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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宣武帝元恪说不上是昏庸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北魏军事实力基本上保持着强盛，国力也基本处于正常发展状态，但他为了遏制皇室诸王的权力，启用宠臣与外戚掌控朝政的做法，也使得北魏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现象越演越烈。高肇等人依仗宣武帝的支持，横行朝野，肆意妄为，闹得王公勋贵、文武官员非常不满，怨声载道。说起来，这个于皇后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于皇后的父亲是镇北将军、定州刺史于劲，伯父是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将军于烈。在于皇后成为皇后之前，于氏一族就是北魏比较显赫的家族之一，于烈更是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父子的绝对心腹，在北魏朝廷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于烈的儿子于忠，也是宣武帝最倚重的心腹之一，有勇有谋，也较为刚正，在父亲于烈死后，成了于氏一族实际上的领军人物，属于连高肇都忌惮几分的人物。在伯父于烈的运作下，501年，于皇后进宫，先是被选为宣武帝的贵人，后来被册立为皇后。因为父兄深得皇帝器重，于皇后也很受宣武帝宠爱。506年，于皇后给宣武帝生下皇长子元昌。这下，于皇后地位更加稳固，于氏一族的地位也更加显赫。 
不过，在高肇的侄女高英进宫之后，宣武帝的宠爱慢慢转移到了高英的身上，于皇后渐渐有些失宠。一心要登临朝臣权势巅峰的高肇，一面在使尽浑身解数揣摩宣武帝心思，巩固自己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同时，毫不意外的将目光看向了于氏一族。高肇明白，在自己向上攀登的过程中，于氏就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争斗的核心，就是皇后的位置。高肇相信，只要让自己的侄女高英坐上皇后的宝座，自己再能保持住皇帝对自己的信宠，朝野内外将无人可与自己争锋。不过，因为先来后到的关系，于氏女早已经坐在了皇后的位子上，高肇只能暗中下手了。于皇后具体的死因，史书中没有记载。但不管是《魏书》，还是《资治通鉴》等史书，在记载到这一段时，都有“世议归咎于高夫人”，“人皆归咎高氏”的说法。也就是说，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猜测是高肇联合高英，毒死了于皇后。当然，“宫禁事秘，莫能详也”，只能猜测，真凭实据或者具体的文字记载，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的。更过分的是，就在于皇后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508年三月，于皇后所生的皇子元昌，生了病，御医王显治疗时出了差错，导致元昌病死，年仅三岁。人们都怀疑，这个王显，也是得到了高肇和高英的授意，有意毒死了元昌。是啊，元昌可是皇长子，未来皇位继承人的第一人选，必须除掉啊。虽然此时的高英还没有存活下来的儿子，但先把继承人的位置腾出来再说。除掉于皇后和元昌之后，508年七月，高英被宣武帝册立为皇后。此后，已经身为尚书令的高肇，更加权倾朝野，行事也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高肇的胡作非为，北魏朝中不是没有人向皇帝弹劾过，也不是没有人抗争过。奈何，弹劾皇帝不听，抗争皇帝偏袒，因而，敢于阻拦在高肇面前的人，包括元氏皇族在内，无论爵位高低、官职大小，皆被高肇踢开，或杀或贬。皇族出身的度支尚书元匡，为人颇为正直清廉，在朝中颇有威望。当初茹浩掌权时，元匡就曾经不畏茹浩的权势，与之针锋相对过。现在见高肇其权势，及所作所为，更是远超茹浩，元匡按捺不住，准备向宣武帝弹劾高肇。为了表示决心，元匡先给自己制作了一幅棺材，然后准备抬着棺材去皇宫大殿，揭发高肇的罪恶。如果皇帝还不听的话，元匡就准备在大殿之上自杀，以死劝谏。高肇得知消息，急忙拦住元匡。元匡指着高肇的鼻子破口大骂，骂他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惜，元匡的一番苦心还是没能叫醒装睡的宣武帝。因为元匡的举动，高肇一党的御史中尉王显弹劾元匡侮辱、诋毁宰相高肇，应该处以死刑。宣武帝毕竟没有昏庸到亡国之君的程度，知道元匡是一片公心，于是下诏，赦免了元匡的死罪，但降职为光禄大夫。
扶植高肇打压元氏诸王的做法，绝不是因为宣武帝元恪昏聩。这里的元恪，思维非常清晰。对元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坐稳皇位，巩固皇权。在元恪的认知里，高肇再专权，再权倾朝野，也不会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因为高肇出身寒微，其现在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自己。这也意味着，自己可是随时收回这些权力。能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的，只有元氏诸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压自己的兄弟、叔伯等人，就是元恪的首要选择。可惜的是，这里的宣武帝，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或者说，根本没在意过，因为高肇的专权，因为高肇的肆意妄为，对国家、对政权、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而由于宣武帝的放任，高肇等人越发胡作非为，导致北魏朝政日趋混乱，国力也逐渐衰败。受不了宣武帝和高肇的有意打压，这年八月，宣武帝的弟弟，京兆王元愉，发动了兵变，并自立为帝。
如果您觉得本篇文章尚有可观之处， 作者简介：李永田，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创作及出版工作多年，出版多部中国传统文化类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古文鉴赏》、《中国历代散文名篇鉴赏》、《国学经典》（诗、词、曲、赋四册）、《唐宋名家诗词赏读》（全十二册）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