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为什么是圆的？ ——两张东西方古地图中隐含的跨文化对话的故事 文 / 李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壹 第一个故事： 为什么意大利的《弗拉·毛罗地图》中有一条通往中国的秘径？ 1459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罗（Fra Mauro，意为“毛罗修士”）为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五世（AlfonsoⅤ，1432-1481）完成了一件巨大的圆形世界地图（239厘米×229厘米，图1）。这位阿尔方索在史上素以“非洲人”（o Africano）著称，因为他既是他的叔叔“航海者恩里克王子”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也是北非的征服者，为葡萄牙和欧洲的大航海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这项事业以约30年后的1488年，迪亚士率队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往西航行发现美洲；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标志着欧洲人主导的历时两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而弗拉·毛罗绘制的这件世界地图，则以其蕴含的跨文化信息和独特的视觉表达，极有可能为促成这一时代的到来，做出过隐秘的贡献。  图1 《弗拉·毛罗地图》 250 × 250 cm 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1459  图2 《天下总图》 木版本，31.5 × 16.2 cm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館藏品，5530号 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地图的方位。与中世纪“T-O图”以东为上、晚近的“波特兰海图”以北为上均有所不同，《弗拉·毛罗地图》（以下简称《毛罗地图》）的方向是以南为上，这使它在直观上非常类似于一幅伊斯兰舆图；另外的一些细节如非洲的南端朝东、印度洋呈开放状，与东部的大海（太平洋）连接在一起等，都显示它受伊斯兰舆图强烈的影响。 其次，是它有关亚洲和东方的具体地理知识和内容，绝大部分来自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蒂（Niccolò de’ Conti，1385-1469），以及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1286-1331)等亲历过东方的旅行家。如地图上第一次画出了马可波罗提到的“西潘戈”（Ciampangu，即“日本国”）；提到大都旁边一座横跨“普里桑干河”（Polidanchin）、有狮子和石拱的美丽石桥，显系马可波罗笔下的卢沟桥（图3）；如非洲南端迪布角附近，在两艘船旁边这样的榜题（图4）： 航行这一海域的大船或称中国式帆船有四桅，其数目可增减，有40至60个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它只有一个舵，不使用指南针，因为有一个天文家独自站在船的高处手持牵星板发布航行命令。  图3 《毛罗地图》细节：卢沟桥  图4 《毛罗地图》细节：两艘船之间的榜题 其中前一段信息也来自《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1章；后一段则来自1415-1439年间在东方行商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蒂的旅行回忆录，后收入人文主义者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编辑的文集《论不同之福运》（De varietate fortunae, 1447）。而很多地名，则是根据鄂多立克《游记》的版本来记录的。 以上所论已多为前人述及。下面根据本文的思路，提供几点自己的观察。 第一， 视觉整体性问题。与《加泰罗尼亚地图》内蕴的多重视角相比，《弗毛罗地图》最鲜明的特色，是它尺幅巨大的圆形构图，和以垂直方式放置而给予观众的那种视觉整体性。据笔者的亲身体验，画面的中心基本上与正常身高者眼睛所在的位置接近，意味着整个世界在观众面前一览无余地展开。而其中，一个很容易被熟悉以北为上的现代观者所忽视的角度，即图中欧洲与中国恰好处在最佳的观赏位置上，并恰好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形成并肩而立的对位关系。与《加泰罗尼亚地图》相似，地图中最富庶和繁华的地方，也被布置在亚洲，尤其是到处可见壮丽的宫阙和城市、美丽的石桥和帐篷的中国（Chataio），以及大都（Canbalech）、杭州（Chausay），泉州（Zaiton），还有“黄金作顶”的“日本国”。而大都和卢沟桥所在的位置，正好和左下角的伊甸园处在同一条对角线上，也暗示着现实的东方即最接近伊甸园的地方。地图还以一种纯粹的图形和视觉语言，展现出它所理解的存在于欧、非、亚三洲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图5）：处于右下方四分之一半圆中的欧洲，以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为主体，形成一种向上和向左旋转的态势；这种态势过渡到右上部分四分之一半圆中体量更大、形如一瓣锐利扇叶的非洲大陆，似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放大；进而形成向体量更形硕大的亚洲大陆（更大的一瓣扇叶）运动的态势……在整体构图中，向亚洲和中国出发的运动态势，正是欧洲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  图5 《弗拉·毛罗地图》解析图 第二， 相同的船。前面榜题中提到的“中国式帆船”，意大利文原文作“çoncho”，人们更熟悉的表述是“junk”（英文）和“jonque”(法文)，日文则音译成“戎克船”。葡萄牙历史语言学家达尔加多（Rodolfo Sebasta o Dalgado）认为，该词的语源是汉语的“chuen”（“船”），言之成理。这种船的实体即马可波罗在《行纪》中描写过的那种中国特有的、船舱分成40-60格的平底海船；一般外文词典（如《英汉大词典》）将“junk”（即意文“çoncho”）译作“中国式帆船”，无疑是正确的。《弗拉·毛罗地图》中存在至少四种不同船的画法，而“çoncho”即其中之一（图6）。从图像中，可以清晰地区别出“中国式帆船”（çoncho）与其他三种船（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式）之间的差别，即它往往显得更大也更豪华；有三到四个桅杆；其船体部分画出了两层舷窗，此亦为四类船中所仅见，似乎暗示着榜题中提到的分割成40-60个之多的船舱？很多学者无谓地为这类船是否是真正的中国船而争执不休，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并无关乎绘制者是否真的见过中国船，或能否画出这类船，而在于绘制者心目中是否有意识地区别这四类船，并认识到这类船与中国有关？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以上特征均可见于马可波罗的文字描述；其次这些船出现之地亦有明显的规律性，即它们只频繁出现在两类地方：中国附近海域；和非洲南端附近的海域。第一类地方均围绕着中国的海岸线，从大都附近的黄河出海口，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第二类地方则从印度洋一直绕过地图中的迪布角，到达大西洋。至于第二类地方，有必要引用一下地图中另一处明确提到“çoncho”的榜题： Circa hi ani del Signor 1420 una nave over çoncho de india discorse per unatraversa per el mar de india a la via de le isole de hi homeni e de le done defuora dal cauo de diab e tra le isole verde e le oscuritade a la via de ponente ede garbin per 40 çornade, non trovando mai altro che aiere e aqua, e per suoarbitrio iscorse 2000 mia e declinata la fortuna i fece suo retorno in çorni 70 finaal sopradito cavo de diab... 约在主年1420年，有一条海船又称印度中国式帆船穿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女岛，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之间，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了40天，除了水天一色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估计，船行约2000海里。