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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到19日，在浙江丽水市青田县召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13个国家的农业部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19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7个国际机构高级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将出席会议。这也是20年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国组织召开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会议。 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会选在青田举办？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有何意义？这要从20年前说起。 为什么是青田？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概念：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即具有重要历史人文价值、对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对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来说，2002-2005年间，正是将这一概念的保护倡议逐步转化为项目落地的行动阶段。 与菲律宾、突尼斯、秘鲁和智利一同，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被专家组遴选作为全球环境基金的项目试点。2005年，青田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早在1200多年前，青田当地居民就开始稻田养鱼。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资源复合利用系统。在该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和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系统大大减少了对化肥农药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实现了稻鱼双丰收。不仅如此，稻鱼共生系统衍生出的独特文化也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中，青田人在祭祀天地神明“尝新饭”的时候，会摆放几条烧熟的田鱼，鱼灯舞已经成为当地居民节日庆祝的主要节目。 彼时，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闵庆文全程参与了青田项目的考察工作。他还记得，最初与专家组一同造访青田县方山乡时，当地的农民们都很惊讶。“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在稻田里养鱼的，怎么就成了文化遗产呢？”当时的他们并不能十分懂得稻鱼共生系统的真正价值，只知道稻田里养的鱼很好吃，连鱼鳞都可以吃，红色的鱼还挺好看。“我们就用科学的观念跟他们解释，让农民们重新审视这些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建立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到稻鱼共生是个宝贝。”闵庆文说。 授牌后的最初五年里，青田县邀请闵庆文团队编制了“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发展十年规划，搭建形成了保护的总体框架。2015年，青田完成了全球环境基金项目各项预定目标，顺利通过验收评估。次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何塞·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来青田考察，认为稻鱼共生系统“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合理整合利用资源，协同增效，树立了全球典范。” 对当地人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不少青田人纷纷投身稻鱼共生产业。比如法国归国华侨金岳品以“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稻田养鱼，带动周边农户80来户。徐冠洪创办公司，先后在青田县仁庄镇和方山乡建立稻鱼共生生产示范基地110亩、青田田鱼孵化育苗基地120亩。厄瓜多尔归国华侨杨小爱打造“世界农遗中小学生研学营地”，包括农遗文化酒店，农遗试验田，农遗乐园等设施。方山乡人伍丽珍经过培训扶持，在种稻、养鱼、做田鱼干的基础上开了农家乐，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几年时间，家里盖起了5层楼，还在县里买了房。目前，“青田稻鱼米”“青田田鱼”均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稻鱼米的价格从原来的每斤2-3元提高到每斤10多元，亩均增收近千元。 传统农业系统在新形势下该如何发展？青田给出了一个答案。正是得益于这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展现出的魅力与活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受到重视。而在其之后，先后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64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此，举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青田当之无愧。 农业文化遗产有多重要？ 截至目前，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中国以18个项目位居第一。浙江省是国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省份。自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后，2013年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2017年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也分别被纳入名录。 闵庆文有时不得不解释，为什么农业文化遗产如此重要。十几年前刚开始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就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我们都在发展现代农业，搞农业文化遗产这不就对立起来了？“当时我也有这种疑问，后来不断地想稻田养鱼是传统农业还是现代农业，当一亩地可以产一百斤鱼，收入一万块钱的时候，它不算现代农业吗？”闵庆文反问。 在他看来，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并不是对立的，现代化的标准是多维度的，生态化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部分恰恰可以从传统农业里汲取经验。“我们如今看到的稻田养鱼，和1200年以前的稻田养鱼是不一样的，它受消费需求的变化而变，受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农业文化遗产理解成是旧事物，我们给它的定义是历史时期形成、不断发生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闵庆文说。 同时，任何一个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它的独特优势，只有探索出一套适用的价值评价体系和规划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比如湖州的桑基鱼塘，核心产品就是鱼和蚕桑。但如今，蚕桑的主要产地已经从太湖流域转移到了广西、四川，因此再在湖州谈论蚕桑的产量是不合时宜的。而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并不以生产大量蚕桑为主要目的，而是将蚕桑作为附加产品，开拓其研学、旅游观光功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历史文化，进行科普教育。 闵庆文的观点是，目前看来，任何一个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好的遗产地，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既涉及农业部门，也涉及生态环境部门、文化旅游部门、水利部门等，只有将农业文化遗产当成区域发展问题来对待，才能真正挖掘其潜在的价值，让当地百姓获益。 今年是农业文化遗产提出的第20年，召开这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推动国内国际上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进一步认知，同时审视过去20年发展的成绩和问题。闵庆文介绍，此次会议，中国18个遗产地的地方代表都会参加，可以更好地促进遗产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交流，甚至可能启动相关项目点之间的一对一结对。 在多方努力之下，今年五月，我国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三个项目被认定，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总数从15项增加至18项。而特别的是，这三个项目都是完全由线上评审进行认定的。此次在青田的会议的举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激活粮农组织及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出新冠肺炎的不良影响，探讨新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该如何更好地进行评定。大会过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也许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22年6月24日，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就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宣布了一份包含32项务实举措的成果清单，其中第7项是“举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发起农耕文明保护倡议”。这次会议正是对清单的兑现。 “这20年间，关于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召开过不少会议，最初基本由专家主导，后来转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导，而此次会议是遗产地所在国家牵头的大型会议，遗产地所在国进入到一个主动的担当的角色，中国的经验将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农业文化遗产也许会成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政策。自此，农业遗产的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速度、竞争激烈程度和规范化程度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闵庆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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