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内阁人物：梁士诒

梁士诒在清末民初的财界与政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清朝末年曾先后任铁路总文案、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邮传部大臣等职,在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中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兼任交通银行总理,被世人称之为“财神”、“二总统”。以他为首的交通系竭力支持袁世凯称帝,因而遭到世人的谴责。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的支持下,梁士诒担任了一个月零一日的内阁总理。在此以后的几年中,他虽有一定的职位,但在政坛上的作用较之以前已大为逊色。

梁士诒

一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5月(清同治八年三月)生于广东省三水县。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均落第未取。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已经产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随之发展,西方近代科学、政治思想逐渐传入,这一切对梁士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南归途经上海时,倾囊搜购介绍西学的新书及有关译本,还乡后废寝忘食,昼夜阅读,学习了许多西方的近代科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并长于文词,善撰佳文,被时人誉为多智能文之士。

1894年,年仅25岁的梁士诒登科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入翰林院不久,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与徐世昌、张謇及翰林院同仁联合署名疏请恭亲王秉政,又合疏劾李鸿章疏于备战、有亏职守。因翰林院是闲曹,他便请假返乡,以新翰林身份讲学,一年后返京供职,担任武英殿及国史馆协修。1898年4月,担任殿试受卷官;次年,担任编书处协修。此时,他已看出了清廷的一些严重弊端,在写给其父的信中,认为慈禧太后“主媚外以安天下,唯所任非人,习于所安,对于守旧泄沓诸臣,意存瞻徇,不肯决意淘汰”。又认为:“皇上韬光养晦,遇事不发一言……近日非不锐意维新,而内外诸臣有血性者甚少,每下一诏,多粉饰敷衍,一奏塞责,此由于无人才,而人才之不出,由于赏罚之不明、不公、不严。此则用人者之咎也。”[1](P38)他虽然还不可能认识到清朝封建制度的腐朽,但语切时弊已属可嘉。

1903年,清廷召试经济特科。经济特科是清朝在科举取士的常科以外,奉行特诏,由各方保荐的人才应考,以甄选特殊人才。梁士诒由兵部尚书徐甫阝和侍郎戴鸿慈保荐而应考。徐、戴二人在对梁士诒的考评中认为他“识智明远、朴素不浮,于中西地理、水师兵学,频年讲习,寒暑不渝”。[1](P43)当年5月,光绪皇帝亲临保和殿主持经济特科考试,参加这次经济特科考试者共有186人。考试分为初试与复试。初试揭晓,梁士诒获得一等第一。在复试前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而名字末一字又与康祖诒(即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因而导致慈禧误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不予录取。亲友恐他遭受意外,纷纷劝他离开北京,他却不为所动,采取“决不离京,绝不复试”的态度。他的笃定与决断得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赏识,经同乡唐绍仪介绍,梁士诒被袁世凯聘至天津,任为北洋书局总办。从此,梁士诒开始为袁世凯竭智尽忠,以报答其知遇之恩。袁世凯掌管的小站新军的编制及《北洋兵书》(又名《袁世凯兵书》)、操典等多出自梁士诒之手。此后,梁士诒开始在财界与政界渐露头角。

二

在袁世凯时期,梁士诒的经世之学得以发挥,并由此奠定了在财界的基础。1905年冬,梁士诒被清廷任为铁路总文案(相当于秘书长),从此开始进入交通管理部门,随后又参与交通银行的管理。1906年,清朝新设邮传部,总管轮、路、电、邮四政。1907年,梁士诒担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处提调,由此他被称为“五路财神”。同年11月,他向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以为“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1](P66)该行可由官商合办,股本500万两白银,其中商股六成,官股四成,邮传部的收入均作官股,邮传部主管的轮、路、电、邮四政收入均交交通银行掌握。他亲手拟订了交通银行的章程,经清廷批准后,他被派为交通银行帮理。梁士诒虽然名义上是帮理,但因交通银行由其一手操办而成,存款也主要来自他所掌握的各条铁路,因此,他轻易掌握了交通银行的实权。交通银行成立不久,邮传部将五路提调处裁撤,改设铁路总局,由梁士诒任局长。自此借铁路执行的权力在交通系统中安插党羽,逐渐发展成为日后的交通系。