此后情况不妙，该船便在第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  图6 《毛罗地图》中船只形状比较： 中国式帆船；阿拉伯帆船；欧洲式帆船；印度式帆船  图7 《过洋牵星图》中的郑和船队帆船  图8 《毛罗地图》细节： 好望角以西非洲西岸一艘停泊的船 图8中出现的船即榜题中提到的“印度中国式帆船”（çoncho de india），正出现在越过好望角（榜题中的“迪布角”）之后的非洲西岸上，“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了40天”和约“2000海里”。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指的“约行2000海里”，是指船只从这个位置开始，还是行程已经结束。但图像上船只的空帆状态却明确告诉我们，船舶已经停航——这是一次未竟的事业，它以失败而告终。“印度”一词，在当时泛指印度洋及以东的全部东方。学界对这段榜题意义的阐释太过于感情和意气用事。自从英国退休海军上校孟席斯的业余历史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Gavin Menzies, 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Bantam edition published,2003）出版以来，被孟席斯据以作为证据以说明，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时绕过好望角并发现了美洲大陆的这则史料，却在中国严肃的历史学界招致了截然相反的、被过于低估的待遇。几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为了反驳孟席斯的“谬论”，对于地图中“中国式帆船”图像中明显的独特描绘，它与同时代郑和“宝船”图像的某种相似（图7），以及它与其他地域帆船外貌的迥异（图6）全然不顾，努力证明它们仅为“欧洲十五六世纪的帆船”或者“阿拉伯人的船只”，实在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确乎并不能如孟席斯那样，仅凭这些“中国式帆船”的存在就证明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但此处图像与榜题文字都足以证明，这一从大都入海口一直延伸到非洲南端的“航线”，早已是一片“中国式帆船”可以自由游弋与往来的大海。这一“航线”不仅与已知郑和船队的航线大致保持一致，而且显然得到了当时欧洲人，尤其是图像制作者包括赞助人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透过东方人在这一领域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欧洲人将会看到自己深层次的欲望和想象。 由此就引申出我们的第三个重要的观察：自由贯通的水面。不应忘记，《毛罗地图》绘制完成的1459年，正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开拓者恩里克王子去世之前一年，也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第一波高潮或其准备阶段结束之时。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欧亚大陆的交通彻底中断之后，葡萄牙的时机到来了。从《毛罗地图》上可以发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一隅的小小葡萄牙，其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地图东西轴线西端上面向非洲（尤其西非）的最前哨。当时葡萄牙一方面通过基督教的“收复失地”（Reconquista）运动，从摩尔人手中率先收复了国土，另一方面，则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被它的强邻西班牙彻底隔绝于富庶的地中海世界，它的前景似乎只有眼前浩瀚的海洋一途。地图上的欧洲部分，波罗的海和北海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欧洲式单桅双帆帆船在航行；地中海上，则可以看到既有单桅双帆的欧洲式帆船，也有单桅单帆的阿拉伯式帆船，这与实际情况若合符契。此时，葡萄牙对非洲的探索，已逐渐从北非转移到西非的几内亚湾地区。后者虽然在《毛罗地图》上得到了较准确的表现，但几内亚湾以下部分，则纯属欧洲人的未知之地；故在地图上，这部分被错误地处理成一个并不存在的巨大半岛。同时这部分水域除了一艘船，没有任何其他船只出没于此——意味着这只船以下（南）是一片未知的海域。事实上，这片未知的海域并不限于几内亚湾，而与一个更大的海域联系在一起。地图已经告诉我们：从中国到非洲是一片已知海域，因为那里到处都有“中国式帆船”出没；从北海、地中海到几内亚湾也是一片已知海域，因为那里到处是欧洲和阿拉伯式帆船在游弋。几内亚湾内只有一艘船，它明显是一艘欧洲船，被有意画成表示停航的空帆状态（图9），其位置正好与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逡巡不前的地方重合（地图上标识为“埃塞俄比亚海”）；而在地图的一处榜题中，也明确提到葡萄牙人已经航行到非洲西部与摩洛哥经度相同之处。空帆处理绝非偶然，让人明显联想到上面作者处理非洲南端中国式帆船的方式——以船只的停航来表示中国式帆船势力范围的极限；而这里，则是欧洲式船只势力范围的极限。而在两艘空帆船只之间，即从几内亚湾到非洲南端，则是一片未被探测过的海域，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帆船航行的踪迹（图10）。  图9 《毛罗地图》细节： 几内亚湾一艘停泊的船  图10 《毛罗地图》细节： 从几内亚湾到非洲西段以两艘停船为标志的未被探测的海域 把以上三个水域连接在一起，正是从中国一直到欧洲那一片自由贯通的水面；反过来，从西非的几内亚湾到非洲南端，也是从欧洲到达中国的一条秘境。因而，图像作者想要告诉他的读者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什么是葡萄牙人的使命？难道不就是首先跨越两艘停航船只之间的鸿沟，进而追随中国人的脚步，在中国人停止或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地图不正是在用毫不含混的图像语言，指出一条从非洲西部到印度洋的秘径，诱惑着葡萄牙人进一步南下？诱惑其穿越中国人曾经穿越的好望角，融入更大的水面，进而与中国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们知道，30年后，正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7年穿越了好望角，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份答卷；再11年之后，另一位葡萄牙人达·伽马紧随其后穿越印度洋，与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古特，为此补交了第二份更加完美的答卷。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毛罗地图》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把问题的答案，编织在其细密的图像织体中了。 而在这两个年头之间，则是哥伦布于1492年对于美洲的发现。今天的研究已经能够证明，促使哥伦布西航的主要动力，与葡萄牙南航一样，都是为了寻找到通往“遍地黄金”的中国和日本的道路；因为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如若往西开辟一条贯穿东西的航线，那么，从欧洲当然可以直达中国。把葡萄牙的路线与哥伦布的路线结合起来，即是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 1474年6月25日，在《毛罗地图》呈交给阿封索五世的15年之后，有一封信递交给了同一位国王的忏悔神父马丁内斯（Martinez de Roriz）。信的作者是佛罗伦萨医生、人文主义者保罗·托斯卡内尼（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他在信中提到四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第一，他曾给阿封索五世寄过一张“亲手绘制的海图”，上面画出了从北方爱尔兰一直到非洲几内亚湾的“西海岸线”；但他同时指出了一条向西的航线，可以直接到达“印度”（指“中国”）；换句话说，无论往东还是往西，这些被欧洲人渴望着的“充满香料和宝石的国度”，同样都可以到达。 其次，在教皇尤金四世在位期间（Pope Eugenius，1431-1447），作者曾与一位来自该国（一个有着叫刺桐的大港和大汗、北部地区叫契丹的国度，明显指中国）并觐见教皇的使节长久交谈，谈到他们对于基督徒怀有深厚情感，还谈到该国的很多事情，如“皇家建筑的宏伟壮观”，“江海河流的宽广绵长”，以及“城市的数量众多”。 