠、我（中间）、张承悌、吴永谦穿着棉大衣合影。春节后，工厂和工会派我参加上海市总工会举办的工人学习班，地点在徐家汇体育馆。全上海各大工厂都派代表参加，人数很多，食宿就在体育馆里的座位上，晚上有的就睡在地面，早晨起来，大家冷水洗脸，精神抖擞。学习大会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作中国和上海工人运动史的报告，还有介绍“二七大罢工”林祥谦烈士的报告，听到烈士慷慨就义的情节，人们热血沸腾，印象深刻。
转载照片：“二七大罢工”林祥谦烈士 1950年2月15日”修造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有凌启伟，许宗鼎、吴永谦（备注）、钱学琪和我等19人参加和公开活动。
照片：解放军接管组王元石回忆录：工会，青年团成立。
照片：北京广播器材厂四十周年时，原解放军接管组王元石回忆青年团成立名单。不久，卢克勤同志在晚会上向职工宣布;工厂将搬迁北京（备注），目的之一是维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厂中心任务转移到迁厂的工作上来。他鼓励大家说：你们今后多是国家的干部和骨干，还要准备接收台湾。会上很多人高兴，也有人不高兴。会后大家议论纷纷，大多数人相信共产党，愿意去北京；担忧的人说：“北方寒冷，吃不到大米，吃的是喂鸟的粟米。”个别职工不愿离开上海，后来就没去北京。
照片：迁北京命:1，2
照片：迁北京文件，有新闻总署胡乔木，范长江等署名 二月六日，台湾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上海，开展了“反轰炸“斗争，促进了大家搬迁北京的决心和行动。卢克勤同志在晚会上向职工进一步动员，讲了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工厂东迁西伯利亚时，在火车上工人还继续进行生产的动人故事。我们也跃跃欲试很激动！
转载照片：苏联卫国战争东迁接着，三月份，卢克勤带领二十几位职工，零部件工场和总务人员，第一批先去北京安排，其中有潘汉琪和我弟弟。四月，派我们装联组学徒工到仓库帮助进行器材的包装工作。 主管器材的有高仲华（备注），杨时伟，董云峰（仓库保管员）。高仲华设计订购了一大批标准包装木箱，能容纳各种大小的器材，到北京后，还可以堆置利用作材料架子。仓库重地，闲人莫入，里面有大量进口的当时很稀缺和宝贵的无线电器材（备注）；他们提前把各种器材妥善包装放置在箱子里，高仲华统一分类编号登记；我们是帮忙钉箱子和搬运，有的很重，就在地面小心地翻滚。这几个临时工，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团员，自觉、积极主动的劳动态度，早来晚走，不图什么，只是为了共同的迁厂任务的精神风貌，受到了好评；学徒工也从老职工身上，学到了兢兢业业，爱护器材的敬业精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