梁士诒参与铁路管理前后大约五年,在革新铁路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

其—,筹款赎回京汉铁路路权。京汉铁路由比利时公司借款修筑,借款期内,铁路充作抵押品,并由比方经营管理,每年分取余利二成。京汉铁路的借款期限为30年,1907年前,中国不可提前还清借款,但借款合同规定:“在1907年以后,中国总公司(按:当时由盛宣怀代表铁路总公司与比方订立借款合同)无论何时,可将借款还清,一经全还,所有合同,同时作废。”[2](P774)为减少损失,清政府决定于1908年还清借款,令邮传部尚书陈璧指派梁士诒负责办理此事。梁士诒受命后经过审慎思考,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拟订了改正合同、另借新债、招募公债、挪借商款、提集余利等五项办法。1908年2月,梁士诒等正式向比利时筑路公司提出修改借款条件,在遭到拒绝后,他便筹拨官款500万两、向英法借款500万镑、川汉路局借银100万两、募集公债1000万元,于同年12月26日,一次付清比利时的借款本息共2.27亿法郎,与比方办理了京汉铁路的交接手续。1909年元旦起,中国开始独立管理京汉全线,梁士怡兼任京汉铁路局总办。这是清末收回路矿权利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其二,建议取消铁路厘捐。自铁路兴起后,商货为图快捷,多由铁路运输,于是各省便纷纷设立铁路厘捐,这既违反了招商利运的原则,又影响了铁路的正常收益,成为铁路营运的货商贸易的严重障碍。1907年,梁士诒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取消铁路厘捐的建议。由于清廷的腐败,他的建议未见采纳。

其三,与英国方面改订沪宁铁路《总管理处办事章程》。英国中英公司与清廷订立的《沪宁铁路借款合同》第6条规定设立沪宁铁路总管理处。按此规定,这个总管理处的成员多数由英国人担任,少数由中国人担任。英国中英公司实际控制了这个总管理处。唐绍仪首先向英国方面提出改订总管理处章程的建议,并与英方进行了谈判。1907年,唐绍仪调到奉天以后,邮传部派梁士诒与英方继续谈判。梁士诒接办后经过一年的努力,逐次解决了英方提出的购路筹款、续借路本、购料用钱三个问题,终于迫使英方同意改订《总管理处章程办法》,由中国人出任沪宁铁路总办,全权处理全路工程、行车等事权责任,中国掌握了沪宁铁路的实权。

其四,理顺铁路行政管理。铁路总局初设建设、考工、计理、统计四科,其中交涉事务归于建设科。1910年,梁士诒改组铁路总局,设营业、建筑、交涉、计理、汽机五科,各科一律不设科长,将各科工作人员分为一、二、三等科员,又增设提调二人、副提调一人及法律议员和技术人员,使铁路总局机构完备、事权划一。

1911年春,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盛氏曾与袁世凯争夺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控制权,成了政敌。袁当时已为清政府开缺回籍,梁乃袁的亲信,当然为盛宣怀所不容。“局长梁士诒才而能,遇事把持,举旨严责。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911年2月22日)奏请撤差。”[3](P150)梁士诒被免去该职。梁士诒一向主张铁路当收归国有,先后将苏、豫、晋、皖、浙、鄂六路陆续收回。连同1912年收回的川路,不到两年时间先后收回八条铁路,初步实现了铁路的国家统一管理。1919年,中英银公司代表梅尔斯和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国人贝克向中国政府提出由美、日、英、法统一对中国铁路贷款,并由该四国与中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方案,当时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和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梁士诒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为了抵制“铁路统一案”,他募集资金1050万元,成立中华银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以承修铁路为主要业务。他又提出了车、路分离的主张,即车辆不由铁路部门自己购置,纯用租赁的车辆,以此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梁士诒还组织了铁路救亡会,以维护中国的铁路权益。