第三，他进一步指出，从里斯本往西航行6500英里，即可到达天堂之城行在（杭州）。 第四，日本国（Cipangu）距安第斯群岛仅2500英里，故西行4000英里，即可率先到达这一“用黄金为寺庙和皇宫铺顶”（“they cover the temples and the royal houses with solid gold”）的国度。 这是一封奇异的信。它不仅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18年之前，即已预示到了这位航海家未来的使命；而且在几年之后（约1480年左右），它的一个副本真的出现在哥伦布手中——正如哥伦布之子费迪南德所说，这封信中透露的内容，在事实上已成为哥伦布“发现印度”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托斯卡内里与马丁内斯和哥伦布之间通信的真伪，历来意见不一。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真的，而后者则颇可疑。其中马达里亚加的观点最为特别。他虽然视托氏致哥伦布的信为假，但并不否认其内容的真实；也就是说，他认为是哥伦布从葡萄牙王宫档案室中偷偷抄录了托氏第一封信和地图的内容并用于1492年的西航，然后为了掩饰其劣迹，这才捏造了托氏致自己的信，以求洗白自己，并为自己非法获取的知识寻找合法性。 一旦托氏1474年信的真实性得以证实，这同时意味着随信附寄的海图也是真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哥伦布获取的海图也是真实的。文献证明，哥伦布第一次西航时确实依据一幅海图来指引航向，并经常在某些地方求证海图中标示出来的岛屿。这幅海图的大概，可以通过德国东方学家保尔·卡莱（Paul Kahle）的一项有力的研究来尝试还原。他在绘于1513年的土耳其世界地图《皮里·雷斯地图》（图11）中，发现了土耳其海军上将皮里·雷斯所部分融入的一幅来自哥伦布的地图。这幅地图奇怪地将哥伦布探测过的海地岛和古巴岛，分别描绘成南北向和大陆的形状（图12），个中原因，只有从托斯卡内里信中的描述去解释。也就是说，这部分地图应该依据的是托斯卡内里1474年信中的海图，它把西航的最终目的，描述成到达亚洲东岸的中国（契丹省和蛮子省）和日本（西潘戈）；而前者位于大陆，后者则通常被理解为是一个南北向的大岛。  图11《皮里·雷斯地图》 图12《皮里·雷斯地图》细节：海地岛 从最早出现日本图形的1459年《弗拉·毛罗地图》（图13），1492年德国制图家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制作的《贝海姆地球仪》（图14），或通过后世根据托氏文字而尝试还原的托氏地图（图15），均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典型的南北向图形。哥伦布因为事先受到托氏图形的干扰和影响，至死都相信，他所发现的古巴其实是亚洲大陆，而海地即西潘戈（日本）。我们在《皮里·雷斯地图》上正好可以看到，古巴的图形呈现为一个与大陆相连的半岛，而海地，则呈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 图13《毛罗地图》细节：西潘戈 图14 《贝海姆地球仪》平面图：西潘戈与蛮子省 图15 J. G. Bartholomew，《托斯卡内里地图还原图》，1884 在这种意义上，马达里亚加把哥伦布比喻成“唐·吉诃德的前身”，称他为“西潘戈的唐·克里斯托瓦尔”，是颇具洞见的。在唐·吉诃德把风车看作巨人的时候，唐·克里斯托瓦尔则把海地看成了日本，这里面贯穿了相同的逻辑。一句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壮举，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地理知识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向西，欧洲与亚洲的直线距离分别是托斯卡内里和哥伦布所计算的数值的3到4倍以上！如若不是美洲大陆横梗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并且恰巧位于他所设想的日本所在地，哥伦布永无成功之日。一个似乎完全缺乏客观基础的“错误”，居然在人类历史上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可谓哥伦布的“唐·吉诃德式”骑士精神的一次辉煌的胜利；而哥伦布从托斯卡内里处继承的那张已佚海图，则以图像超越并指引现实的力量，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但是另一方面，主观性并不能解释一切。仍然有三个客观性问题亟待我们认真地对待。 第一，图像来源问题。既然日本列岛的自然地形和图像表现均呈东西分布状，为什么早期的“西潘戈”图像却呈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条形？这一图形是怎么产生的？究竟有何依据？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跨文化旅行的语境。既然西方地图中对于日本形象之表现，最早只能追溯到《毛罗地图》中一个略呈为南北向的长方形；既然到了《贝海姆地球仪》那里，这一形状被进一步拉伸，成为在后来地图中频繁出没、同时具备被误释可能性的一个标准的不规则长方形；而最后，既然16世纪时剌木学（Giambattista Ramusio, 1485-1557）在新版《马可·波罗行记》导论中提到，弗拉·毛罗之所以能够画出他的圆形世界地图，是因为参考了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的一幅海图的缘故，那么，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在13世纪的这位著名的旅行家之上：马可·波罗真的带回了一张地图吗？那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上面的日本是一个南北向长方形吗？质诸马可·波罗时代（13-14世纪）的中国地图即可知，在地图上表现日本的案例微乎其微，最著名的当属前述《大明混一图》（1389）和稍后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二者中的日本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而是一组斜向展开的岛屿。但在这一时期（宋元和明初）的大部分地图中，中国的东部海域尽管没有日本，却都有一个孤绝鲜明的形象，那就是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或者朝鲜，其形状正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在朝鲜画师综合各种图源画就的《混一图》中，尽管朝鲜的体量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其形状却得到了极为正确的反映（图16）——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形状与西方地图中的西潘戈十分相像。因而，如果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地图一事属实，那么他最可能带回的，不是一幅类似于《华夷图》那样的简图，就是一幅类似于《混一图》那样的详图；而从以上两幅地图中，都可以约略生成类似于西方地图中西潘戈那样的形状。鉴于当时的朝鲜对于西方人而言闻所未闻，而日本却由于《马可·波罗行纪》的缘故，这一“黄金铺顶”的神话般国度，在西方一直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当马可·波罗或同时代人带回这样一张地图时，把上面东部海域最鲜明的形象误读成令西方人如醉如痴的西潘戈，不是十分正常吗？至于为什么朝鲜的形状在《弗拉·毛罗地图》肇始的一系列西方地图的复制中，从半岛变成了独立的岛屿，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其中，与上文中国地图中巴尔干半岛变成了独立的岛屿相同的图形变异的逻辑，无疑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类似的错误甚至发生在较前者更为晚近的年代：在1595年版的著名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朝鲜也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岛屿，孤悬在中国大陆的东侧（图17）。 图16 《疆理图》细节：朝鲜 图17 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之《日本和朝鲜地图》 第二，与托斯卡内里与之交谈的中国使节问题。如果托斯卡内里1474年的信是真的，那么信中述及他于尤金四世统治期间（1431-1447），与来自中国的使节亲自交谈一事，当然也应该是真的。那么，托氏与谁交谈？那一时期有中国使节跨越七海，到达遥远的欧洲和佛罗伦萨，真的可能吗？因为有元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到达教廷和英法诸国的实例可资引证，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他或他们究竟是谁？