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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是古代汉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并扩而大之，涵盖中亚、西亚等少数民族与国家。胡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陪葬俑，汉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偶有发现，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胡俑出自隋唐墓葬，尤其是盛唐墓；宋及以后几乎不再陪葬胡俑。这与沙漠丝绸之路的兴起、繁荣到衰退密切相关。丝绸之路由长安通向中亚、西亚以至于阿拉伯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纽带，唐代时这条商路更加繁荣，商队络绎不绝。骆驼是商客的坐骑，也是托运物资的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墓中以胡人牵驼俑作为随葬品，是对唐代现实生活的生动反映。
“骑马胡商俑”的出现，把史书记载中唐代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流以直观的形式真实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这件胡商俑腰缠包裹、马驮货囊的造型，仿佛让人们目睹了一千三百多年前各国商人争相来到大唐，往返于“丝路古道”，带动了东西方的文化、文明、贸易的交流和交融，领略了“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不绝于道”的繁荣场景，感受到大唐帝国的强大和繁盛。“胡商俑”的出现，对于研究大唐经济、贸易、对外关系和开放政策都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这件“骑马胡商俑”质地为红陶，并采用了彩绘工艺，其造型高大，制作精美，人、马比例准确。人物肩宽腰壮、神态威严警惕，充满异域特征，从坐姿便可感觉到他的彪悍威猛和机警霸气；马身体健硕、肌肉分明，肥不露肉、瘦不露骨，紧束的尾巴有力的翘起，呈现出马的力感、动感和美感。正是这些造型上的细节，展现出唐代制陶工艺高超的水平以及工匠们对胡人胡马的细致观察和充分了解，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胡汉交融已经深入人心。 杜甫《寓目》诗中既有“羌女轻烽燧，胡兒掣骆驼”之句。骆驼，作为陆路丝旅的重要运输劳力，在唐代的对外经贸中，起到举足轻重的重用。
唐代自高祖、太宗皇帝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怀柔政策，任用大量的少数民族将领，开放大唐与周边少数民族和西域等地的交通路线，吸引了大量“胡商”远道而来。唐政府还通过和亲政策与友好往来政策，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等国家进行积极的经济贸易往来，这种友好、积极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也为“胡商”的大量来到大唐经商奠定了基础。 唐初是唐代文化最兴盛时期，大批的胡人来到长安，使长安掀起一股“胡风”。那时候，长安城有个“西市”，就是胡人商业交易最集中和繁华的中心市场，长安城里男男女女的汉人，曾一度流行穿窄袖、细腰身的胡服，跳胡人舞蹈，听胡乐，吃胡饼，喝葡萄酒。在中国，人们至今称呼很多东西都有个“胡”字，比如胡麻、胡豆、胡桃、胡笳、胡琴等等。
大唐帝国欢迎并支持“胡商”来中原经商的皇帝以唐太宗李世民最为突出。有名的谏臣魏徵曾向太宗皇帝进谏，认为倘若允许外国和外族人员来大唐经商，会促进唐代商业的发展，但是若给予外来人员过高的待遇，则会损害国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无疑也代表了太宗皇帝的想法，于是唐政府的积极鼓励、有效节制和管理，所以唐太宗时期，“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的友好交流现象比较普遍。 不仅如此，大唐帝国对于“胡商”在唐经商还给与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以期来保护其正常的贸易活动，像设立专门的胡人商业区，这尤其以长安最为突出。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近二百万，许多中外商人云集于此，贸易来往非常繁盛。长安的东、西两市是当时长安城最繁荣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多个行业，货栈、店铺鳞次栉比。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着大量的西域胡商，有回纥、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 唐王朝采取宽松的对外政策，鼓励互通往来，唐人还十分崇尚胡服、胡乐、胡舞。唐人对外来民族采取如此宽松的政策和宽容的态度，加上大唐的繁荣富庶，吸引着大量胡人纷纷来到唐土淘金。
在华的胡人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高低之分。他们有的以行军作战屡建奇功而进入上流社会；有的通过科学考试步入文官集团；有的则往返于中华与中亚之间成为商旅；有的在华开店设馆成为胡商；有的充当唐朝的雇佣兵；有的则在华打工，或为田间劳作的农民，或为放牧架鹰的牧人。丰富了唐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
唐代胡商的发展与唐政府对胡商的认可和积极有效的扶商政策有关，也和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蓄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密切相关。胡商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给唐代社会以及各少数民族国家的经济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大唐和西域、中亚、西亚各国经济乃至文明发展融合的催化剂。（文章图片源自网络平台，分享传播古陶瓷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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