三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梁士诒的政治生涯达到峰巅,理财方面亦有新的建树,但因帮助袁世凯实行专制和复辟,使其从峰巅上跌落下来。

1912年3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任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参与各种机要。当时,梁还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对迎袁南下就职的专使们说:“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应该切实注意。”[4]梁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13次,仅有梁士诒参加。“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在北京开会,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出席开会典礼,并致颂词。袁当时经常对前来请示、汇报公务的人说:`问梁秘书长去'”,[1](P187)于是梁士诒被戏称为“二总统”。

1912年5月,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他利用其在政界的优势,使交通银行取得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权利。1913年5月,他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就任后,他提出整理财务的四项治标办法,即实行节饷主义、实行减政主义、增加新税和整顿旧税。同年11月,经请示政府批准,下令禁止滥发纸币。他先从湖南省收回滥发的纸币1000余万元,后又从广东省收回3000余万元。“1914年1月,梁士诒在财政会议上任主席。这次会议通过的《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提出采用银本位,本位币为银元,以枚计算,并明确规定了主币、辅币的重量和成色等。”[5](P3)同年12月,“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新银元”,[6]即后来俗称的“袁大头”。由于新银元币型划一,重量成色均严格按照规定,因此,发行以后受到全国欢迎,在各地通行无阻。收回滥币和采用新币,在当时对于统一全国币制和稳定金融,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袁世凯由专制走向帝制的过程中,梁士诒出尽风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1913年10月,当第一届国会开会选举第一届正式大总统时,梁士诒操纵所谓“公民团”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经过三次投票,才使袁世凯被“选”上正式大总统。由于他操纵这次选举并立下汗马功劳,受到了袁世凯的嘉奖。但是,在梁士诒声势日隆的背后,却已潜伏了无法摆脱的危机。梁士诒经常利用秘书长的地位与各省军阀密电往来,各省军阀长官及师旅长入见袁世凯后,也多往拜访他,这使生性多疑的袁世凯深为疑忌,曾明确地告诫他:“你在中央身居要职,对来京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1](P187)但梁士诒对此并未理睬,反而却常以曾经举债助袁而对人表功,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袁世凯对他的不满。于是,袁世凯借废止国务院官制、在总统府设政事堂之机,取消秘书长一职,将梁士诒调离总统府,改任税务处督办,又任参政院参政。梁士诒被调离总统府后,仍积极为袁世凯效力。袁世凯筹备帝制需要巨额经费,于是便任命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他受任后全力以赴,利用其在交通和银行两业中的影响,“仅两个月时间内发行民国三、四年`内国公债',约5000万元,确为我国公债史上所仅见。又在一年之内洽成了几笔对外借款,使袁世凯得以放手为帝制活动而挥霍。”[4](P80)

梁士诒是袁党中的粤派首领,亦是交通系的领袖。同在袁世凯麾下,粤派与皖派为争宠求荣,经常互相攻击。1915年6月,皖派策动肃政厅发动了矛头指向梁士诒和交通系的“五路大参案”,揭发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台五铁路局的营私舞弊行为。开始时袁世凯对此不表态,以致“五路大参案”声势甚大,梁士诒避居西山。这时,袁世凯便对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1](P269)不久,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便轻易了结。对此,梁士诒感激涕零,对袁世凯更加效忠,为恢复帝制效力。同年9月,梁士诒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并准备假“国民”之名,把袁世凯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这样在手续上要较杨度等人所组织的筹安会简便得多,博得袁世凯的欢心,梁士诒遂一跃而成为帝制派的中坚。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后,梁士诒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梁遂于22日远遁香港。1917年10月梁士诒应日本财阀涩泽和大仓的邀请赴日本,受到盛大欢迎。他同日本的财阀和政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秘密洽商了在华合伙设银行、办企业等问题。这次日本之行,增加了他日后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砝码。