西方学者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使节当即于东方生活了25年之久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蒂，但正如亨利·维尼奥（Henry Vignaud）所说，康蒂自返回之日起再也没有重返东方；再加上他旅途中曾有过皈依伊斯兰教的污点，尚属待罪之身，说他此时有资格充认中国皇帝的使节，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更大的可能应该说来自1434-1439年召开于佛罗伦萨的一次教会公会议提供的契机。尤金四世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分裂的东西方教会（东正教、天主教、景教、亚美尼亚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等）形成统一，以对抗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势力对于欧洲的威胁。在会议召开期间，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上印度、亚美尼亚和非洲的各流派基督徒蜂拥而至，佛罗伦萨拥挤不堪、人满为患；弗拉·毛罗也曾利用这次机会，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教士们咨询了非洲南部的各种地理知识，并用于他的地图表现之中。托斯卡内里也不例外，他亦曾与一位埃塞俄比亚僧侣讨论过科普特教会的状况，还向一位基辅主教请教过关于俄罗斯地理的问题。在1434-1439年期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罗伦萨存在来自中国的基督教徒（景教徒）的踪影，并非天方夜谭；而一旦真有中国基督徒出现在佛罗伦萨，托斯卡内里如若不想方设法与之交谈，索取更多知识，那才是咄咄怪事呢！至于此时已是明季，但谈话中涉及中国的诸内容仍反映出元朝知识（例如统治者叫大汗，杭州是“行在”等）的缘故，似亦可通过那个时代人们深受马可·波罗影响的“前理解”来解释。 第三个，动力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哥伦布（包括恩里克王子、迪亚士和达伽马）们迹近疯狂地寻找通向东方的道路？仅仅如马达里亚加那样诉诸唐·吉诃德和骑士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隐藏在疯狂的激情之下的是东西方之间真实存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客观情势。沃伦斯坦和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分别建构了关于“13世纪”和“16世纪”的两种“世界体系理论”：“16世纪”开创的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但它却是以“13世纪”肇始的另一个世界体系为前提，即一个由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八个“子体系”构成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体系（图18）。当阿布-卢格霍特试图证明，前一个世界体系区别于后一个体系的鲜明特征是“没有霸权”，即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时，未免言过其实了；因为即使就其提供的图式而言仍可发现，在这一体系相互啮合的诸齿轮中，位于体系东端的中国不仅占据着规模最大、跨度最远的子体系的位置，而且是其中唯一拥有陆路与海路（即今天的“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也是作为两条路线之终端和汇聚点的国家，毋庸置疑占据着其中的枢纽地位。这一地位亦可透过这两条线路之命名方式（陆路或海上的“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来说明，即在这一时段（13-16世纪），中国始终是这一世界体系中最为富庶也最令人神往、物产和高技术含量产品最为丰富的地方；这一点也可用前文分析过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和《弗拉·毛罗地图》的图像设计来证明。事实上，16世纪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欧洲人所“创造”的，他们只是“占有”和“改造”了“在13世纪里已经形成的通道和路线”，从而完成了“对先前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的重组”，进而后来居上。就连他们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是作为这一体系后来者的欧洲人——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或步踪接武进而得寸进尺，或另辟蹊径进而柳暗花明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其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当属1433年之后明朝中国实施了彻底放弃西航的国策，结果导致在印度洋留下一个广袤的权力真空地带，为欧洲人趁虚而入、填补空白创造了绝佳的时机。有意思的是，正如上文所分析，我们在《弗拉·毛罗地图》独特的图形语言设计中，也可以追踪到这一过程的鲜明轨迹。 图18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所绘13世纪世界体系八个地区关系图 贰 第二个故事： 朝鲜《天下图》如何在中国《山海经》面具下，隐藏着一幅意大利面孔? 1895年，法国东方学家莫里斯·古郎（Maurice Courant）在《朝鲜书目》（Bibliographie coréenne）一书的第二卷，复制了一幅称为《天下诸国图》的18世纪朝鲜“世界地图”（图19）。 图19 《天下诸国图》 原图设色，约18世纪下半叶，法国学者古朗收藏 地图在右上角署名《天下诸国图》，下注小字“一百五十三国”。然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地图约略呈苹果状的形体，和它犹如被从中间剖开的内部结构。在最外面的果皮部分，是一圈用蓝色颜料表示的大海，海上只在东西两端有两个孤岛。东面的岛上有两棵交叉在一起的连理树，写着“日之所出”和“扶桑”，下面的山上标出“流波山”；西面的岛上有一棵盘曲的松树，写着“日月所入”和“盘松”。然后是一圈略呈矩形的大陆，其弯弯曲曲的形状，就像是一道被虫蛀出的虫道；上面的矩形方框内，写着近百个奇奇怪怪的国家、山岳和湖泊的名字（国家有41个），如“大人国”、“比肩国”、“不白山”、“封渊”；还在北部居中处画出了一棵巨大的树，旁边写着“千里盘木”。再往里一圈，又见蓝色大海，和大海上点缀着的数十个国家、岛屿或神山之名（国家47个），其中混杂着我们熟悉的“日本”、“琉球”等历史名称，以及“瀛洲”、“方丈”、“蓬莱”、“不死国”、“长臂国”等神话地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海上，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出现了四个标志性的地名：“东岳广桑”、“南岳长离”、“西岳丽农”和“北岳广野”。再往里，也就是这个苹果的果核部分，我们看到一个略呈平行四边形、有五条大河流贯其中的中心大陆；大陆上共有65个国家的名字，其中除了“中国”、“朝鲜”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史书中出现过的历史国家如“大宛”、“鄯善”、“精绝”和“大秦”；地名亦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部分，上面清晰地标出了中国的五岳镇山（“华山”“衡山”、“泰山”、“恒山”和“嵩山”），东南还有一座“天台山”。有意思的是，两幅地图都在中央大陆最靠近中心的部位（图1更明显），画出了一座占据特殊地位的山，它就是“昆仑山”。地图作者在“昆仑山”字样之侧加上了“中岳”两字，还在“昆仑山”下两条河流夹峙的一个三角形部位，标出了“天地心”字样，表示此处是天地的中心。“天地心”与“中国”是中央大陆——同时也是“天下”全部——两处最显眼的地方，它们约呈中轴对称；中央大陆上另一处特殊标注的地域，是东部边缘的“朝鲜”，也就是地图作者的祖国，它与“中国”一样，是整幅地图中唯一两处其名字被镶以瓣状花边的地方，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类似于“中华”和“小中华”）。 当然，对这个图像还可以有另外的解读。日本学者中村拓即从中看出了一个像章上的“男人的右侧面肖像”：他有着“仔细梳理的头发和张开的嘴”，中国“占据着这张面孔的中央”，其“下巴和脖子是安南和印度”；而“发型的前端或者东部”是朝鲜，“发型的后端或者西部”则是西方诸国”。这种洞见令人惊异，不过似乎还可以补充一个细节：一方面被中村拓称为“环形”的海外的“第二块大陆”，其实是一个接近于方形的形状（其意义将在后文揭晓）；另一方面，这个近乎方形的形状正好可以给中央的侧面人像提供一种外框，使中央的人像更加突出和显著，并使之看上去，犹如一幅18世纪欧洲贵族头戴假发的“肖像”。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地图的发现，《天下诸国图》的形态已愈益为人所知。它的名称并不限于《天下诸国图》，也可以叫《天下总图》、《天地图》、《普天之下地图》甚至《太极图》，当然，更多、更常见的名称则叫《天下图》。而且，它也不限于一幅单独的地图，而是一套地图册中的其中之一；一般而言，《天下图》位于地图册首页，其后则有《中国图》、《日本图》、《琉球图》、《朝鲜图》和《朝鲜八道图》；有时，《天下图》也有可能放在整套地图册的最后。 对于这一类奇怪的圆形“天下图”，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类图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众说纷纭，其真相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有学者根据它那由内而外三重套叠（由中央大陆、海上世界和外层大陆组成）的结构，以及大量的地名与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中的内容吻合，认为它是古代《山海图》的直接遗存；有学者把地图那极为风格化的环形大海环绕“环形大陆”的结构，看成是受到战国时期思想家邹衍的影响的《九九州图》；还有学者认为是来源于古代佛教的圆形寰宇图，或者来自著名的东亚世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凡斯种种，不一而足。但种种迹象表明，《天下图》及其承载的大量历史信息，都与16世纪末和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亚发生的政治、艺术与制图学上的巨变有关。 故事仍需要追溯至上一个故事。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船第一次越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十年之后，达伽马率船队横穿印度洋，到达了印度西岸的卡利卡特；1511年，葡萄牙于占领了控制东西方贸易的黄金水道国家马六甲；1517年出现在中国海域；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从此，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耶稣会正是沿着葡萄牙船队的轨迹接踵而至。1552年，当第一代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5-1552）在广州附近的上川岛赍志而殁时，他依然未能进入这个令他魂牵梦绕却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国度。但同年10月6日，一个诞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意大利马切拉塔省的男孩，却在三十年之后，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理想。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与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第一次跨入中国国门，并最终于1602年，到达了首都北京。尽管耶稣会士们意在传播宗教，但他们在事实上更是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如机械表的制作、记忆术、数学、天文学和地图制作），而地图制作，正是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成果之一。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献的礼物中，就有一幅他同年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图20）。 图20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8.7 X 380.2cm 原图1602年，此为日本彩色摹绘本 《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依据比利时制图家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1587），以及麦卡托（Mercator, 1512-1594）、普兰修斯（Plancius,1552-1594）、鲁瑟利（Ruscelli，卒于1556）等人之图，再揉入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等中国地图综合而成，在当时条件下，可谓“一次在中西语境下重要的文化创造，堪称当时整个东、西方唯一一件内容较之以往最为完备的世界地图”，是“13-16世纪中西跨文化交流在地图学上面的一次集大成”。 例如，1584年版的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地图集错误地把中国的形状表现为一个类似于竖琴的三角形；而中国的形状，在中国自己的舆图传统中，从来都被表现为一个矩形或者准方形（即所谓“神圣星空下的矩形大地”）。这一错误就被利玛窦根据罗洪先《广舆图》（其中的《舆地总图》）做了修正，使中国部分浑化无迹地融入在了整幅世界地图中。从地图这部分的细节（图21）来看，诸如“山东半岛”、“朝鲜”、“黄河”、黄河之源“星宿海”，“昆仑”以及那一道横亘中国塞外北方的 大“沙漠”（包括其尾端“大流沙”），都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同时期地图如出一辙。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在利玛窦的地图中，“昆仑”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图21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局部：中国部分 与传统地图如徐维志、徐维事的《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相比，“昆仑”在中国风水学说之中的重要意义已消失殆尽，如今被挤压在黄河之源（“星宿海”）和长江之源（地图上标注“松潘”）之间，成为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山，较之于西侧区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山系“大葱岭”，不可同日而语。 《坤舆万国全图》并非利玛窦唯一制作的世界地图。事实上从1584年至1608年，利玛窦尝试制作不下于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其中除了《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1603）之外，其余各版的原本均已佚失，只能依据明人《图书编》、《方舆胜略》、《月令广义》、《三才图会》诸书的转载和收录，方可窥其影像。 其中章潢《图书编》收录的《舆地山海全图》（图22），应为利玛窦于广东肇庆绘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1584）的摹刻本。章潢与利玛窦相识于南昌，故该图摹刻的年代应在1584年之后或在南昌时期（1595-1598）。图的底本应该源自奥特利乌斯1570年版本的《寰宇大观》，因为图中南美洲底部的图形往东有一个三角形的突出（黄时鉴称为“一个大弯角”），这是奥氏图第一版中的特征；而在1587年之后的诸版中，这个三角形被取消了，南美洲的图形显现为一个火腿状渐次缩小的形态；而这个特点，也反映在现存的《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中，说明后两幅图都依据了奥氏1587年之后的版本，与《舆地山海全图》不属于一个系统。 图22 《舆地山海全图》 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约1585 在1602年前，与《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属于同一个系统，同时图形和内容最接近于后者的，只有《山海舆地全图》（图23）。该图的原本是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时所绘，据说有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刻本，但现已不传。幸运的是，这个原本被相继摹刻在冯应京刊刻的《月令广义》（1602）和王圻的《三才图会》（1609）中，尤其随着《三才图会》的广泛传播而影响深远。 图23 《山海舆地全图》，《三才图会》，1609 与《舆地山海全图》的椭圆形相比，该图只是略呈椭圆形，更接近于圆形。图四角上有题识如下：“外三圈天球定天度昼夜长短影候”，“内一圈地球分天地五州区境之略”，“图中横竖三十六方每方中各十度”，“地球横竖经纬界线别方隅稽度数”。