四

梁士诒回国后,很快恢复了自己的势力,并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一度登上了国务总理的宝座,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就在出现了短暂的“辉煌”后便步入了尾声。

1921年12月24日,总统徐世昌根据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上台伊始雄心勃勃,表示要抱定三大宗旨,即树立外交政策、活动金融经济和消弭内战。然而,面对严重的财政困境和愈演愈烈的军阀纷争,他既无点石成金之术,亦乏回天之力。对原来答应为直系军队筹足300万元军饷一事,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不予支付。这些引起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强烈不满,潜伏了倒阁危机。梁内阁在表面上是直系与奉系、英美派与亲日派的混合内阁,实际上,梁士诒以亲日的奉系军阀为靠山,故其内阁被世人视为亲日内阁。因此,梁士诒内阁的上台,激化了英美与日本、直系与奉系的矛盾。此时正值由美国控制的华盛顿会议就中国山东问题进行争论。“日本公使小幡在1921年12月28日借祝贺梁士诒任总理的机会,问他对山东问题有何新政策,他答以借款赎路,小幡当即表示日本愿提供贷款,以诱使他接受山东问题改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的主张”。“12月31日小幡再访梁士诒胶济路办法,梁士诒答借日款自办,其一切细目由华会商定”。[8](P130)梁士诒同意了借日款赎回胶济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以及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条件,并电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专使接受日方要求。当时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专使之一的顾维钧,针对这一情况,曾有如下记载:“贷款赎路的答复传到东京,又由东京传到华盛顿,休士国务卿与另外几位从日本代表团获悉此事。美国人对梁的说法大为震惊。这一来有两三个星期情况混乱。”[9](P233)在国内,梁士诒同意借日款赎路,正是全国人民注视的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的敏感问题。此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愤慨,纷纷抗议。这时,善于观看风向、利用民意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以鲁案为题通电全国,揭露梁士诒媚日卖国,“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是该路仍久日人经营,更益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呼号与代表所争执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10](P426)人民的反日爱国热忱和舆论优势,在直吴一边。梁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是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并不限于日本一国。他还表示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奉系也为梁辩护。但吴佩孚对此并未罢休再次通电全国:“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直系掀起倒阁政潮,苏、赣、鄂等七督起而附和,梁士诒百口莫辩。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徐世昌,请“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否则,“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提出“万不得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10](P426)北京各界联合会等40多个团体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1月25日,徐世昌令:国务总理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颜惠庆暂兼代理国务总理。”[11](P12)前后只有一个月零一天的梁士诒内阁至此终结。同日,梁士诒前往天津。自天津乘芝罘丸逃往日本避居。同年9月,从日本返回香港。梁士诒的政治生涯自此步入尾声。

1925年2月,他应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约请,赴京出席善后会议。5月,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委员,并再任交通银行总理。1928年6月1日,国民政府令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时改选,梁士诒从此脱离交通银行,随后,从北京返回香港。1932年2月,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至上海,段祺瑞邀请梁士诒北上共商大计。梁士诒应邀由香港到上海。1933年4月9日,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4岁。

梁士诒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西方近代科学逐步传入的形势下,他受维新思想启发,以通达时务自勉,认真研究社会实用之学。他热衷于发展中国自己的交通业和银行业,在筹款筑路、开办银行、革新企业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多建树,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财界的地位民国初年,梁为袁世凯所重用,由于他积极拥戴袁称帝,因而遭到世人的谴责。袁死后,军阀混战,权力更替频繁,他依附军阀势力,因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而遭罢免。而使他招致全国人民一致反对的则是其在对日外交上的丧失民族立场之举。科举出身的梁士诒多智能文,又有丰富的理财经验,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赏识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青睐,这就注定他在其一生中,既有爱国之行,亦有卖国之举;其理财之能既利国计民生,亦助袁独裁与复辟。在国力衰败、军阀纷争中,他无法展其才智,亦无法避免其悲剧式国务总理的结局。故其死后,世人毁誉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