从题识看，现有的图取消了原图中所有的“外三圈天球”和“经纬线”，所以是原图的一个简化版。但是，原图的基本面貌，应该说都得到了保留。这些部分在两年后利玛窦于北京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中，也都能找到对应之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火腿状”的南美洲下部。 正是这个《三才图会》本《山海舆地全图》，才是《天下图》中的秘密所在，是后者图形知识的主要来源。 首先，让我们从地图西部并横跨中线的欧亚非（地图中的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未亚）大陆开始。这个大陆现有的中线并不是西方地图（如其原型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中的零度经线，而是利玛窦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将之从福岛（加纳利群岛）所在的本初子午线，搬移了将近180度（实为170度），挪至到现有位置的结果。这一挪移表面上看来，导致把原本位于东部边缘的中国，搬到了地图靠近中心的位置，似有谄媚中国之嫌；但究其实质并不尽然。正如我们在《三才图会》本所见的那样，原本位于绝对中心的中国（“大明国”），在这样的世界地图中，其位置反而是相对化了（位于其中心偏左处，而且所占面积也不大）。那么，为了恢复中国原有的中心位置，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无疑使这个大陆继续往中心移动，使其成为一个中央大陆。 其次，当我们把这个中央大陆与《天下图》中央大陆（图2、图24）作比对时即可发现，在两边的“高丽”-“朝鲜”、“大明国”-“中国”、“日本”-“日本国”、“琉球”-“琉球国”、“安南”-“安南国”、“沙漠”-“沙漠”、“昆仑”-“昆仑”之间，居然都存在准确的对应和对位关系。 图24 《天下总图》局部：中央大陆；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館藏品，5530号 然后，把这个中央大陆的方位做个调整，让它按逆时针方向转动45度，再聚焦到中央大陆，即可发现，它开始变得令人眼熟起来——一个如同半月形的侧面“人脸”，开始浮现出来（图25）。再把这张“人脸”的下半部分与《天下图》示意图（图26）中的同样位置作一比较，我们在两边同样看到了一个三角形空间——一个两水夹峙中的半岛——，然后很容易地辨识出来一组新的对位关系：“太海”-“洋水”；“地中海”-“黑水”；以及：“欧罗巴”-“西域诸国”；“利未亚”-“蕃胡十二国”。 图25 《山海舆地全图》局部：经逆时针扭转45度的中央大陆， 《三才图会》，1609
图26 《天下图》中央大陆线描示意图 再然后，当我们把“利未亚”（即非洲）定位在“蕃胡十二国”所在的位置，那么，那条南流入海的“赤水”，顺理成章地，当然就是“西红海”（红海）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部分精确的甚至连色彩都若合符契。 最后，再加上“中国”部分的两条河流：“河水”和“江水”，即“黄河”与“长江”，《天下图》中央大陆中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得到了一一辨识。它所展现的，居然是利玛窦时代所能了解的全部欧亚非世界。 换句话说，从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到朝鲜《天下图》的过程，犹如同一张脸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整容手术，但经过仔细辨认，仍然能发现，这是同一个人。 经过中央大陆的辨识，再来处理外围的大陆，整个事就会变得易如反掌。因为外围的大陆在《天下图》中所起的作用，好像是为一张类似人脸的中央大陆提供一副镜框，它其实正是由《山海舆地全图》中位于外围的一系列破碎而并不连贯的陆地——南北美洲（南北亚墨利加州）、南极洲（墨瓦腊尼加州），加上北极和格陵兰（卧兰的亚大州）——连缀起来而形成的。 然后，《天下图》作者要着手完成他的第三个步骤：将外围大陆进一步纳入文化的理想。这回他所依据的文化资源，是具有独特地理空间的《山海经》系统。《天下图》与作为文本的《山海经》存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山海经》共十八篇，由前五篇《山经》和后十五篇《海经》构成。无疑，这样的山、海和山海中的诸国世界，正好构成了《天下图》所要表达的内容。此外，它那由内而外三重套叠（由中央大陆、海上世界和外层大陆组成）的结构，也与《海经》中的《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的内容恰好吻合。中村拓曾对一幅《天下图》做过统计，他发现，在该图的145个地名中，有不少于110个地名来自于上述《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而朝鲜士人李睟光(1563-1628),于1614年作、1634年刊行的《芝峰类说》的《诸国部》中，即已提到《三才图会》，说明至少在1614年前，该书已传入朝鲜。这就把《天下图》产生的绝对年代，确定在1614年之后。 换句话说，朝鲜的《天下图》在中国《山海经》的面具下，居然隐藏着一幅意大利面孔。 弎 结论 通过对于意大利《弗拉·毛罗地图》和朝鲜《天下图》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 地球是圆的。 这一点并非仅仅因为两幅地图都是圆形的而起，而是地图所在时代真实的历史情势所致。13至16世纪是世界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它既是蒙元开创的横贯欧亚的大帝国崛起和衰落，中国本土元、明王朝交替的时期；也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期；更是晚明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时期。以15世纪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历史时刻，向来被西方学者视作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开端；近来又被沃伦斯坦等“世界体系论”学者们视为历史上第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构的时刻。而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则在沃伦斯坦的视野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在“欧洲霸权之前”（也就是16世纪之前），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体系的理论。所谓“13世纪世界体系”，其准确年代为1250-1350年，也就是马可·波罗和但丁所在的时代，意味着以蒙元世界帝国肇始的一个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八个“子体系”构成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体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连成了一个圆形的整体。 尽管《弗拉·毛罗地图》所在的年代尚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但它却以自己的方式预示甚至参与了即将开始的“地理大发现”。而朝鲜的《天下图》，却是“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文化大交换的结果。尽管它为自己蒙上了一层《山海经》和中国文化的面纱，但它实际上却是朝鲜、中国和意大利之间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开出的花朵。 第二，东西方是相对的。 正如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说，葡萄牙的东航和和西班牙的西航目标都是中国那样，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不是绝对自足的，而是相互包容、相互生成的。《弗拉·毛罗地图》的例子显示，西方在地理大发现过程中深刻地受益于东方，事实上成为东方事业的继承者和接棒手；而朝鲜《天下图》的案例则进一步说明，到了17-19世纪，世界的整体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看上去最为复归传统文化的行径，也可能融入当时最为新近的西方文化资源，成为新的文化创造。正如冯应京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中所言，这种文化创造“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之结果；而其内在的原理，则是一种超越了东西畛域的普世性存在，亦即“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尔”，即东西方是一个整体，而地图则是东西方彼此互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深刻表征。 第三，图像和想象构造现实。 最后，上述研究还让我们意识到，图像和艺术想象除了反映现实之外，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创造出新的现实。《弗拉·毛罗地图》中美丽的中国幻境成为葡萄牙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跨越天险、建功立业的重要动力；《天下图》中的三重世界，则为朝鲜和东方在面临西方世界观所带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通过想象性地整合东西方资源和重构东西方关系，从而创造性地表达了朝鲜王朝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的自适之道。 本文根据作者已发表论著和论文中的相关章节摘录和改写而成。详细论述参见李军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四章，第123-161页；李军著：《跨文化语境下朝鲜<天下图>之真形——兼论古代地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李军主编：《跨文化美术史年鉴3: 古史的形象》，山东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137-191页。 注释： [1]《马可波罗行纪》作“Pulisangin”，冯承钧译本作“普里桑干”，均指“桑干河”。Yule-Codier本释为波斯语“石桥”。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8-419页。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Dover Publications，INC.，Vol.II, p.5. [2]冯承钧译本作：“应知其船舶用枞木制造，仅具一甲板。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处其中，颇觉宽敞。船各有一舵，而具四桅，偶亦别具二桅，可以竖倒随意。”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六一九页。另请参看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Dover Publications，INC.，Vol.II, p.249. [3]尼科洛·达·康蒂《游记》中的话：“在印度航行的大部分船以南方的南极星为准。此处少见我们的北极星。它们不以针航行，而是以极星的高低为准航行。”参见《圣塔伦子爵地图集》，据1849年版本复印，阿姆斯特丹1985年版，第45页。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53页。 [4]如宫崎正胜著、朱悦玮译：《航海图的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历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海野一郎著、王妙发译：《地图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诺威著、安金辉、苏卫国译、汪前进校：《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第83页；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53页。 [5]参见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56页。中国学者张星烺提到，有“法国注释家谓'镇克’为中国人'船’字之讹音”，与此处之达尔加多所见同。 惟不知所提之“法国注释家”为谁。 [6]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13页。 [7]元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之《游记》谓：“中国船舶……大者曰'镇克’……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每船皆有四层……”云云，诸条似皆与《弗拉·毛罗地图》之所画暗合。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12-613页。李光斌译：《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据阿拉伯原文译作“朱努克”，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页。 [8]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55页。龚缨晏：《〈毛罗地图〉与孟席斯的是非》，载《地图》杂志2005年第5期，第93页。 [9]马可波罗提到“中国式帆船”的场合是在《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1章，该章主题所述正是“印度洋上航行的蛮子（指“南部中国”——引者）船舶”，即“印度的中国式帆船”。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Dover Publications，INC.，Vol.II, p.249. [10]前者可见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55页。后者见龚缨晏：《〈毛罗地图〉与孟席斯的是非》，载《地图》杂志2005年第5期，第91页。龚缨晏还坚决断言《毛罗地图》中没有“junk”一词，殊不知意大利文的“çoncho”（可异写为“zoncho”）即英文中的“junk”和法文中的“jonque”，它们之间是可以对译的。溯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几位学者过于执念于反驳孟席斯 “郑和船队发现美洲说”之荒谬，以至于犯下了与孟席斯相同的错误，漠视了史料和语言本身的价值。 [11]传统郑和下西洋研究均认同，郑和七下西洋中至少第四次（1413-1415）和第七次（1431-1433）到达了非洲东岸。其中的第七次除了大船队之外，郑和还派出了周保等率领的小船队前往偏远难行之地。参见姚楠、陈佳荣、丘进著：《七海扬帆》，中华书局（香港），1990年版，第190页；以及《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木骨都束传》等。在第四次至第七次航海（1413-1433）期间的某一时段，若说郑和船队中的某一艘船因某种未知的原因，曾经绕过非洲南端而航行至非洲西端，并非不可想象。 [12]1447年，葡萄牙人的探险已经到达了今几内亚的科纳克里。参见张箭著：《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5页。 [13]Piero Falchetta, Fra Mauro’s World Map: A History, Imago La Nobiltà Del Facsimile, p.175. [14]李军：《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3-151页。 [15]经过详细注释的信件全文参见Henry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London: Sands & Co. 1902, pp.275-292. [16]张至善编译：《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8页。 [17]Henry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London: Sands & Co. 1902, pp.9-15. [18]关于托斯卡内里的通信，历来有三种意见：1.正统意见：所有信件都是真实的；2. 维尼奥（H.Vignaud）的意见：所有信件都是假的；3. 阿尔托拉吉雷的意见：给马丁内斯的信是真实的，给哥伦布的所有信件都是假的。维尼奥认为伪造者是哥伦布之子巴托洛缪；马达里亚加认为，托斯卡内里给哥伦布的信件是哥伦布自己伪造的。参见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著、朱伦译：《哥伦布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Henry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London: Sands & Co. 1902, pp.9-15. [19]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著、朱伦译：《哥伦布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20]哥伦布1492年9月25日《航海日记》。参见张至善编译：《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页。 [`21]皮里·莱斯自述，他地图的图源包括20种地图，其中有8幅托勒密地图，1幅阿拉伯的印度地图，4幅葡萄牙新出地图，以及1幅来自哥伦布的地图（通过一位曾经参加过西航的西班牙俘虏获得）。保尔·卡莱认为在哥伦布的地图中，还可以辨认出一幅镶嵌于其中的更早的地图，即托斯卡内里地图。参见保尔·卡莱：《1513年土耳其世界地图中出现的哥伦布1498年遗失的地图》，载张至善编译：《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1-198页。 [22]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著，朱伦译：《哥伦布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23]塞·埃·莫里森著，陈太先、陈礼仁译：《哥伦布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上卷，第126页。 [24]法国18世纪著名地理学家让安维里语。转引自张箭著：《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1页。 [25]早期日本地图如仁和寺所藏日本图（1305-1306）中，日本往往呈现为一个类似金刚杵（称作“独钴杵”）的横向展开的形状。 [26]Piero Falchetta, Fra Mauro’s World Map: A History, Imago La Nobiltà Del Facsimile, p.28. [27]参见伊利汗国（佚名）著，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28]如Ximenes，他认为尼科洛·达·康蒂于1444年从东方回到佛罗伦萨，并充任大汗的使节。参见Henry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London: Sands & Co. 1902, p.285. [29]Henry Vignaud, Toscanelli and Columbus, London: Sands & Co. 1902, p.285. [30]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354页。 [31]参见约翰·拉纳著，姬庆红译：《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1页。 [32]Piero Falchetta, Fra Mauro’s World Map: A History, Imago La Nobiltà Del Facsimile, p.30. [33]参见约翰·拉纳著，姬庆红译：《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2页。 [34]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著，杜宪兵 何美兰 武逸天译：《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1页。 [35]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著，杜宪兵 何美兰 武逸天译：《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1页。 [36]Maurice Courant，Bibliographie coréenne. Tableau littéraire de la Corée. Contenant la nomenclature des ouvrages publiés dans ce pays jusqu’en 1890 ainsi que la description et l’analyse détaillées des principaux d’entre ces ouvrages, Tome II，Paris, E. Leroux, 1895, No.2187. [37]Hirosi Nakamura, “Old Chinese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Vol.4(1947), p.3. [38] 如日本著名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参见Hirosi Nakamura, “Old Chinese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Vol.4 (1947), p.12. [39]Gari Ledyard, “ Cartography in Korea”,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II, Book 2: Cartography in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260. 영남대학교 박물관：《韓國의 옛 地圖 : 영남대박물관 소장》，경산 : 영남대학교박물관, 1998년（岭南大学博物馆：《韩国的古地图：岭南大学博物馆收藏》，庆山：岭南大学博物馆，1998年）。 [40] Hirosi Nakamura, “Old Chinese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Vol.4 (1947), pp.13-18. [41] Gari Ledyard, “ Cartography in Korea”,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II, Book 2: Cartography in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266. [42] 参见王绵厚：《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赏的序跋题识》，载曹婉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43] 李军：《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下），《美术研究》2018年第3期，第30页。 [44] 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 杨联陞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45] 黄时鉴：《利玛窦世界地图探源鳞爪》，载入《黄时鉴文集III：东海西海——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233页。 [46] 韩国学者林宗台指出，已有很多学者把圆形的《天下图》视作“朝鲜知识分子对于入侵的利玛窦地图的回应”。如日本学者海野一隆认为，该地图的制作者企图援引古老的道教资源来反抗利玛窦地图带来的世界观冲击；另一位韩国学者裴祐晟则把地图的圆形甚至大陆的形状，看成是受耶稣会地图影响的结果。而在林宗台看来，圆形地图应被视为“在耶稣会地图灵感的刺激下，而对散见于各处的东亚地理传统加以凝聚的一个过程”。参见Lim Jongtae，“Matteo Ricci’s World Maps in Late Joseon Dynasty”，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3-2 (2011), p.293. 但这几位学者都只满足于泛泛之谈，没有任何一位试图从图形绘制和生产的角度，具体讨论这种影响得以形成的过程、步骤和程序。 [47] Hirosi Nakamura, “Old Chinese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Vol.4 (1947), p.10. [48] 李睟光, 《芝峯類說》，《諸國部》，1534年刊本，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藏。 [49] 伊曼纽尔·沃伦斯坦：《世界体系与世界诸体系评述》，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巴里·K. 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3页。 [50]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著，杜宪兵 何美兰 武逸天译：《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44页。 [51] 参见王绵厚：《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赏的序跋题识》，载曹婉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52] 李军：《跨文化语境下朝鲜〈天下图〉之“真形”——兼论古代地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美术大观》杂志2020年第12期。 -End- 编辑 | 田朵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